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影像繁荣与文化传播权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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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像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方式，而这些影像大多数来自外来的观察者，他们以他者的身份审视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以自己的眼光和思想来呈现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而这样的做法具有一定局限性，很难保证民族文化被完整地记录和客观地展现。相对于外来的文化观察者来说，文化持有者本身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在这个抖音、微信、快手、哔哩哔哩等新媒体发达的时代，文化持有者借助便捷的影像传播方式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为民族文化的传播开辟了一个新的位面。

关键词:新媒体影像;民族文化传播;文化持有者;文化传播权力

这是一个5G即将到来的时代，智能手机普及率极高，每个人都能通过手机拍摄视频和照片，能够很方便地记录自己的生活、传播文化。并且像抖音、快手、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等新媒体平台为众人所熟知，并且有大量的人使用，所以每个人传播文化的途径也很广泛。新媒体对于文化传播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使其达到瞬时性、广泛性，不受地理条件及其他因素的限制。”［1］

1新媒体时代与文化传播权力的转移

在B站有这样一个UP主(UP主:哔哩哔哩视频平台中视频作者的简称)，她在B站的账号名称是“滇西小哥”，2021年3月她通过B站了一条视频，视频的名称是“云南年猪‘七十二变’，祖辈没有冰箱也有这么多猪肉吃法”。视频时长13分45秒，主要介绍了云南腾冲农村保存猪肉和制作猪肉的各种方法，将云南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内涵展现了出来。而这位UP主本人就是当地人，从小生活在视频所展现的土地上，从小就受当地文化的熏陶，这位名为“滇西小哥”的UP主就是文化持有者。民族文化传播，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民族文化在民族内部的传播，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延续，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保证民族文化能够长久地延续，并且保证其民族文化在延续的同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另一个层面是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对外展示，增强自己文化在另一个群体中的认同感，从而让其他群体更好地接纳自己这个群体。而文化传播过程中，没有真正发掘一个民族文化精髓，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也很难被其他族群接纳和认同。在对内传播过程中，也不能起到很好的传承作用。要想更好地发挥影像传播民族文化的效果那只能从生产影像的人身上下功夫。既然外来的文化观察者拥有很多不足，那就考虑本民族的人，让他们来记录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承本民族的文化，而这个过程就是文化传播权力转移的过程。现在这个时代手机普及率高，并且手机都带有视频录制和视频拍摄的功能，每个人都能借助手机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和生活。而且各种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多途径，文化传播权力也在潜移默化中转移到了文化持有者手中。“二十世纪新媒体的出现意味着传播的现有场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以前网络不发达、没有手机的时代，影像的生产主要依赖掌握专业技巧的电视台编导和电影导演，而这些人大多数是外来者，他们与当地的文化持有者相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外来观察者的不足

外来的观察者往往有着多种身份和目的，他们可能是专业的民族文化学者，可能是媒体人，甚至是普通游客。他们来到一个陌生族群所在的领域，有的是为了完成任务，有的只是为了游玩，而且这些外来者生长的环境和成长方式与他们所接触的族群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每个人的思考方式就会不同。首先是主观意识占主导地位。“通过展现奇特、特殊文化现象的方式吸引观众的眼球，一直以来都是很多民族志电影惯常采取的方式”［3］。外来者都有一种感觉，认为自己的文化地位比其所接触的少数民族要高，所以在拍摄一部影片的过程中，拍摄者往往会以自己的思想为主导，很难站在被拍摄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还有就是这些外来的观察者是受一门学科、一种范式影响很深刻的人，所有的拍摄过程他们都会以自己的操作规范为准，但是很多时候这些理论、范式不一定起作用。主观意识占主导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拍摄者在拍摄某个仪式过程的时候，因为不能及时抓拍到好的镜头，会随意叫停仪式或者是让仪式重演，而这样的行为可能已经破坏了仪式的本身意义，因为有的环节重来可能对仪式的呈现者来说是很忌讳的。抛开高深的意义不谈，这样的行为肯定会消磨仪式表演者的热情。这样一来，所呈现的民族文化绝对不是最精彩的。其次是很难了解一个文化的精髓。作为外来的观察者，没有长时间地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少数的风俗习惯以及文化现象的了解，仅仅通过听说或者是观察的方式来获得，而这种方式仅仅能触及表面现象，不能深入地了解和观察。所以说带着这样的状态去拍摄的影片没有深度可言，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语言不通，还有就是研究方法不对，很难了解一个文化的精髓所在，而这一点无疑是致命的。最后是很难得到信任。一个外来者来到一个不熟悉的族群中间，这个外来者肯定会被那个不熟悉的族群排斥，首先语言方面的障碍造成了思想交流上的障碍，行为方式的差异又给日常交往造成了影响，最重要的还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甚至直接影响交流是否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而这些不同综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后果，这个族群的人不信赖这个外来者，于是他们会有所保留地展示他们的文化，甚至变型展示，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对内部的民族文化产生推动作用，更不能完善向外传播的民族文化。

3文化持有者的优势

“新媒体时代，大众身份由受众向创作者转变，影视人类学赋予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以内部视角表达本民族文化的话语权。”［4］不管是知识底蕴丰厚的影视人类学学者，还是拍摄技术过硬的传媒工作者，他们都不能拍摄出真正完备的影视人类学影片，因为他们是以他者的身份去窥视一个文化，或者说是用一种精英的视角去审视这个文化。但是文化持有者具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外来的他者所不具有的优势。首先是地域优势。文化持有者的地域优势体现在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哪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哪里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文化持有者了如指掌。对于文化持有者所具有的地域优势，笔者是深有体会，在2018年的4月份，笔者到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镇拍摄藏族木碗纪录片。刚到奔子栏的第一天，我们纪录片的主人公藏族木碗传承人益西就带着我们熟悉当地的环境，他带我们来到金沙江边，跟我们说:“你们下来拍纪录片一定要好好展现一下茶马古道的历史，这个金沙江边就是当年的渡口。奔子栏镇就是当年茶马古道的一个重镇，当年马帮走到奔子栏停下来就是特地买奔子栏的木碗，然后再带着大批的木碗走到西藏去卖。我们镇子边上的这个渡口就是当年的一个重要口岸，而且还有我们小时候的美好回忆。”听完益西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感触颇深，要是没有益西这个当地人，没有这个文化持有者，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当地这么有文化内涵的地方。因为益西从小长在这里，他所处的环境变迁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这样的经历是作为他者的我们所没有的，更是我们不能窥探到的。第二是语言优势。特别是在那些不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更是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他者的我们，不懂当地语言，就很难了解一个文化或者是仪式背后的深层含义，不懂当地语言就不能跟文化持有者或者拍摄者沟通，就可能在拍摄过程中错过最佳拍摄机会，以至于不能展现最重要内容。遇到会说汉语的拍摄者还好，可是也有可能遇到不会说汉语但是又极其具有价值的拍摄者，这个时候当地文化持有者的语言优势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还是以笔者2018年的4月份到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镇拍摄藏族木碗纪录片的经历为例，在我们的主人公益西带我们参观完金沙江茶马古道渡口之后，益西又带着我们去访谈一个亲身经历过茶马古道历史的九十多岁老喇嘛，这位老爷爷一句汉语也不会说更是听不懂汉语，但是他知道许多当时茶马古道上的故事以及背后的文化意义，毕竟他是当时的亲历者。要是没有益西带领我们去访谈这个老爷爷，我们可能会损失一位相当有价值的访谈对象，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不会藏语的他者，无法深入地跟老爷爷交谈。当益西带我们来到老爷爷家里，席地而坐与老爷爷交谈以后，我立刻就明白了好多时候文化持有者是作为他者的文化传播权利转移者不能替代的。第三是文化优势。作为文化持有者，他们可以清晰地了解他们生活中的每个瞬间、每个仪式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作为他者的我们所阐释的文化内涵可能会有偏差甚至背离了原本的意义。在2016年笔者全程参与制作了一个壮族的节日志影片《云南省广南县者兔乡壮族三月花街节》，在影片中有一段是展示壮族祭祀九龙神山的仪式，仪式中壮族的布摩穿着壮族的女装祭祀九龙山，最开始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阐释是:以前都是由女人来祭祀，但是女人的心好，经常把祭祀剩下的肉带回家给小孩吃，这一举动会激怒神龙，所以换男人穿女装来祭祀。但是后来一位壮族基层学者看过我们的片子之后指出:布摩穿女装祭祀并不是因为当时女人的举动激怒神龙，只是神龙刚开始习惯了女人祭祀，后来男人祭祀神龙不认，所以男人为了让神龙认可才穿壮族女装。要是没有文化持有者对我们的阐释及时指出错误，可能我们会一直对外阐释错误的文化内涵。可见文化持有者所具有的文化优势是多么的重要。第四是时间优势。学者梁小燕在《星星之火———广西民族博物馆乡村影像培训纪实》一文中提到过“相对于他观影像来看，村民在地时间充裕，很容易完成一个年度周期的拍摄，如果需要修改或者拍摄时间跨度较大的纪录片，也易于操作。这也是以差旅形式开展的他观影像很难做到的。”［5］对于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活动或者是仪式，作为他者的我们肯定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挖掘跟踪。比如笔者在2016年全程参与制作的壮族的节日志影片《云南省广南县者兔乡壮族三月花街节》中展示的九龙山祭祀，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阶段祭祀一次，而是一年内有十几次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动，是一个成体系的、有规模的祭祀过程。但是我们只能选择规模最大的祭祀活动来拍摄，虽然其他的祭祀活动也很重要，但是作为他者的我们没有时间跟踪拍摄，只能舍弃其他的祭祀活动。可是文化持有者就不一样了，所有的祭祀活动就在他的家乡，就在他一年所有的时间安排之中，要想记录这一系列完整的祭祀活动，对于文化持有者来说并不困难。

4文化传播权力转移的意义

把摄像机从他者手中转移到文化持有者手中，对于文化持有者来说，文化传播权利的转移，也就是摄像机的转移，有着无可替代的教育意义。首先是传承了本民族的文化规范。当文化持有者拿起摄像机拍摄本民族的文化时，往往是沿着本民族自身的文化逻辑进行的，从而较好地传承了本民族的文化规范。其次是文化的抢救和再造。好多传统少数民族工艺，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文化持有者接过摄像机之后都会拍摄本民族将要失传的工艺技巧，而且文化持有者也会将保存本民族工艺文化作为接过摄像机的一个动力。在2018年的4月份，笔者到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镇拍摄藏族木碗纪录片的时候，拍摄完木碗加工的工艺流程之后，我们就去访谈给我们加工木碗的手工艺人鲁茸尼玛。来到他家之后，鲁茸尼玛的父亲主动拉着我们参观他制作的佛牌，并且邀请我们拍摄他制作佛牌的过程，他说整个奔子栏现在只有他自己在做这个佛牌了，而且这个佛牌很重要，每个藏族人的经堂里面都会供奉，每个寺庙里面都需要，可是现在做佛牌的人太少了，他说他真的很怕多少年以后这个工艺会消失，如果以后没人会做佛牌了人们又需要佛牌怎么办。于是我们就顺便用手中的机器记录下来了整个流程，把这个工艺流程以影像的方式保存了下来。要是文化持有者自己掌握拍摄技术，他们能够很好地记录和保存文化。

5文化持有者掌握文化传播的权力

文化持有者完全掌握了文化传播的权力，才是文化传播权力转移成功的标志。我们要充分发挥文化持有者们的优势特点，充分发挥他们的地域优势，让文化持有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传承自己感兴趣的民族文化，或者是实现自己的美好诉求。比如益西想要让其他人了解奔子栏在茶马古道历史上的重要性，再比如鲁茸尼玛的父亲想要通过影像传承自己制作佛牌的手艺。在文化传播权力转移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挥文化持有者的语言优势，因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文化持有者所具有的语言优势会减少许多障碍，让文化持有者更深刻地挖掘自己本民族的有趣之处和闪光之处。充分发挥文化持有者们的文化优势，因为作为文化持有者，他们从小生长在自己的家乡，耳濡目染都是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经历是任何知识渊博的学者都不能体会到的。所以说这样的文化持有者制作出来的影片绝对富含无限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文化持有者的时间优势，因为他们真的有时间和精力去跟踪一件真正有意思的事情，而且他们内心深处也是问心无愧的。

结语

B站、快手、抖音、微信等新媒体的发达和影像生产的便捷化，让普通的文化持有者也有了展现和传播文化的机会，民族文化影像的生产不再是电视台编导和新闻媒体记者的专利了，普通的文化持有者也能制作出精彩的视频甚至是影片。“新媒体传播中，受众的参与与文化兼容并举也有着重要联系，在新媒体形式下，各种文化会形成交融的态势。”［6］所以文化持有者们借助自己独特的优势，让民族文化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展现自己文化的同时，也会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从而发展出更加精彩的文化。

参考文献:

［1］胡宇霏．基于媒介事件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J］．中国报业，2021(04):108－109．

［2］龚诗尧，陈刚．他山之石或可攻玉———当影视人类学遇见新媒体［J］．广西民族研究，2019(06):50－57．

［3］陈学礼．以镜头“写”文化: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和被拍摄者关系反思［D］．云南大学，2015．

［4］朱斌，胡凡刚．影视人类学视野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嬗变［J］．新闻传播，2018(17):79－80．

［5］梁小燕．星星之火———广西民族博物馆乡村影像培训纪实［J］．影视人类学论坛，2014(05):10－19．

［6］岳琳．新媒体传播以及受众参与式文化发展［J］．新闻前哨，2021(02):25－26．

作者：宋一凡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