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生活书店历史地位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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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书店历史上的顶峰时期

1.1建立空前规模的全国发行经销网络

全面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针对抗战时局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1937年9月13日的第20次常委会上,决定大量出版战时读物,展开在国内各大中城市设立分、支店的计划,以及将总店迁往汉口。当时受战争干扰,全国的交通邮政系统极不顺畅,客观上单纯依靠上海或汉口的总店开展书店业务已经非常困难了;另一方面,战时扩大宣传动员,深入全国各地展开抗敌文艺宣传,也是大势所趋。正是基于这样两个原因,生活书店才制定了广设分支店的发展计划,并从武汉时期开始全面实施。总店迁汉以前,从1932年到1937年的5年多时间里,生活书店仅有上海、汉口、广州3家分店,而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的武汉时期,就迅速设立了西安、重庆、长沙、成都、贵阳、昆明、香港等25个分、支店或办事处,到1939年时,前后一共设立了分、支店44处,办事处10处,临时营业处3处,流动供应所7处,建成了遍及大后方的庞大网络。而全店职工也从60-70人增加到300余人。抗战初期,特别是武汉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在战火纷飞,资金缺乏的困难情况下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发展,如此迅速地建立起全国发行经销网络,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界都是一个奇迹。发行网点分布的广泛,也成为了生活书店胜出其他同行的无可比拟的优势。

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在武汉抗战期间,生活书店迅速建立起了遍及尚未沦陷地区的发行和经销网络(并且这一时期主要是一些大中城市),但另一方面随着日寇侵略的步步深入,尤其是国民党当局的残酷迫害不断加剧,这一网络也很快遭到毁灭性打击。生活书店到皖南事变前仅剩6家分店,皖南事变后更仅剩重庆一处,前期建立起来的的全国网络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因此,1938年汉口时期的生活书店在经营规模上,是武汉抗战时局下产生的一个空前绝后的高潮。

1.2积极出版抗战刊物

积极出版抗战刊物也是武汉时期生活书店的一大特点。在汉口,生活书店不仅继续出版原有的从上海等地迁来的诸如《世界知识》半月刊、《妇女生活》月刊、《新学识》半月刊、《战时教育》半月刊、《抗战》三日刊、《读书与出版》等刊物,还在汉口创办了《文艺阵地》半月刊、《国民公论》旬刊,以及将原《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这几大刊物成为了生活书店重要的宣传阵地,并且基本维持到了皖南事变前。以《抗战》三日刊和其后的《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例,《抗战》三日刊原在上海创刊,并在上海出版了前29号。而这其中,第7号至第28号因受到租界当局干扰,被迫改名为《抵抗》。从第30号开始迁往汉口,此后一直延续到1938年7月3日的第86号。可见《抗战》三日刊真正放手施展的主要舞台是汉口。另一个生活书店经销的重要刊物《全民周刊》,也是武汉抗战期间的1937年12月在武汉创刊的。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了该刊的使命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奋斗”,“动员全民族全面抗战的播音台”。到7月7日,《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随着武汉战局日渐吃紧,到10月15号第30号时该刊便迁往重庆了。从这时开始,《全民抗战》改为五日刊,到1939年5月13日第70号又改为周刊,最终在1941年被迫停刊,总共157期。虽然《全民抗战》在汉口仅活动了3个月,但这三个月却显而易见地是该刊物最为活跃的高峰时期,不仅出刊最为频繁,而且在8月还增出《保卫大武汉特刊》13期。整个生活书店历史上,也唯有武汉抗战时期的《抗战》和《全民抗战》维持了长达8个多月的三日刊这样高频的出刊率,这也是生活书店历史上和世界反法西斯文艺宣传史上的一个壮举。

1.3大规模出版各类战时读物

书籍方面同样是汉口生活书店的一大亮点。1938年武汉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在图书出版的数量和所涵盖的范围、内容上看,都体现出空前大繁荣的局面。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生活书店的图书出版发行在数量呈现出空前绝后的高峰,在内容上则呈现出适应战时需要,侧重抗战读物的倾向。

在武汉时期,生活书店为了适应当时全民抗战的积极形势和氛围,在1938年1月即建立了编审委员会,以加强组稿和编辑工作。在编审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下,生活书店的新书出版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表三、表四典型反映了武汉抗战时期生活书店的出版热潮:军事类图书中,超过一半是1938年出版的,音乐类图书数量虽然不多,但也有一半集中在1938年出版。

这一时期的生活书店不仅新书出版数目众多,而且书籍内容明显侧重战时需要。如表三中所列的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出版的音乐类图书,无一例外都是抗战题材。这一时期,汉口生活书店不仅继续出版原有的“救亡文丛”、“世界知识丛书战时丛刊”、“黑白丛书战时丛刊”和“战时大众知识丛书”等战时图书系列,还在汉口新创立了“战时社会科学丛书”、“问题与答案丛刊”、“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和“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等等。这些书刊都是应抗战实际情况而特别编写的战时读物。

进入40年代后,国民党加大了打击进步文化事业的力度,出版审查日趋严格,即使通过审查的书也常遭查禁。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新书80多种,仅为1939年的一半,1938年的三分之一。因而在抗战中后期生活书店的出版规模明显萎缩,以至陷入停顿,这与武汉抗战时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统区的重要党外宣传喉舌

2.1生活书店接受中共领导的开端

武汉抗战时期的全民抗战时代洪流促成了邹韬奋本人和生活书店与中共直接联系的建立。1937年12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汉口正式成立,同月邹韬奋也刚刚来到武汉。不久,他即前往八路军办事处与会面。由此,生活书店和中共高层领导开始建立了直接联系。当时在武汉,生活书店经常举办周末晚会。在晚会上,一般是领导、编辑汇报店务情况和抗战形势,但也经常对外邀请一些人士前来作报告。从相关文献上看,至少两次到过生活书店作报告,一次是1938年2月应邀前来,向全体员工作了“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引起了全店同人的热烈反响;另一次是在5月,这一次的报告中,传达了同志即将发表的《论持久战》的主要论点,鼓舞店员对抗战必胜的信心。还有一次的周末晚会上邹韬奋还请来了中共长江局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秦邦宪(博古)谈国共关系的问题,提醒生活书店注意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活动。在生活书店中,不仅其“总设计师”胡愈之等高层人士就是共产党员,邹韬奋本人也最早在汉口向长江局领导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入党要求。可见,正是从武汉抗战时期的汉口开始,生活书店主动自觉地开始接受了党的领导。

2.2积极出版进步书刊,宣传中共救国主张

武汉抗战时期,生活书店非常积极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单从数量上看就可以鲜明表现出来。

表4所统计的,仅仅是马恩列斯毛五人的直接著作,还不包括他其他马列主义书籍。从中不难看出,由于武汉抗战时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尤其是生活书店积极的进步姿态,使得在武汉时期相关书籍得到集中出版。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诸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论持久战》等,都是在武汉抗战时期的汉口生活书店出版的。

这一时期,生活书店还不断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汉口出版的《抗战》三日刊的第三期(第32号),便全文登载了几天前中共中央刚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第59号到第72号,则连续刊登了《边区实录》,全面介绍陕甘宁边区各方面的情况。此外还有诸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八路军与边区民众的鱼水深情的演讲、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简章等等。虽然邹韬奋生前始终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所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正如1938年4月赞扬《生活》周刊时所说的那样,“讲人民群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反动派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这可以说是对整个生活书店自武汉抗战时期之后的准确概括。生活书店自汉口时期开始,事实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国统区一个重要的党外宣传喉舌,这也使得武汉抗战时期的生活书店,在整个生活书店的历史上更加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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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复旦大学新闻研究室.邹韬奋年谱[M].

摘要:武汉抗战时期,生活书店总店迁来汉通路继续经营,在汉活动前后约10个月。在这期间,生活书店迅速建立起了全国发行网络,出版和经销了大量抗战读物和进步书刊。通过整理和分析汉口生活书店的相关史实,提出了武汉抗战时期是生活书店自身历史上的顶峰时期,以及生活书店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的重要党外宣传喉舌的开始的观点。

关键词:生活书店;武汉抗战;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