政党环境因素制度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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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同我国国体相适应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了切实贯彻这项制度,充分发挥其在整合社会、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等方面的功能，要充分考虑制度运行的环境因素。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奠定我国政党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必须不断完备制度体系，加强我国政党制度运行的机制保障；必须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倡导我国政党制度运行的现代政治意识；必须创建和谐的公民社会，优化我国政党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政党制度运行多党合作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它是同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我国政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代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伟大创新。但是,要切实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和探索性的特点，要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创建和优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

一、完善的市场机制

1、市场经济是现代政党政治中多党共存的前提

从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一般遵循这样的规律：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社会的形成—→民主政治的产生。而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市场机制的展开才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走向成熟，使整个社会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原则，强调“天赋人权”的理念，进而使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竞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这个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当社会阶级和集团之间的政治竞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竞争时，政党便应运而生”[1]P.19.。所以可以认为，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多党共存的前提。

但是，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没有自由竞争，在政治领域就很难有多党共存，前苏联和法西斯国家均是如此。而我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执政党包揽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工作，享有资源的绝对处分权，使党、国家和社会全面一体化，社会利益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不仅没有产生分化，反而越来越集中。在这种环境下，尽管我们的政党体制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但各派根本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土壤，更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参政的合法性。所以，客观地讲，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和执政党左倾路线的冲击，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已名存实亡。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派长期合作共事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出现了“四个多样化”，致使“我国的社会阶级结构、阶层结构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从传统的工人、农民、干部这种比较单一的阶级结构转向了多元化的阶级结构和阶层结构。其中，私人企业主、科技创新人员、科研人员、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以及新兴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这种趋势是与国际发展的潮流一致的，也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当中难以避免的一种普遍化的现象。”[2]这些不同的阶级阶层，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然需要通过政党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居于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目标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派代表他们各自所联系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目的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多样化，并通过政党的整合功能，使各种利益通过博弈协调一致,最终实现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不仅对执政党来说巩固了阶级基础、扩大了群众基础，而且对派来说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长期合作共事的物质基础。

二、完备的制度体系

政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政党制度的高效运行需要科学完备的民主制度体系作保障。

首先，是领导体制和监督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和各派是宪法和法律框架下活动的友党，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历史地看，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前列，走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前列，归根结底是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合法性，而不是强制力,这正是我国政党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所以中共对派的领导只能是建立在提高自身公信力基础之上的政治领导，而不是组织领导。决不能干涉参政党的具体工作和合法活动。同时，中共自觉接受派的监督，是因为派具有代表性和进步性，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完成执政使命。所以派对中共的监督只能是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政治监督，而不是权力监督。更不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因此，改革和完善中共对派的领导体制，要强调对参政党发挥职能的服务作用；改革和完善派对中共的监督体制要强调对执政党提高能力的促进作用。

其次，是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代议制度和选举制度构成了政党制度运行最为直接的政治环境。为此，西方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是中国共产党和派不是竞争型政党，这和西方有本质的不同，可他们合作与协商的平台仍然首选代议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人民政协也是一个重要机关。首先应该强化党团组织在人大和政协中的活动，提高参政党的独立工作能力，并要在人大和政协组成人员的产生方式上有所创新，人民代表大会要进一步扩大界别的比重，使区域性选举和界别选举并重，体现派本身的政治影响力；人民政协要大胆尝试竞选制度，使各级各界的知名人士和进步人士能够在公平公正的机制下参与国家事务的协商，提高其参政的合法性。

再次，是协商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理论上讲，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参与协商的公民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提出各种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最终达到共识，从而在审视各种相关理由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3].P3。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后，已经是一个拥有6800万党员，长期执政达56年之久的大党，在全国占有绝对多数的政治资源。而今天的派总数还不及百万，并且分布在不同的阶层和界别，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相对很小，所以中国共产党和派的合作，从机制上讲只能依靠协商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探索和创新协商民主在多党合作中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尤其要探索协商民主程序的法制化问题，使参政党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切实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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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政党建设一体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在我国由于执政党和参政党二者之间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是一致的，政治意图是兼容的，政治活动能力的提高是相辅相承的，这就决定了执政党的建设和参政党的建设在制度安排上要实现一体化。中共作为领导核心，在思想建设上既要重视自身的理论创新也要关注派的理论发展，改变派理论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在组织建设上既要加强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也要抓紧参政党中骨干分子的培养，巩固派通过协商向政府推荐领导干部的人才基础，不断提高派参政议政的能力；在作风建设上共同树立求真务实的精神，拓宽派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渠道，使中共和派的合作更加适应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迸发出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勃勃生机，体现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三、先进的政治文化

政治学家西德尼·维巴认为政治文化，是指“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4]p.97.。我国政党制度正常高效的运行必须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摒弃封建社会和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不和时宜政治思想。

一是政党的工具观。从现代意义上讲，政党是民众和国家权力之间沟通的桥梁，民众就是通过政党来控制和影响政府行为的。在这里，政党实际上是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人们对政党的认同是建立在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之上，可以通过支持率反映对政党的选择，也可以通过制度对政党的权力进行操纵和控制。而我国的政党最早都产生于体制外，政党的使命一开始就定位在拯救国家和民族，解放人民群众的历史方位，“依党治国”的观念根深蒂固，缺少政党的工具性理念，再加上中国传统“臣民文化”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政党高尚化和政党神圣化的价值取向，民众没有对政党行为进行监督和规范的意识。所以，为了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切实发挥我国政党政治的优势，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现代政治文化的建设，倡导社会主义的“公民文化”，树立政党的工具观，使人民群众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执政和派参政都是为了组织、支持和帮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力。

二是参政党理论。在西方社会，政党政治的成熟和完善是以反对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前提的。在政党政治发展初期，反对党甚至被认为是反动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和大逆不道的。人们对反对党态度的改变是缘于人们对执政党权力异化的警惕，并通过理论上对反对党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分析和诠释，才使反对党获得了合法地位，并由此奠定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成为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现阶段政党政治理论建设主要侧重于执政党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而参政党理论建设却非常滞后，人民群众对参政党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现实性和必然性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甚至对派本身也存在诸多的误解，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中共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等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做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派也应该积极加强理论建设，并与执政党理论相匹配，使派博得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和价值上的认同，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运行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

三是宽容的政治意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社会矛盾在所难免。矛盾和冲突不能靠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压制另一部分的利益来解决，否则将导致矛盾的激化，而应该相互承认彼此自由自主的权利。这就需要人们对他人的利益、行为、观点持容忍态度，树立宽容的政治意识。这种宽容的政治意识对政党之间合作共事意义十分深远。

四、和谐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政党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前提。简单地说，构成政党政治有三要素：公民社会、政党和国家。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短，机制还不完善，致使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出现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态势，这不利于我国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决定了我国政治建设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着力于公民社会的建设。我国政党制度的有效运行与和谐的公民社会是相辅相承，互为条件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要以和谐的公民社会为基础。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派在指导思想、阶级基础和奋斗目标上有高度的兼容性，存在着坚实的合作基础，但我国政党制度的运行在客观上还必须有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因为政党毕竟是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代表，如果没有和谐的公民社会为基础，比如政局不稳，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冲突和矛盾不断激化，甚至发展成为阶级斗争，那么，作为他们利益代表的各政党，势必失去合作与协商的基本前提。所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利益发生了分野，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国合作型的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须以和谐的公民社会为大环境。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构建和谐公民社会的重要保证。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政党已经建立，国家也已形成，公民社会却是弱小的，甚至是缺位的。公民社会的弱小使得公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处于弱势，助长了政党越俎代庖的行为，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政党国家化、行政化，权力失去监督，执政党政府不负责任的现象普遍发生”[1]P.103.。但是政党政治在受公民社会制约的同时，并非是完全被动的。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在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和缓解利益冲突方面往往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在我国引导、培育和建设公民社会是政党的历史使命，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及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并作为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历史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参政党的合作下，努力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疏通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整合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形成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6.

[2].李景治.世界政党的发展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1)

[3].陈家刚.协商民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7.

[4].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7.

[5].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共中

央（2005）5号文件，2005，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