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名誉侵权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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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的兴起，引发了诸多新型的言论侵权问题。例如相声演员郭德纲博客中的言论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原告则是相声演员、今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负责人。称，在今年1月的德云社新年相声专场中郭德纲指名道姓地提到“的老婆跟别人睡觉，因此要自焚”，这是对自己以及爱人人格和名誉的诽谤。表示，他要告郭德纲不仅仅是因为相声段子，还因为郭在博客里指名道姓说他不务正业。郭德纲的博客里有这样的文字：“老爷子（郭德纲的评书师傅金连瑞）住的大杂院里有个孩子比我大几岁，据说也喜欢相声。他家是卖汽水的，这孩子每天骑三轮车拉着汽水啤酒满街跑。每当看到我练功，他总是一副轻蔑的面孔，我也很纳闷，他喜欢相声为什么不学不练呢？很多年后，这个不学不练的孩子红遍天下，他叫。”

今年3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正式受理此案。在起诉书中要求郭德纲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绝不再犯，而且要求郭德纲在含新浪网在内的三个以上全国性媒体以书面形式道歉，消除影响。[1]郭德纲在相声表演中的言论是否侵犯名誉权，本文并不涉及，主要讨论博客引发的名誉侵权纠纷。

一、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

在博客中了侵害他人名誉权言论的作者，作为直接加害人，应当承担直接责任，为造成的损害负责。上面提到的诉郭德纲一案，如果法院判决郭德纲侵害的名誉权这一事实成立，郭就必须承担责任。

比较复杂的是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在诉郭德纲一案中，没有把网络服务提供商列为被告。而此前沈阳诉张某一案，就涉及到了网络服务提供商。今年45岁的沈阳是北京的自由职业者，博客网（）的专栏作者。他起诉称，去年他在网上意外发现了很多贬低他人格的文章，深感气愤，这些文章的ID均为“秦尘”。沈阳经调查确认，“秦尘”是扬州大学学生张某。从2005年6月29日到2006年1月15日，张某用网名秦尘在网上了《透视兽医网虫（一）：扒沈阳的皮》等5篇被沈阳认为侮辱性的文章。沈阳在2005年年底要求博客网删除相关文章，而随后却发现这些文章并没有完全被清除。

沈阳认为张某的文章用极恶劣的词语侮辱、诽谤他，极大损害了他的社会评价。而作为博客托管商的博客网，并未对其网站上出现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他将张某和博客网诉至法院，要求对方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万元。2006年3月，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受理了此案。[2]

我们以为，博客通过服务器的内容，网络服务提供商不可能一一审查、核实。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对他人的言论在博客前进行审查，是一种无法承担的负担，不利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的应当是合理注意的义务。只要它（1）已经知道内容侵权或已经发现内容侵权，及时阻止而使侵权行为无法得以实施；（2）在接到受害人的告知后，及时移除涉嫌侵权言论，那么，网络服务提供商就尽到了合理注意的义务。一旦被诉上法庭，可以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不用再承担法律责任。

通常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商难以在他人言论之前就知道或者发现内容侵权，因此它承担的合理注意义务主要体现在第二点上，即接到告知后及时移除侵权内容。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收回或者更正这样的抗辩事由不能完全免除责任，只能部分减轻承担的责任，因为传统媒体收回或者更正只是事后的一种补救措施，如果它没有尽到事前的审查核实义务，放任了侵权言论的发表，就应该为它主观上的过错承担责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陈新欣就此写道：“在诽谤诉讼中，有些答辩即使成功也不能免除责任，只能减少损害赔偿的金额，此类答辩就是不完全的答辩。‘收回（retraction）’是各种不完全答辩中最主要的一种，如果诽谤人能及时、并用同等重要的方式收回诽谤言词，法院就不能裁定对诽谤行为处以惩罚性损害赔偿，即使是补偿性损害赔偿金额也会因此而得到削减。”[3]然而，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来说，如果事前没有发现内容侵权，那么他接到受害人告知侵权后及时移除，就尽到了他应尽的义务，可以完全免责。

二、回应权的适度抗辩

在民事案件中原告有责任去减轻损害，这是一般的法律原则。就诽谤法来说，这意味着原告应当利用任何可用的机制（自发的或自律系统），这些机制可能会补救或者减轻对原告名誉的伤害。而网络的回应权，恰恰给博客名誉侵权的原告提供了一个比较充分的自发的机制，以减轻对原告名誉的损害。

网络的出现，使回应权成为完全由个人掌握、双方能够较为平等行使的一种权利。如果是网络中的信息好（好、坏，相当程度上属于主观判断的领域），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它。如果是坏，那么因特网就是反击它最好的场所，因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发出自己声音。名誉侵权受害人不必经过侵权行为人的许可，也不用经过媒体同意，就可以随时通过网络对自己受到的诽谤进行回应。在传统媒体中，如果出现诽谤言论，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就是“更正与答辩”，“更正”可以由媒体自己撰写发表，“更正”（指技术性问题）或“答辩”（指观点）也可以由媒体登载受害人撰写的对真相的说明。博客名誉侵权的受害人，通过网络行使回应权，实际上起到了传统媒体中“更正”的作用，尽管这样的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受害人名誉的损害。

相对于法律救济，通过网络行使回应权是一种简单、直接并且低成本的自助救济。一旦博客中出现诽谤言论，受害人首先应该做的，就是通过互联网上更多的言论来纠正，以激发网上舆论对真相的关注。网络的通畅与进出自由保证了这样做的效果，这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也是符合社会和个人最大利益的做法。如果动辄以名誉侵权到法庭起诉，双方不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取证、打官司，有些还付出高额的律师费用，对法律资源、社会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博客名誉侵权的受害人在寻求法律救济前，可以首先尽量通过网络行使回应权，进行自助救济，通过更多的言论消除诽谤，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诽谤言论的影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对名誉的损害。比如郭德纲在博客中发表了有关的言论，认为不真实，他可以通过网络把真相披露出来，以减轻郭的言论对自己造成的损害。

[page_break]当然，受害者自己还可以在网上另外设立一个博客主页，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对诽谤进行回应，但是，阅读了诽谤内容的网络用户，却不一定能够愿意看到，或正好很方便地看到受害者的回应。这需要网络用户主动去搜寻，或者被用户已经打开的网页能够很容易地链接上，很容易地被网络用户发现。这种情形，亦造成博客名誉侵权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相当程度的不公平。

每个在网上发表言论的人是平等的，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际操作中，博客的影响已经逐渐开始依赖于发表言论者的身份、财富等。明星开设的博客可能有上千万的点击率（徐静蕾的博客开设112天点击率超过1000万），而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开设的博客，可能很少人点击。因此，通过网络行使回应权，只是博客名誉侵权的一种适度抗辩，受害人即使回应了，也不能完全消除侵权言论对自己名誉的损害。

三、以自律换取更大自由

博客用户、网络服务提供商以及整个互联网行业都需要自律。如果不能遵守一定的准则，各种名誉侵权纠纷层出不穷、人们对博客中的言论忍无可忍的时候，政府就可能会采取强硬措施或者出台严格法律来制止。如果把网络传播作为一种专门的活动领域，就需要形成一种公认的活动规则，这种规则不宜由外部控制，而是来自内部的道德压力，作为博客的当事人，需要自律的理念和道德精神的内化，从而每个个体能够在担当博客角色时自觉担当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一般说来，对于网络活动的控制有三种模式：网民控制、第三方控制、同业控制。网民的控制是一种网上舆论监督，力度和能量有限。第三方控制，即权力组织的控制，这是一种硬性的他律控制，对于网络自由的危害很大，应该在不得已时才能采用。同业控制，归根到底是博客自身的一种自我约束。以自律求自由，可以为网络提供商、博客们赢得更多的有弹性的活动空间。为了避免较多的他律，就需要更多的自律。“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马克思）[4]这个道理，博客和网络服务商们应当深思。

网络秩序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人们更多地参与其中，网络也会像人们的现实生活一样形成一套成熟的秩序和规则体系。这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我们只有共同努力来创建这样的网络环境，才可能更多地避免他律。这就像一个习惯于无视交通规则的地方来的人，在一个人人都自觉遵守交规的地方的感觉一样，他会不由自主地遵守交规。反之亦然，一个来自习惯于遵守交规地方的人，在不遵守交规成习惯的地方，也会变得对违反交规熟视无睹。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爱骂人、说粗话、传谣言，在这种坏习气普遍受到鄙视的环境中，他们由于感觉到无形的道德压力而会守规则，否则至少会被排除出主流社交圈子。网络舆论也一样。在规范网络舆论的过程中，权力组织也应当对此有所认识，尽量少采用政强制手段。

2003年，由于木子美事件带来的冲击，“博客中国”网站于11月16日刊发《博客道德规范倡议书》，指出：“开放、自由、率性是博客精神所在，也是魅力所在。但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博客都应该、而且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在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发表我们的文字。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的读者和社会承担责任和义务，必须遵循应有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为此，提出了博客应遵守三项原则：诚实和公正原则、伤害最小化原则和承担责任原则。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博客给了所有网络用户一个充分行使表达自由的平台，但是每个表达意见的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都需要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承担不侵犯他人权利的义务，这样博客才能长久地保持它的魅力并且进一步发展。

注释：

[1]正式起诉，郭德纲被告上法庭，北方网，2006年3月14日

[2]《博客网上“受辱”欲通过法庭维护名誉权》，京华时报，转引自网易，2006年3月6日

[3]陈欣新，《表达自由的法律保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6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1卷1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