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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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播技术大大推进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由H.A.英尼斯、W.施拉姆、E.罗杰斯等人开启了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相关性的研究。直至九十年代，关于此项课题的研究大约有四个不同的路径。其一是受到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持强烈批判的立场，揭示出传播技术强化并加速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建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依附(E.罗杰斯、H.I.希勒、M.特劳等)；其二是从后工业主义历史观出发，指出传播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造就了后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D.贝尔)；其三是从国际政治及伦理学角度，分析信息资源分享的不平衡，指出南北国家间日益加剧的差距，提出建立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主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MacBride报告)；其四是从后现代主义理论立场，揭示在媒介饱和信息超载情形之下文化变迁和文化认同所面临的困惑和压力(D.哈威)。⑴在世界体系的单极化与多极化的矛盾愈来愈明显的情形下，传播和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和敏感，并由此引出对发展中国家相应的文化策略和传播观念的思考。

传播技术推动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突出的生活现实。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有四个基本特征：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扩张、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调整、世界军事安全秩序建立和全球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成。⑵全球化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前途。一个是世界多极化，平等竞争，合理发展；另一个是世界单极化，建立新的霸权和依附关系。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毫无疑问是要争取前者。

信息传播的新发展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自己的生产及其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⑶传播作为人类交往的形式是同发展问题密切联系的。布罗代尔考察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十五世纪开始建构时，航海交通、货币信贷和印刷术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筑在于不断地创造并扩张着某种“统一的语言”。掌握统一的语言，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⑷所谓“统一的语言”应当是广义的，包括共同的市场游戏规则、货币金融体系、国际交往准则、全球军事力量控制协定和全球传播体系（媒介、语言、符号意象等）。英尼斯将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政治经济史联系起来考察，重点研究了加拿大与欧洲、美国的传播关系及其对于运输和贸易的影响，揭示出传播技术对于社会体制、权力、知识系统的决定性作用。他在《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等著作中阐明了传播媒介的优势不仅造成新的权力统治形式，而且会导致新文明的出现。杜波夫以十九世纪美国电报业和总体经济发展的关系为研究个案，说明电报改进了市场的功能，加强了竞争，同时也刺激了垄断的形成。随着电报传播提供的技术便利，大规模商业运作、交易保密、时空控制和区域市场集中都成为必然的结果。⑸现代传播技术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有天然的联系。

现代社会的发展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形成过程。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发展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同历史进步的信念联系着。这是一种关于人类完美理性和历史发展完善化相统一的信念，可以称作“进步目的论”。当这一信念被诸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人均收入、工业输出量、资本回报率、城市化程度、公民识字率、国民教育水平以及电话电视拥有量等量化指标所标示的时候，发展的实质即资本主义全球化则容易被掩盖。资本刺激并利用科技进步，通过市场运作机制，实现对全球资源和生产财富的配置。这种配置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按布罗代尔、华勒斯坦等人的观点，资本主义恰恰是产生于市场竞争，最终又转而遏制竞争的趋于垄断的体系化力量。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过程也是连续的霸权争夺转移过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程度，实质上是以其融入全球体系的广度和深度来衡量的。依附理论认为，发展分为两种情形。一个是处于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地位的国家，主要凭借对全球市场和先进技术的控制而获得自我推动的力量。另一个是那些处于半边缘或边缘地带的国家，主要通过对前者的依附关系(技术、资金、管理、文化及国际政治等各个层面)而取得发展。早期的依附理论曾寄希望于这种依附关系会随着发展中国家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和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而得以解除，由此出现世界多极化的局面。但是，本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实际发展情形却说明，科技进步的力量（包括传播技术）缓解了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更强的分化和吸附作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不只是技术、资金和管理方式的一体化，它还包括一系列市场运作游戏规则、文化符号和行为价值系统的一体化，它促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新的利益格局。这些正在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形成巨大的压力。

传播技术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并且制造出世界霸权。十五至十六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海上霸权依赖其优越的航海技术。当时海上航线是沟通全球物资和信息的主要通道。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初显端倪。英国在十八世纪末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建立其霸权，主要依赖于它在各大陆建筑的铁路交通和电缆电报系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霸权受到来自美国和德国的挑战。交通及通讯技术此时得到更大的重视并完全服务于地缘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尽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德国和日本急速推进军事工业，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攫取世界霸权，英美同盟国却得宜于他们横跨欧亚大陆的电报、电话通讯网络、先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雷达监测技术，取得了二战的胜利。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在微电子技术、空间技术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卫星传播、电子计算机网络及光纤技术等传播技术带来了新的商贸机会，这使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得以通过跨国公司扩张、高科技垄断，攫取超额利润，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实施分化、排斥或吸附。西方强国通过将工业经济形态转向知识经济形态，而缓解了国内的能源、市场供求危机，调整了本国劳动力的分工比例，提升了全民教育、社会福利保障水平，摆脱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事实上，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几乎是同步推进的。休杰在他新近出版的《1844年以来的全球化传播：地缘政治与技术》一书中详尽论证了传播技术同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霸权更替的直接关联。他写道：“如果信息是一种权力，那么谁掌握了电子传播系统，谁就可以对全世界发号施令。旧的地缘政治的概念必须扩展开来。支配世界经济不必通过控制疆界，更确切地说，它主要通过对经济体系的剩余产品的不合比例的分享来实现。”⑹对信息资源的不平等占有必然直接导致对其他资源和财富的不平等占有。这是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铁的事实。

传播建构晚期资本主义文明与霸权

英尼斯在五十年代曾经把历史上的传播媒介分为偏于空间的质重的和偏于时间的质轻的两类。前者如碑石、雕刻、建筑、铸器等，往往适应于等级森严的王朝对于有限区域的强制统治。后者如便于书写、便于批量制造和携带的天然草纸、人造纸张等，则适应于文化的扩张和传播，这便于建构一个版图辽阔、并有统一宗教道德信仰的帝国。⑺他当时的分析尚嫌简略，但是他已洞察到媒介的物质技术形态对于社会组织形态及文化传播的先决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电子传播兼具时空优势，是建构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主要工具，也是资本主义霸权争夺的主要领地。

在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对于海底通讯电缆的庞大投资使它几乎控制了全球的电子传播网络。北美大陆的通讯电缆，名义上为美国拥有，实际上却是由英国投资建成。横贯英国本土、北美和德国的通讯电缆均需经过英国，大部分要经过伦敦，这使得英国可以十分方便地进入北美和欧洲之间的通讯领域。美国对于英国在电子传播领域的支配地位的挑战是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展开的。首先是美国海军强烈支持发展更加复杂的低频无线电通讯技术，以打破英国对电缆传播的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海军继续支配了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决策思想。在凡尔赛和约谈判期间，美国政府就预见到未来出现霸权竞争的主要领域在石油生产、商业航海和电子传播。于是通过支持本国通讯业的垄断公司大力发展新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并且利用德国作为战败赔偿的电缆生产而打破了英国的控制。但是美国当时将低频长波通讯用于军事，中频中波用于商业广播，误以为高频短波是无用的。这一错误使美国取代英国霸权的时间表延搁了十年！这其间英国抓紧在高频无线电通讯技术和电视技术领域里持续作大的投资、研究开发,这使英国在雷达和电视技术方面成为领步者。雷达和电视技术之间互为影响，综合形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这刺激了军事和民用生产的革新，并在二战时的空战中给英国提供了监测预警保护，延缓了它帝国地位的衰落。当三十年代末雷达出现之时，英国已改变了它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意识到霸权的建立毋需再通过领土占领来实现。直到二战之后，美国才有机会对英国的电子传播支配地位的发起第二次挑战。这一次挑战是直接由政府资助的外层空间计划和同步通讯卫星的技术引起的。

美国在通讯卫星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使它得以在1964年组建了由19个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梵蒂冈)参加的国际通讯卫星组织。其中美国占有61%权益，西欧占30.5%，加、日、澳占8.5%，预留给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仅有17%。至此美国取代英国夺得了电子传播领域的霸主地位，实现了对信息资源的分割。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美国在计算机数码技术领域里的再一次历史性的突破，确立了它在计算机硬软件、网络传播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随着数码传播技术的日臻成熟，光纤通讯显示出通讯卫星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已建成了横贯北美、欧洲、澳洲和日本的跨洋的光纤通讯干线。这便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21世纪的信息经济奠定了技术基础。⑻最近发生的两次区域性战争，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又一次证明，西方国家并未完全放弃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而是在新的电子传播技术条件支持下，强化了军事打击能力和整体反应能力，赋予地缘政治以新的含义。信息传播技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成功应用，大大增强了西方国家对于世界政治版图的实际控制力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影响力。

电子传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进也有深远的意义。以全球化电视工业为例。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跨国电视工业兴起。全球化电视既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动力量，又是由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建构的文化-意识形态力量。通过全球电视新闻、电视专题节目、电视连续剧、电视教育和电视服务，使世界各地和各个文化范畴中的人们进入到共享的视听情境中。这不但直接刺激了全球电视生产、节目生产、卫星发射和节目市场，而且为跨国公司的“世界品牌”广告商培殖出亿万受众-消费者。电视从单纯的大众娱乐教育工具转而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和生产体系的关键环节。全球电视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进程、文化认同及日常生活方式的态度，并对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七十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西方市场饱和、石油价格上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挑战、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危机，从而转向通过压缩市场时空来进行全球市场扩张的策略。压缩市场时空意味着生活节奏的加速和生活空间边界的突破，这使消费市场的容量扩大，周转加快。由全球电视所推动的全球消费市场，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后福特”形态的转变。“后福特”形态的生产具有对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类型的较灵活的适应性。它是将新的产品设计和生产、新的金融服务、新的市场促销等要素整合起来，总体上提高了商业运作、技术革新和组织管理的效率。⑼把这些因素整合起来要靠传播技术。信息不仅对于商品生产有关键的引导作用，而且信息和知识本身也可以成为商品。迪松与休菲雷斯指出，充分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四个关键性的特征，即去限制(de-regul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协同(synergy)和集中(convergence)只有依靠电子传播系统才能实现。这些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因素既可运用于公司的灵活管理、及时的决策调整，又可运用于国家政府政策的实施。⑽现在电子网络商务成倍地迅速增加，其势头和影响的深刻程度又大大超过了电视工业。电子网络商务对电子传播媒介的整合能力更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交互反馈性更佳，更利于精确监控和统计。在它的发展初期，虽然面临着安全保护和集中控制方面的诸种问题，然而它对于全球化的市场和生产体系会带来新的变革。可以预见它在21世纪，既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技术基础，也可能成为美国霸权遭遇挑战的领域。

从八十年代以后传播业也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行业一样，突破了旧的格局限制。电视、计算机、电话、通讯卫星和光纤通讯技术的结合，多媒体合成、数码转换技术成熟，推动文化、教育、娱乐全面市场化。企业和政府从中看到了无可估量的市场前景。这进一步导致各国原来坚持的公共传播服务的政策和对传播业市场化、垄断化的限制政策产生转向，即改为采取更适合市场需求、鼓励竞争和投资、鼓励媒体兼营兼并和跨国运作的新政策。在七十年代中期，德国、法国、荷兰的公共服务电视均占其本国电视市场份额的100%，意大利占91%，英国占52%，到了九十年代，公共服务电视所占市场份额均大幅下降，德国为69%，意大利为46%，法国为33%，荷兰为58%，英国为48%。⑾不仅国营的公用服务性的传媒在市场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而且这些公营传媒本身也在转向市场化运作机制。传播消费的需求也因之提升，并呈现出更多样化的市场分层。

九十年代全球传播界最令人注目的是媒介合并而产生了庞大的媒介帝国。1989年美国时代公司与华纳公司合并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媒介集团，形成了价值250亿美元的市场资本。接着在1995年，时代-华纳集团又兼并了CNN。1993年派拉蒙电影公司与维尔凯公司合并，资本达170亿美元，成为继时代-华纳集团、新闻集团、德国贝尔特斯曼集团和迪斯尼集团之后的第五个最大的媒介集团。这些庞大的媒介帝国的五分之四为美国资本。传播学者穆多克指出全球化的资本集中包括工业集中、服务业集中和传播业集中。⑿默多克（R.Murdoch）的新闻集团就是典型例子。它将英国的BSKyB、澳大利亚的SevenNetwork、美国的FoxTV揽于旗下，而且通过与20世纪Fox公司和StarTV的合作取得了庞大的影片和录影资料库，使它的娱乐传播网络具有难以估量的效能。它还与BBC、CNN合作进入到全球新闻服务领域。

由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使全球化时代出现更大比例的失衡和新的霸权争夺吗？这种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严峻的现实是南北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科技的革命，使它们之间历史形成的鸿沟更加扩大了。在传播资源的占有量上，世界10%的人口拥有着世界媒介和信息资源的90%。尽管在八十年代初期国际社会强烈地意识到国际间竞争的压力，呼吁建设“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世界信息和传播的新秩序”，然而今天现实中的人们仍然面对着西方强国传播优势的更大幅度的倾斜而倍感困扰。

传播观念和文化策略的反思

科技进步和全球市场化趋势无可逆转。当这一趋势与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产生冲突，与其民族文化传统形成抵牾之时，便产生了相应的文化策略。文化策略是指特定民族-国家对待现代化的科技生产方式、组织管理和体制架构、意识形态、语言-文化价值观的因应办法。五十年代以来实施过的文化策略有：追随-同化策略、超越策略、选择-参与策略和分离策略。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采取追随-同化策略的国家，多数均有殖民统治或者被占领的历史，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已经初具西方化的基础，其主导国家经济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与西方国家已紧密联结，意识形态上已认同西方价值观。超越策略的采取基于政治和文化的对抗。如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试图通过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治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和区域国家联盟，用指令式集中资源的方式同西方竞争，以便在一个压缩的时段中超越西方。直至八十年代末，计划经济基础瓦解、国家政治制度改变、区域联盟解体，宣告了超越策略的终结。随之这些国家纷纷转向追随-同化策略。

所谓分离策略是对于西方化和现代化的怀疑或排拒。印度的甘地主义和伊朗的霍梅尼主义是比较彻底的分离策略的代表，将反西方、反现代化的价值选择和反殖民主义、反城市文明、反商业功利主义、反世俗文化的立场结合起来。分离策略的实施往往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固守传统价值。印度和伊朗均通过重归宗教传统来达调动文化资源，对抗全球化。当这些国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社会原有结构的承受力达到极限之时，分离策略是舒缓内部危机的办法。中国曾经一度追随苏联，信奉超越策略；其后在二十年中又转向近似分离策略。但中国从未放弃历史进步的信念和在综合国力、生产力及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赶上西方的愿望。因此中国在文化革命之后，较为顺利地从分离策略转向选择-参与策略（即改革开放）。

选择-参与策略是应付全球化趋势采取的积极而省慎的态度。其内涵是：激励市场经济活力和保持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扩大国际市场参与和适度的贸易保护相结合，以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维持社会稳定、必要的行政效率、国家信用和社会公平。通过选择采用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现代科技、管理、制度而有步骤地参与全球化进程。问题是，在追求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如何保护本民族-国家的利益、文化价值系统的完整性和社会政治的稳定。这一策略在技术、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上并非同步推进。在科学技术等直接刺激生产发展，优化管理的层面大量学习引进、急速发展以积累国家经济实力；在制度文明层面坚持基本的政治制度，谨慎吸收选择、渐次改革试行；在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层面坚守既定世界观和价值观，利用民族传统资源，排拒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这种文化策略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念和传播体制。

全球化带给发展中国家极大的政治和文化的压力。这导致国家权力对传播媒介进行严密监控，从所有权到经营权，从节目规划制作到发行审查，甚至到指令性消费，全面而高度集中，从而保证了利用媒介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的效能。因此传播媒介作为权力话语与管制合法化标志，高于其作为社会服务的公器的意义。前苏联解体和政权更迭的教训似已说明，传播媒介的失控是政治全面失控的肇始。相比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无论大众传播的国有化程度怎样，都仅仅表现为公共资本的占有比例、公共服务导向及节目品质控制。传播媒介表现着社会的多种利益诉求，对于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直接影响力相当有限。实践上的这种差别源于不同的传播观念。

西方的主流传播观念是体现在《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规约。然而这种表述的理想信念和实际传播体制运作不尽一致。西方传播学者充分注意到西方传媒在东欧剧变、柏林墙坍塌、海湾战争等事件中的倾向和引导作用。施莱辛格指出，即使在西方，新闻并非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组合起来的现实”。新闻是通过报道选择传达意识形态的世界观。⒀加顿和鲁杰说明了在西方世界里不言自明而优先的四种新闻价值：精英国家参照、精英人物参照、个性化和否定性。⒁斯特豪在对美、苏、日、德、意、印、中等国主要新闻节目进行跨文化研究时作的统计表明，政治和文化差异在报道重点上是明显的。拿美国来说，新闻里有大量的对政府和人权状况的批评，有强烈的“煽情主义”倾向，集中报道突发事件、灾难、犯罪。而在印度和中国的新闻报道中，更多的是“发展新闻”和科技信息，更多采取正面观点。⒂当西方国家标举“新闻和言论自由”，攻击传播控制的集权主义之时，发展中国家也强烈主张传播的“社会责任和舆论导向”，批评西方价值中心论和商业功利主义。当这种争论沿着“冷战思维后遗症”进一步推衍就会被升格到人权与反人权、颠覆与反颠覆的极端。

那么是否可能将讨论从意识形态话语转换为知识论的话语？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播媒介并不只是意识形态或特定文化价值观的载具，它更是作为知识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作为现代社会中组织和个人的反思性实践的工具，作为社会公平参与和合法监督的公共空间，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作为国际合作与生存发展的领域。事实上全球传播网络已使各国互惠。如欧洲视觉新闻交换组织(ENE)等已在几十个国家间执行了提供新闻片断的协定。即时新闻报道现已成为全球新闻业的追求目标，全球化新闻在全球性生态问题、金融危机、区域冲突、跨国犯罪等方面的报道显示了预警作用，也积极传播了国际和平、环境保护、科技进步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媒介体现着越来越多的共性。

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多渠道的即时的真实的信息，自由的灵活的开放的思维与交流，是知识创新的基本条件，也是未来知识工作者的良性生活环境。现代社会的机制，如市场竞争、风险机遇和效益评估等，都必须由组织和个人独立决策。这里所说的组织，不同于高度行政一体化社会的政治集团或所谓“单位”，而是合法运作的独立利益实体。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实践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行为特点。反思性是对自我行为效果的即时的持续的监控和校正。反思性实践当然不可能依赖“上级的指令”，而只能依靠对于信息的捕捉、分析。倘若社会的信息环境是高度集中的、偏倚的、单向度的，势必造成整个社会的实践活动盲目而迟缓。⒃未来社会的国家政治稳定，也需要通过公民的参与和监督取得执政的合法性，需要各种利益实体的对话、谈判、妥协以求取各方的合作。传播的公共空间便是这样的对话圆桌。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多元的反馈和参与交流，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使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目标一致，是至为重要的。以特劳的话说，我们应把话语定义为通过意义交换以达成协商的现实的符号化过程。⒄

传播媒介在总体上应当为全社会的经济文化进步、推进政治民主化和保护本土传统文化作出积极努力。在这一点上东西方似乎没有分歧。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特定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及发展策略的差异的缘故，在媒介体制和功能实施方面难以取得共识。西方普遍认可的传播自由，是指没有检查制度、许可证和政府其他的控制，以便公众有不受妨碍的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接受新闻、思想主张、教育和文化传统的平等权利。然而当这些自由具体到对于新闻媒介来说是否有从任何信息源获取并传播信息的自由，是否应当避免媒介资本拥有者和广告商隐蔽地操纵受众，媒介是否应当坚持否定批评的编辑方针等问题，则没有明确的统一意见。即使西方传播界的左派学者，极力打破对传播自由的粉饰，持续揭露其实际运作的不自由，(一些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如议题设置、把关人、沉默的螺旋等模式也不同程度暴露了非完全自由的实情)，但却是从更激进的立场追求传播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从相对保障传播自由的规约中获得了不少益处：对于掌权者和施政集团或机构的密切的公共监察，向社会公众提供关于掌权者的充分信息，即使这种信息的提供因为迎合市场趣味而过分侵犯到个人隐私；给予公民自由表达观念、信仰的机会；保证社会组织和个人处于信息丰富的便于自为自决的环境中；为文化和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反思、变革、创新提供有活力的和具宽容弹性的空间。传播的多样性使潜在的对立的群体可以通过交流增加理解而限制了社会冲突，为边缘的少数人的利益和观点提供生存和表达机会，因此而增加了社会的丰富性、自我调适性。

一些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传播媒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团结，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必要的自我约束。麦奎尔指出，任何掌权者都强调传播媒介应心照不宣地支持维护社会秩序。问题是，多元的社会不只有单一的支配秩序。媒介应当通过关注社会不公平状况而促进社会改良和整合，而不应当鼓励、渲染罪案或违法行为而破坏法制和秩序。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战争、国防机密、恐怖主义威胁、外国颠覆等)，传播自由应当根据国家利益受到限制。在关于性、暴力和语言使用等涉及基本道德、公正和趣味的问题上，媒介应当按照为人民大众普遍所接受的准则对传播内容进行控制。同时，传播的内容和语言应当体现出人民的现实生活。媒介应当致力于弘扬本国的文化遗产，积极推动文明教育，鼓励高品质的文化创造。他主张扬弃旧的传播观念，在传播制度、职业伦理等层面进行变革。⒅这些观点是可以为我们所汲取的。总之，全球化的传播网络，一方面造就了美国的霸权，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世界多极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并孕育着新的社会形态，即由知识取代资本主导社会的形态。⒆我们需要调校原有的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视角，以新的观念、开放的姿态进入全球化传播时代。

注释：

⑴这些研究见于以下文献：E.罗杰斯(Rogers):CommunicationandDevelopment:CriticalPerspectives.BerelyHills,Calif.;Sage,1976.H.I.希勒(Schiller):CommunicationandCulturalDomination.NewYork,InternationalArtsandSciencesPress1976.M.特劳(Tehrauian):DevelopmentTheoryandCommunicationPolicy:theChangingParadigm,inG.J.HannemanandMelvinVoigt(eds.)ProgressinCommunicationSciencesvol.1.Norwood,NJ:Ablex1979.UNESCO:ManyVoices,OneWorld:CommunicationSocietyTodayandTomorrow.Paris:UNESCO,1980.D.哈威(Havvey)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AnInquiryintotheOriginsofCulturalChange.Cambridge,Mass.Oxford:Blackwell.1990.

⑵参阅A.吉登斯(Giddens):TheConstitutionofSociety.CambridgePress.1984.TheNation-StateandViolence.CambridgePress.1985.

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⑷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6章，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⑸R.杜波夫(R.DuBoff):TheTelegraphandtheStructureofMarketintheUnitedStates,1845—1890.ResearchinEconomicHistory.8(1983)pp.253-77

⑹P.J.休杰(Hugill):GlobalCommunicationsSince1844:GeopoliticsandTechnology.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9p.2

⑺H.A.英尼斯(Innis):TheBiasofCommunication.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51

⑻同注5.pp.224-39

⑼D.Harvey: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Blackwell.1989.P.147

⑽参阅K.D.迪松(Dyson)和J.休菲雷斯(Humphreys)(eds)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s.Routledge.1990.

⑾ChrisBarker:GlobalTelevision.Blackwell.1997.p.32

⑿G.穆多克(Murdock)RedrawingtheMapoftheCommunicationsIndustries:ConcentrationsandOwnershipinTheEraofPrivatization.InM.Ferguson(ed.)PublicCommunication:TheNewImperatives.NewburyParkandLondon:Sage.1990.

⒀P.施莱辛格(Schlesinger):PuttingRealityTogether.London:Constable.1978.

⒁J.加顿(Galtung)和M.鲁杰(Ruge):StructuringandSelectingNews.InS.CohenandJ.Young(eds)TheManufactureofNews.London:Constable.1973.

⒂J.斯特豪(Straubhaar):WhatMakesNews:Western,Socialist,andThirdWorldTelevisionNewscastsComparedinEightCountries.InF.KorzennyandS.TingToomey(eds.)MassMediaEffectsAcrossCultures.NewburyParkandLondon:Sage.1992.

⒃参看拙著：《论传播与反思性》。

⒄M.特劳(Tehranian):CommunicationandDevelopment.InD.CrowleyandD.Mitchell(eds.)CommunicationTheoryToday.PolityPress.1994

⒅D.麦奎尔(McQuail):MassCommunicationandthePublicInterest:TowardsSocialTheoryforMediaStructureandPerformance.InCommunicationTheoryToday.PolityPress.1994.pp.249-51.

⒆资深的美国管理学家P.F.德鲁克(Drucker)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认为，世界正处于向着“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中文本，张星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