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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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分析

媒介分析更侧重的是“丝绸之路”本身，作为一种高度具体化的技术手段，它是华夏文明传播实现的现实途径和渠道。

“丝绸之路”是连接东亚、西亚和地中海的一条世界贸易的古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和芬首命其名。在我国古代，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共有三条：

最主要的一条即是指西汉张骞始而开辟的东起长安，西达大秦（印度），横贯亚洲的陆上通道。这条“丝绸之路”是汉武帝为了联合中亚地区的大月氏人共同抵抗匈奴而派张骞开拓的。此后，汉朝大规模经营西域。进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边开辟正规的驿道，并向西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以外，与中亚、西亚、南亚原有的道路衔接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于丝绸西传的“丝绸之路”也形成了：它是连接亚、欧、非三个大陆的大动脉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被人们称为世界文明的摇篮的四个亚非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以及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希腊和罗马，都是“丝绸之路”所通达的地区。

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一条直线上形成了许多条类似射线的路线，其中的一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而另一条可达伊拉克，进而跨越叙利亚沙漠，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帕米拉、安都奥克等地，并可以从这里取海路到达罗马。在穆斯林初期的前倭马亚朝时代，“丝绸之路”进而从开罗通过北非沿岸西进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我国的造纸术从巴格达传至开罗后，一方面由意大利传入德国，一方面又由摩洛哥传入法国和英国，这正是因为“丝绸之路”远达伊比利亚半岛的缘故。

和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齐名的还有一条传播中国丝绸和交流其它商品以及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我国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通过陆路与世界各国交往贸易的同时，我国还通过海路与亚非各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这条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有东海和南海两条起航线。南海起航线东起中国的扬州、泉州、广州等港口，连接东南亚，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天竺（今印度半岛各国），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达大食（阿拉伯帝国）。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和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当时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这条以传播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播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播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东海起航线以山东的登州为起点，跨黄海、抵朝鲜，再东渡日本。

除了这两条以外，连接东西方的纽带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西南丝绸之路”。早在上古时期，西南各族的人民出于交换产品、相互往返的需要，开辟了一条从成都地区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这条古道比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及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还要早些，而且是我国西南地区与西欧、非洲距离最短的陆路交通线。“西南丝绸之路”使用骡子作为运输工具，将已经蜚声世界的蜀地和云南丝绸运至印度，又转运至欧洲。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正好与今天的川滇、滇缅、缅印公路的走向大体一致，并且有一些段落重合在一起，它所经过的地区历史上曾分布有六个少数民族，因此，可以说这条古道在当时是一条各民族往来的走廊。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条以主干道为依托而形成的具有辐射性的四通八达的商道。“丝绸之路”被认同并投入使用的最初动因是人们需要利用它进行物物交换，然而同时信息的传播也随着物质的交换在相同的时空产生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信息遵循了一种自高级文明部落向次高级文明部落流动的秩序。

二、控制分析

传播者或者叫做把关人也许是在有关“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内容了。丝绸古道上的所有关于传播者的叙述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神话的外衣。最早的传播者可以算是周穆王了。虽然关于他的“西行见西母王“的故事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但在人们的头脑中揭开了西行的一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上的商贾、使节、僧侣、以及屯田戍边的官兵等各方人士，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1.商贾

在各种有关“丝绸之路”的史料中，商贾是在“丝绸之路”上来往最频繁的一群人，也是为数最多的一群人。商贾往来于丝路，早于张骞通西域。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已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告诉张骞，这些货物是“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就是说这些货物来自“身毒”这个国家，而据考证，“身毒”的位置在今天的云、贵、川一带。由此可见，在丝路开辟前，已有中国和印度商贾往返于中国与南亚、中亚的千里交通线。

西汉时，丝路的开通使西域各国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商贾往往假借汉使的名义赴西域从事贸易，携带价值万金的丝绸等物资前往西域各国换回珠宝等物品。丝绸的大量外销，对输入地区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千多年来，丝路上东来西往的商贾不绝于道，但留下的具体记载并不多，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真实生活。生活的艰辛和风险，疾病和野兽的侵袭，盗匪的劫掠和屠杀都挡不住超额的商业利润。他们为中国和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他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古文明传到了西域各国，又将西域各国的古文明带到了中国。一千多年来，友谊之桥很大部分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架设起来的。

2.使节

中外使节是“丝绸之路”的文明传播中最自觉的一类。从唐代文化交流的先驱鉴真到唐代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文化友好使者杜环，再到14世纪畅游非洲大陆的汪大渊，最后到历经七次西洋的明代航海家郑和，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传播了礼仪之邦的种种先进文明。

杰出的中日交流使者鉴真是唐代扬州人，14岁出家，20岁成为佛门高徒。他作为律宗的一名僧人，深入研究了佛教中严守戒律这一宗派。由于当时日本佛教戒律制度尚未确立，因此日本政府请鉴真出使日本讲学。冒着恶劣的自然条件和55岁的高龄，鉴真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地将最成熟的唐代文明介绍给了日本。他带去了许多书籍，传播了医道，讲授了建筑知识。日本的唐招提寺就吸收了唐代建筑的最新成就。此外，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在文学、雕塑、绘画、书法及榨糖、制酱油、豆腐、缝纫方面对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僧侣的往来也传播了文明的种子。三国僧人朱士行是中国西行求经第一人，此后，西行僧徒日众，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他们舍身求法，不仅对佛教经籍的流传而且对古代东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3.移民

在以传播为己任的主流传播者之外，还有一些传播者的传播行为的发生是无意识的。这其中就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境外的中国人。

在汉朝以后，由于连年战乱，一些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逃到了日本，他们被称为“归化人”。这些人有不少技术人才和士人出身，他们向所居住地区带去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从西域往外迁居的中国人也都无形之中将华夏的文明传至各地。据载，早在公元2世纪末中国人就迁居到了亚美尼亚边境，其中一些还成了当地著名的家族。

4.战争的领袖和士兵

军队在战争中是破坏者，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又是文化的传播者。13世纪的时候，蒙古帝国兴起并不断向外扩张。后来蒙古军攻下了巴格达，建立伊儿汗国，它以大不里士（今伊朗境内）为首都，疆域以波斯和小亚细亚为中心。蒙古西征时征集了大批中国的抛石机手、炮手、弓弩手从军，并带去大量火药武器。蒙古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和这些先进的火药武器及制造技术的传入不无关系。伊儿汗国时期，波斯在史学方面成就最高，出现了一些历史著作，最著名的是丞相拉施都丁负责编纂的历史巨著《史集》，有两位精通天文历法与历史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参加了该书的编写。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时候战争的胜利补给可以使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加统治，而且还可以使一种文明俘虏另一种文明，毕竟战争的失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文明的发展高低有关。后来，在蒙古军队和阿拉伯国家的对峙中，欧洲人慢慢接触并学会了火药的制造和火药武器的使用。近代欧洲的文明的确得益于古代中国的文明，也得益于蒙古铁骑的西征。

三、内容分析

通过上述三条“丝绸之路”可见，文明的传播经历了很多种形式，比如实物的形式传播，像陶瓷、丝绸、漆器等器物。还有关于技术的传播，像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冶炼技术等，还有伴随着书籍的传播而名扬海外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这些传播，华夏文明沿着“丝绸之路”不停地向着对于他们陌生的区域延伸。

1.器物传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而到汉代，我国就能生产出各种精美的丝织品。中国丝绸的西传到了隋唐时期达到高潮。在约公元4世纪时，欧洲各国的贵族阶层都穿上了美丽的丝质服装。在丝绸西传时，中国丝绸也不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东方的朝鲜和日本。古罗马作家曾赞誉中国丝绸“色彩像鲜花一样美丽。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阿拉伯的《古兰经》曾记载：“中国的丝绸是天国的衣料。”罗马的上流社会尤其喜欢中国的丝绸。随着丝绸的西传，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也逐渐传于各地。公元6世纪时，中亚和波斯等地已经学会了制丝技术。

漆器是我国传统工艺品，与北京的景泰蓝和江西景德镇瓷器并誉为我国工艺品的“三宝”。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能制造漆器，而且已有朱墨两种漆料。远在汉代，就随其它器具被送至西方各地。当漆器传入欧洲后，特别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掀起的“中国热”中，它和中国画、瓷器、家具等一样，受到狂热的欢迎。法国路易十四爱好东方艺术，在他执政时，法国的“中国趣味”极其浓厚，在他的宫廷里摆满了中国的桌子、瓷器、花瓶和漆器。北欧各国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用漆器作壁饰。

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所以有不少外国人称中国为“瓷器之国”，而我国的英文名字“CHINA”就来源于瓷器。我国的瓷器早在唐宋时期，即以造型优美、色彩清雅、风格独特而闻名于世。驰名中外的“唐三彩”向来被认为是古代文明艺术的杰出代表。大约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国的陶瓷便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华盛顿和杰斐逊是美国的两任总统，他们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陶瓷餐具。而在墨西哥，贵族们以拥有中国瓷器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财富多寡的标准，同时也是衡量一个人受教育程度深浅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织品以及绘画等传入西方，在欧洲上流社会中出现了采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为时尚的“中国趣味”或称为“中国风格”的风气。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器物传播也许是最早的中西文明沟通的内容，同时器物也作为一种审美倾向的载体在东西方之间流动，不论是丝绸的景物图案还是漆器的山光水色，都在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把这种审美倾向通过器物之载体传播出去。

2.技术的传播

中国是四大发明的产生地，而四大发明向西传播也大多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畅通。纸张发明后很快随丝路西传。首先在阿拉伯的撒马尔罕形成了造纸中心，后来进一步西传至欧洲、美洲。西方各国都受惠于这项技术发明。中国印刷术的传播首先指向朝鲜和日本。8至12世纪传入波斯、埃及。元代时传入欧洲，德国谷登堡就是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发明了更加先进的铜活字印刷技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对17、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发生和科学技术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变革作用是巨大的，火药和指南针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海外殖民扩张与掠夺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作用不可低估。而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传播则大大帮助了西方资产阶级宣讲或者迅速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东方文明的技术支持下兴起的。

此外，中国的铸铁技术使西域大批国家完成了由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促进了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凿井灌溉技术也是随着丝路的发展和西汉大量的外移居民由中国传入中亚和印度的。这种技术成了沙漠地区的主要灌溉技术方法，为西域经济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历法、医学都取得一系列世人瞩目的成果，通过丝路的传播，对到达地区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进步影响。

3.图书及东方思想的传播

图书是记录人类社会知识的重要物质载体，它永远是人类社会文献体系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我国图书进行国际交流的历史悠久，同一文化圈内国家间的图书交流历史更加久远。至少在3世纪时，中国的图书就已经传入日本，这些图书传到日本是通过迁移到日本的“秦汉归化人”和公元3至7世纪的新汉人带去的。日本民族的文字也是以汉字为基础的。日本留学生回国曾带回了《唐礼》、《大衍历经》等书。鉴真赴日时带去了《华严经》、《大集经》、《大品经》、《道教经论》、《六妙门》、《禅门》、《梵纲经疏》、《诸经要集》等。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在日本已有中国藏书1579部。日本还参照唐朝的学校制度，创造了一套适合于日本国情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儒学通过书籍在日本广泛传播。日本统治者尤其重视儒家的忠、孝、礼、义，并以此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工具。儒学从6世纪初传入日本，直至现在的几千年间，一直对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书籍，尤其小说传入欧洲以后，曾对欧洲的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强大影响。如莱布尼茨受过《周易》的影响，歌德受过《好逑传》的影响。

四、效果分析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的原有道路得以衔接起来。中国与上述地区的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状况。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博大的胸怀，无私地将自己数千年里创造的文明贡献给了各国人民。频繁的交流、融合，丰富了各个国家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首先，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外传，不仅给所到之处带去了精美的物品，还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例如丝绸，有助于改善当地人民穿衣问题，丰富美化了人民的生活，还有助于一些国家的丝织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丝织工业的发展。

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是传播的重要贡献，这从郑和七下西洋的活动中可以看出。郑和刚到马六甲时，这里的生活非常原始，人们懒于生产，没有追求，寝、食的地方和厨、厕都在一起，生活条件极差。郑和派人教居民建造房屋，并用中国带去的砖瓦给他们盖房顶，又派船队的医生到各处为当地居民治病。今日东南亚有不少药用植物就是用从中国带去的种子繁殖出来的。

中国的儒家文化对于全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曾作为一种替代文化，后来以此为母体孕育生长出了日本的本土文明。儒家文化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历代的传教士将大量的中国文化介绍回了欧洲，中国的《四书五经》相继被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介绍到欧洲。中国成了欧洲启蒙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孔子一度成为欧洲思想界的偶像。可以说中国的古典经籍对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于更具体的内容，在上面的内容分析中已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说明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阶段性变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与它的开放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物化的形态，展现了我国古代要求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的愿望。的确，“丝绸之路”应该算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向世人展现了它1500多年的光辉历程。“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贸易的范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大动脉，使这些文明经过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

文明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更加发展。华夏文明的发展的确也是借助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交流产生需求，也才更加刺激文明的发展。到今天，这种规律依然发挥作用。中国的发展还是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特别是在开发大西部的呼声中，远方静静躺着的“丝绸之路”仿佛在召唤我们。曾经的不论陆上还是海上的古道，现在已是崎岖变通途了，随之重新恢复和发展“丝绸之路”的呼声高涨起来。中国为了恢复古道的繁荣正在积极创造条件，“欧亚大陆桥”的建设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从中国的连云港到地中海的铁路基本接通，一些货物集散地和中转站的建设，正在运转和完善。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中焕发生机，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也必将在繁荣昌盛的国力面前稳步前进。借古思今，这正是本文的论证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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