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开明传播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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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绪开明自由传播观的主要内容

光绪的开明传播观念主要体现在他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谕旨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开明传播观念和传播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开明的新闻出版观念和政策

作为一位国家统治者，光绪主要是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认识和利用报刊的。他赋予了报刊两大使命：一是“宣国是而达民情”，[3]二是“开风气以扩见闻”。[4]显然，报刊这两大使命对于推行维新变法，实现国家富强具有重要作用：一能够自上而下地传达政府变法政令，宣传国家维新政策；二可以传播世界新信息，开阔民众视野，更新民众观念，为维新变法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三能够自下而上地反映新法新政在社会中的实际实施情况以及民情民意对其的反响。为了保证报刊能够有效地执行和实现他所赋予其的使命，光绪下谕：

允许民间自由创办报纸，并且要求官员切实倡导民间办报。“该学士所称，现在商约同志，于京城创设报馆，翻译新报，为上海官报之续等语。即著瑞洵创办，以为之提倡。此外官绅士民，并著顺天府府尹、五城御史切实劝办，以期一律举行。”[5]

准许报纸自由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他下谕说，“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扩见闻为主。”[6]随后，他又在一则谕旨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释：“一切学校农商兵刑财赋，均准胪陈利弊，藉为鼗铎之助，兼可翻译各国报章，以备官商士庶开扩见闻，于内政外交，裨益非浅。”[7]由此可以看出，他要求报刊一要能够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中一切重大事务进行如实地报道和评论，以助人们全面认识事物的真相；二报刊还要能够广泛传播中外知识和信息，以利人们开阔视野，增长见闻。为确保报刊能够做到以上两点，他还特别强调赋予报刊自由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的权利，“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8]此外，光绪上述谕旨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各报”都拥有“胪陈利弊”权利，即无论清政府创办的官报和民间创办的民报都享有自由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的权利。而同一时期，洋务派重臣张之洞则提出了“官报定国是，民报达民情”的主张。[9]张之洞这种将官报和民报划定不同报道范围，肩负不同社会功能的思想，其目的就是限制民报报道和评论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权利，其实质就是剥夺民报的言论自由权利。揆诸实际，张之洞也常常是对官报大力扶持，而对民报采取打压措施。[10]相比之下，在这一点上光绪的思想要比主张洋务的张氏开明。

光绪意识到他推行的报业理念和政策要落到实处必需依靠一种制度化的保障，因此他批准创设报律。“……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有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11]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制定现代报律的思想是作为他学习西方现代法律体系全面改革清政府法律系统的部分而展开的。百日维新期间他电令法学家、时任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大使伍廷芳“博考各国律例，及日本改定新例，酌拟条款，咨送总理衙门覆办。”[12]事实上，现代报律只有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才能真正发挥它保护人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法律效应。如果，单独将现代报律镶嵌在封建法律体系内，它即使不是形同虚设，也很难完全发挥其法律效应。[13]因此，在这一点上，光绪要比前一阶段改良思想家陈炽、郑观应等在不触动整个封建法律系统的前提下，而单独要求制定报律的认识要深刻。但是由于戊戌政变随即发生，包括创设报律在内的全面改革清政府法律系统的政策未能付诸实行。

为了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报业发展，光绪还颁布书籍报纸免税的优惠政策：“书籍报纸一律免税”。[14]这项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它的最大受益者是读者，尤其是边远地区的读者。按当时清政府的财税政策，出版发行报刊不须纳税，但报刊是作为纸张须交纳关税和厘金，特别是厘金的征收，其实际额度虽不高一般在4%-10%，但各地“关卡林立，一物数征”。[15]报纸从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发行到内地，经历重重厘卡，层层征收厘金，待报刊送到读者手中时，价格就远远高于定价了。所以梁启超在请求减免报刊书籍税收的奏折中，指出报刊上税最大危害就是使得“山、陕、云、贵、四川各省士子欲购一书，欲览一报，殊不易易”。[16]“书籍报纸一律免税”有利于降低报刊外销售价，使得内地读者自然会从中“获益匪鲜”。

除新闻出版自由权利外，光绪还赋予士民著述出版自由的权利，并对士民的著述出版行为予以积极鼓励。“各省士民著书……给予奖励”。[17]

光绪不仅提出一套开明自由的新闻出版观念和制度，而且也能将其贯彻落实到实际的政务处理工作中。如他在处理《知新报》报道失实时，仅以警告处置，表现出了他所秉持的开明自由言论观。“褚成博奏，澳门知新报所纪各事，语极悖诞等语。此次俄使觐见，礼颇恭顺，该报馆内所纪，实系信口编造。著谭钟麟、许振祎，派员晓谕该馆，嗣后记事，务当采访真确，不得传布讹言。”[18]甚至对汪康年抗旨不交《时务报》将其私改为《昌言报》，光绪也提出要查明报刊究竟属于汪系还是康梁，实事求是地处理。总之，以不耽误报纸的正常出版发行为要。“该报馆是否创自汪康年？及现在应如何交收之处？著黄遵宪道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覆议电奏，毋任彼此各执意见，致旷报务。”[19]

日本明治维新是光绪维新变法的一个主要学习目标。其实，就新闻出版政策而言，光绪时期推行的这一系列新闻出版政策，不仅比日本明治维新初期，而且比日本在同一时期实施的新闻出版政策都要进步。明治维新初期颁行的《报纸刊行条例》（1869年）规定，报刊出版需经政府批准，报刊内容“不许妄加批评政法”。[20]而与同一时期，日本实行《新闻条例》更是细密峻苛，不仅从严取缔报纸，对批评政府的新闻记者及政治评论家更是处以重罚。这一时期被称为日本“新闻纸的恐怖时代”。[21]

（二）开明的言论观念和政策

按清旧制，四品以下京官，三品以下地方官，都没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一般中下级官吏如有上书，须由高级官员转奏。布衣上书只能通过都察院，而都察院有权视其内容是否适宜，决定是否转递。由于繁复的程序和诸多的限制，实际上很少有一般百姓上书，即使上书也是申白诉冤，发表政治见解的可能性极小。[22]梁启超譬之，“如十七重浮屠，层层塞隔，虽有才人志士，扼腕嗟叹，而敌患民隐，无由达于上听”。[23]

光绪原本意欲完全采纳康有为“许天下人上书”[24]的建议，允许士民自由上书言事，但为顽固派以祖制为由横阻，改为低级官员由所属衙门代递，普通士民由都察院代递，代递官员无权审查其内容，更无权借故扣压不递。代递者只是起到代为传递的中介作用。[25]百日维新时期，1898年8月2日，光绪再次明降谕旨，强调各衙门在执行士民上书言事政策时，“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隔。”“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隔，用副迩言必察之至意。”[26]

随即，光绪就在王照上书事件中显示出了他落实士民上书政策的决心。就在1898年8月2日这天，官阶微末的礼部主事王照“开人所不敢开之口”，[27]上书建议光绪皇帝游历日本，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按照光绪新政谕旨，此折应由礼部部堂[28]代递光绪。可是，以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为首的礼部六部堂以条陈荒谬为由，不予代呈。王照生性直勇，指斥六部堂阻挠上书是违旨不遵，并宣称如果礼部不予代递，他将通过都察院上奏。六部堂害怕事态闹大，只好代递，并在代递的上奏中参奏王照上书居心叵测，“咆哮署堂，借端挟制”，请严加惩治。[29]光绪对礼部压制王照上书的事情感到极为愤怒，随即将许应骙、怀塔布等礼部六部堂尽行革职，并对勇于上书的王照予以嘉奖。同时，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光绪又一再颁谕旨，重申保护士民上书，各级官员“傥有阻隔，即以违旨惩处。”[30]

由于允许士民上书言事不仅废除了惟有朝廷重臣上书言事的特权，而且反将他们置于民众普遍的舆论监督之下，因此朝廷诸大臣将此政策视“为第一切肤之痛”。[31]但光绪这一举措得到民间舆论的欢迎。《申报》发表评论谴责礼部六部堂压制王照上书，指出其实质，“盖恐此风一启，诸大臣或有蒙蔽之处，即遭指摘之虞，故于王照所条陈，请为代奏者，阻遏其言，为先发之举，俾皆钳口结舌，不敢有所指陈，然后诸大僚得各揽大权，保全禄位，虽然，其用心亦可谓左矣。”并高度赞誉“许士民上书言事”政策，认为“国家转弱为强，其机即伏于此”。[32]同时，光绪这一举措有力地鼓舞了低级官吏和一般民众的上书热情。《国闻报》当时报道称，此事件后村野鱼樵、三教九流也纷纷上书光绪，“封奏每日多至数十件”。[33]据茅海建先生考证，1898年2月28日至9月26日之间，共457人次至少上递567件上书，其中最多一天有37人次上书53件。[34]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日益增多而且内容从富国强兵、奇门遁甲甚至向光绪本人告贷借款，等等鱼龙混杂的上书，光绪均能认真对待。康有为记述，当时光绪面对“各衙门每日折数十件，厚式盈寸，上鸡鸣而起，披览章奏，至于日昃不尽，体裁沓杂，上并不责问，至有野民渔人上书，纸用二尺长条，称及皇上亦不抬头，上以一笑置之。”[35]光绪还改革旧制设法提高士民上书的传递效率，以便其能尽快批阅。“近日各衙门呈递封奏，有一日多至数十件者。嗣后凡有呈请代递之件，随到随即分日进呈，不必拘定值日之期。”[36]甚至面对顽固派反对他变法的上书，光绪也能大度处之。湖南举人曾廉上书，指责光绪不敬祖宗，变祖宗成法，并要求光绪斩康有为以谢天下。军机章京谭嗣同欲加以毁谤新政之罪，但光绪还宽恕了曾廉，他说：“朕方求言，乃以言罪人乎？”[37]

在维新变法各项举措中，光绪坚持最力的就是广开言路，鼓励臣民上书言事，[38]并且表现出超乎清代所有帝王的耐心和宽容。康、雍、乾厉行言禁自不必说。嘉、道放开言路主要也是针对统治阶级内部。并且嘉庆仅面向官员开放言路后，就对上奏数量增加，内容庞杂表现得十分烦躁：“朕近阅臣工条奏，累牍连篇，率多摭拾浮词，毛具细故。嗣后，有官守者各言官守，有言责者各进言责，不得以琐事空言，逞臆渎听。”[39]随后，他还严惩了上书揭露时弊，建议改革的洪亮吉。这更使群臣噤若寒蝉，言者日稀。[40]

二、光绪开明自由传播观的思想来源

光绪之所以具有开明的传播观念，并倡导和力行开明的传播政策，其原因大致有四：

一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推行维新变法，富强国家的需要。光绪并不是甫一亲政就开始推行开明自由的传播政策，甚至甲午后还查禁《中外纪闻》，[41]并要求官书局报“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随着甲午巨变之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日益紧迫。光绪这才逐渐意识到“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42]而光绪认识到报刊的“宣国是而达民情”的社会功能在推行维新变法，实现富强国家中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光绪本人并不清楚变法的具体内容、方式和步骤，为此，也亟需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以与天下官员士民共同寻求和探讨维新变法的方法和途径。实事上，光绪的新政举措基本上也是广开言路之后据维新派人士和其他开明官员的奏议拟定的。[43]

二是光绪的西学素养为其提供了知识资源和借鉴经验。自幼喜爱玩留声机、火轮车等西洋玩具的嗜好可能潜移默化地熏陶光绪从小就对西方文化形成一种开明的态度，及壮，他学习英文，阅读现代报刊，尊重基督教。[44]光绪学习英文的举动，甚至得到在华西报《字林西报》的报道和赞誉，“恭闻皇上神圣英武，万几余暇，典学不倦，现欲通英国语言文字”。[45]甲午战后，胶旅变起，光绪更是“大购西人政书览之”，[46]同时也开始广泛阅读《校邠庐抗议》、《庸书》、《盛世危言》、《日本国志》等中国改良思想家所著的传播西学，呼吁变法的著作。他颇为认同和赞赏这些著作，还曾大规模地组织臣僚阅读和讨论一些著作的新政观点和改革建议。[47]这些著作或提到过，或系统论证过报刊的性质、功能以及西方言论自由制度，并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言论自由的要求。因此，光绪对西方报刊的性质、功能以及言论自由制度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出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都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享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报刊在实现国家富强中的影响和作用，[48]光绪对报刊在实现国家富强中的作用抱持的过于乐观的，甚至不切实际的估计与期待，与这种夸大的论述恐怕不无联系。

三是出于光绪加强自己政治统治权力的需要。由于他的年轻，更是由于他实际上的无权，大臣常对他进行欺瞒和敷衍，他深切地体会到倍受臣僚愚弄，昧于政情民意的痛苦。[49]要获取政治社会真实信息，破除臣僚的欺瞒和敷衍，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广开言路，扩大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

四是深受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员一再上奏进谏要求言论自由的影响。甚至，光绪一些具体的开明自由传播政策就是对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员相关奏议的直接批复。如书籍报纸免税政策是孙家鼐、梁启超等提议的，创设官报、制定报律、奖励新书出版是康有为提议，[50]等等。

三、光绪开明自由传播观的实质及其局限性

在充分肯定光绪开明传播观念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梁启超曾对光绪开明的传播政策评价甚高，“虽古圣之悬鼗设铎，岂能比之哉？虽泰西立宪政治之国，亦不过是也。”[51]其实，正好相反。光绪心仪的恰是前者而非后者，后者只是维新派一厢情愿的远大政治愿景。尽管，光绪与维新派在传播政策上取得大体一致的看法，但他们在对这种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远景的认识和思考上存在着本质差别。

指导光绪倡行开明传播观念和政策的思想基础依然是洋务思潮的核心理念——“中体西用”，这在他著名的标志百日维新正式启动的《明定国是诏》中揭示的最为清楚：“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52]虽然此谕由翁同龢草拟，但也经过光绪本人审定，代表了他的观念。光绪开明传播观的出发点是贤君圣王从谏如流的民本思想，其推行开明传播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他本人的皇权和清政府的统治，“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53]而维新派所追求的自由传播政策，是以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基础，将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权利视为天赋人权，如康有为所说，“人有自主之权……此为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道。”[54]他们将言论自由视为创造自由民主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步骤，这正如倾向维新的孙宝瑄谈到许士民上书之事，则说到“要在居上者之渐散其权而已。今之许士民上书言事，即散权之机，而议院之先声也。”[55]

四、小结

质言之，光绪传播观念和政策中开明自由的一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当时维新思潮中维新派人士和部分开明官员所思索和呼吁的言论自由观念的集中体现。但，出于巩固自己皇权和维持清政府统治的根本立场，他与维新派的传播观念在理论基础和发展远景上又存在着本质差别。

戊戌政变后，光绪的开明传播政策被慈禧全部废除，但其在短暂的实施期间，在现实中积极推动和促进了国人第一办报高潮的兴起，在历史上则为中国言论自由思想的发展增添了独特的内涵。

[注释]

[1]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编：《》（一），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36页。为节省篇幅，以下凡引中国史学会编撰的《》丛书，只注引文篇名、书名、册数和页码。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3]1898年7月26日《上谕》，《》（二），第44页。

[4]1898年9月12日《上谕》，《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5]1898年9月12日《上谕》，《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此外，值得商榷的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变法维新，公布了……‘准许自由开设报馆’等项命令”。并且一些著述也常常引述‘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这一说法。仅据笔者查阅光绪维新变法时期的上谕，未见到刊有‘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字样的上谕，并且《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也没有注明这一引语的出处。所以，仅就笔者所见，这一引语似不准确。

[6]1898年7月26日《上谕》，《》（二），第44页。

[7]1898年8月9日《上谕》，《》（二），第51页。

[8]1898年7月26日《上谕》，《》（二），第44页。

[9]张之洞，《劝学篇•阅报第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10]关于张之洞和报业关系的相关详细讨论参见，裴晓军《张之洞报刊管理与报刊思想的双重性》，《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

[11]1898年8月9日《上谕》，《》（二），第51页。

[12]1898年8月2日《上谕》，《》（二），第49页。

[13]梁启超曾对此问题进行过批判，虽其针对的是商法，但报律依然。“仅一商法不足以独立，则不可不颁定各种法律以相辅，……不可不定司法官之权限，……不可不定行法官之责任，推其极也，非制宪法，开议会，立责任政府，而商务终不可得兴。”见：《新民说•论进步》，《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88页。

[14]1898年8月26日《上谕》，《》（二），第62页。

[15]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16]1898年8月4日《梁启超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56页。

[17]1898年7月13日《上谕》，《》（二），第37页。

[18]1897年6月18日《上谕》，《》（二），第5页。

[19]1898年8月23日《上谕》，《》（二），第59页。

[20]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21]苏进添，《日本新闻自由与传播事业》，致良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转引自殷莉《清末民初新闻立法研究（1898—1926）》，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42页。

[22]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茅海建《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9页。

[23]梁启超，《光绪圣德记》，《梁启超全集》，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24]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载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25]张鸣，《再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页。

[26]1898年8月2日《上谕》，《》（二），第48页。

[27]1898年9月1日《上谕》，《•梁启超案》（二），第68页。

[28]清代对中央各部长官，包括管部大学士、尚书和侍郎的通称。

[2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页。

[30]1898年9月2日《上谕》，《》（二），第71页，另见1898年9月1日、13日《上谕》，《》（二），第68、91页。

[31]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一），第342页。

[32]《申报》1898年9月8日，《》（三），第357页。

[33]《国闻报》1989年9月13日，《》（三），第412页。

[34]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茅海建《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9页。

[3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四），第156页。

[36]1989年9月9日《上谕》，《》（二），第81页。

[3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页。

[38]张鸣，《再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39]转引自彭明、程肃，《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40]有关嘉道开放言路政策，以及洪亮吉上书事件的相关详细讨论参见关文发《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黄俊军《论道光皇帝开放言路政策与内政改革》，《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41]1896年1月20日《上谕》，《》（二），第2页。

[42]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四），第257页。

[43]刘振岚，《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44]相关详细讨论参见：王日根，《光绪VS明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页。

[45]转引自薛福成，《薛福日记》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页。

[46]梁启超，《光绪圣德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47]光绪对这三本书评阅情况的相关详细讨论，《校邠庐抗议》见李侃《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文物》1978年第7期；《庸书》见赵树贵《陈炽年谱简编》，《陈炽集》，赵树贵、曾丽雅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1页；《盛世危言》见夏东元《郑观应》，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48]相关详细讨论见，孙振斌《郑观应新闻思想述评》，《现代传播》1987年第3期。

[49]张鸣，《再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50]康有为，《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以励人才而开民智折》，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274页。

[51]1898年7月26日《上谕•梁启超案》，《》（二），第44页。

[52]1898年6月11日《上谕》，《》（二），第17页。

[53]1898年7月26日《上谕》，《》（二），第44页。张朋园先生也认为，“光绪可能想做大比得，未必甘心做明治皇帝。”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54页。

[54]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姜义华、吴根梁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页。

[55]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