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科技意识形态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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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於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自从在中迷失政治方向，中国不得不拥抱资本主义以挽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取代了破产的共产主义，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新依据。另一方面，中美联合对付苏联的策略结盟随冷战结束而瓦解，更使美国振振有词地抵制中国。1990年代中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几次转向，先从围堵逐渐变为来往，又从来往变为企图将中国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以期一步步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1.尽管中美时陷对立的僵局，中国却拥抱资本主义，渴望加入世贸组织和获取奥运会主办权，以提昇它在新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乃至於跨进国际「精英权力俱乐部」的门槛。

民族主义和全球化是矛盾的统一，既共存又竞争。本文旨在讨论两个主题。第一，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形塑中国媒介的生态、话语、市场和意识形态？第二，在「国家利益」的口号下，中国社会各股力量或竞争或联盟，以争取社会优势，媒介如何展现这个过程？具体说，我想把这两个主题贯穿於以下六个子题：（1）中国媒介如何发动反美的浪潮，展现强烈的民族自豪和国家认同，以赢得媒介的市场利润？（2）经济改革使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巨变，社会集团的利益差别加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民和工人必将首当其冲，承担剧痛，媒介话语如何关注他们的困境？（3）政府所推动的媒介集团化能否与跨国资本竞争？（4）中国媒介和电信市场迄未开放给外国和私人资本，入世对国际资本佔领中国市场有何影响？（5）中国媒介和记者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应对政经现状？信息科技的发展对媒介的结构和意识形态有何影响？（6）各知识阵营（自由派、老左派、新左派，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派）在媒介上激辩，他们如何定位中国在世界与民族之间的主轴？

一、民族骄傲和全球政治

中国没有共产主义，只有共产党。这个党失去了革命理想，却垄断着巨大的权力和资源。中国人厌倦了宣传，对党八股漠不关心，或半带嘲讽，或阳奉阴违。只有国家主权受到外来威胁时，官民才会合流，形成侵略性很强的「爱国民族主义」，以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模糊2.官方宣导的民族主义和民间涌现的民族主义在媒介上面汇合，处处充满了集体牺牲的历史回忆，仇外又自怜，彷彿中国正再度被潜在的敌人重重包围。难怪在一连串危机事件中（包括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双方在人权、经济和台湾问题的歧见，中国间谍涉嫌偷窃美国核武机密案，以及中美海南撞机事件），中国媒介总是认定美国为真假敌人。同时，与民族情绪相对的（其实也是合拍的）则是中国渴望提昇其国际地位，这从媒介拚命宣传「申奥入世」成功可见一斑。

兜售民族主义

聚焦「他者」能够转移注意力，淡化内部不满的情绪。民族主义多半由国家政权所界定，以致「我们」和「他们」壁垒分明，一方面强化恐外仇外的情绪，一方面压制民族内部（如西藏和台湾）或泛民族（如泛中亚）追求不同的身份认同。唯因民间的民族主义是自发性的，太亢奋时难以收拾，甚至鞑伐官方的外交政策太过委曲求全，所以官方企图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轨道上，以免脱韁而威胁其他的政策利益。这种民族情绪还可能掉转枪口，对内瞄准政权的腐败。在民间的网络聊天室里，有许多人骂总理朱鎔基是「卖国贼」，对美国「太软弱」。在国家政权内部，宣传部门和军队对美国的态度强硬，但外交和外贸机构则主张修好。历史上，仇外情绪总是和内政虚弱有关，目前中国民众大量失业和官僚腐败横行，如果处理不当，难保不会触发政权危机。

中国，甚至全世界，对美国的态度一直爱恨交加。美国内部可能民主进步，对外却傲慢自大，我行我素，甚至是横行霸道的。为甚么中国从80年代的「崇美」转向90年代的「反美」？我认为，冷战结束和置中美关系於冲突的境地，中国成为美国领导新世界秩序的绊脚石，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成为美国政治和大众媒介的焦点。北大学者戴锦华形喻中国在80年代渴望美国的爱，到了90年代因为失宠而转为哀怨3.如果把她的比拟伸展一下，可以说80年代中国只是美国追求的对象之一，但中国似乎把美国当成唯一的恋人，一旦失恋痛苦更巨，美国从天使骤变成魔鬼。这两种内外因的解释可说相反相成。

90年代期间，媒介为香港回归制造民族主义的奇观，并因此获得巨大的市场利润。媒介一再宣传香港回归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不但象徵中国共产党击败西方帝国主义，也标志台湾将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下回归祖国怀抱。这种化约和本质化的叙述，显然忘却了在50年代为了反抗西方封锁而刻意留下香港这块殖民地，甚至不惜和二战以后民族自决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社会主义祖国高唱民族独立，却在家门口姑息腐败的资本主义殖民地，70年代初中苏交恶时曾因此遭莫斯科奚落。中国媒介从不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治绩，更不回答港台对一国两制的疑虑4.[page_break]

在中美撞机事件后，连官方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想打政策的「擦边球」，利用民族情绪获取商业利益。但民族主义的调子不仅仅是党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唱，更重要的是国家民族主义随着戏剧化的事件渗入了大众意识。中国愈富裕，愈自我中心，对政治愈冷感，也更易於受狭隘民族主义和反美话语所左右。兜售民粹式民族主义既安全又赚钱，受市场驱动的媒介和小报自然冲到最前面，制造耸人听闻的民族主义话语。从9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像《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些歇斯底里的畅销书，而且傚者风起。它们反自由，反民主，心态狭隘又傲慢，斩钉截铁地反西方，理性分析不足，感情用事有余5.

每一个与外来势力（特别是美国和台湾）的对抗、冲突和危机，都会被中国媒介用来趁机制作民族情绪的商品。试想如果《人民日报》的头条报导海峡两岸紧张，再带上一张煽动的人民解放军登陆作战照片，当在国际上引发何等外交交涉和军事动作？幸而这种新闻手法并非出於《人民日报》，而是1999年6月登在它的外围报；当时李登辉宣称中国和台湾是「国与国的关系」，《环球时报》为了迁就市场，似乎觉得有权耸人听闻，不必顾政治后果。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周报《科学时报》也不甘示弱，发表了一篇题为〈解放军的新型定向导弹能够直捣李登辉的办公桌！〉的文章。

民族的面子：奥林匹克运动会

当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而入世，人们只觉解脱而不狂喜。2001年7月13日宣布中国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国家主席主持电视现场直播，反而举国欣喜若狂。入世对中国政经的改变必然深刻，奥运与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痛痒，媒介把这两件事渲染为中国在世界舞台崛起的象徵。奥运让中国「走出去」，让世界把「中国带进来」。中国花了2，500万美元僱用国际公关公司包装申请材料，预料将再花250亿美元筹备2008年的奥运。城市富裕阶层（特别是北京）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将从奥运会中获利匪浅。美国并不像1993年那样反对中国的申请，理由是它想要以奥运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美国的一位评论员嘲讽道：「如果你让流氓参加绅士的游戏，他也会学点文明的礼仪。」

正如达扬（DanielDayan）和卡茨（ElihuKatz）所说，体育是「媒介事件」，是一种仪式性的政治，「表达了对团结一致和民族融合的向往」6.在中国，奥运提高当权者的地位，整合社会团体，因为所有的眼睛都「聚焦在仪式的中心」7.奥运会其实是「行事历新闻」（calendarjournalism），老早计划在前，培养宴乐的氛围，以吸引众多观众，但调子定於一尊，压制非主流对历史和现实的阐释。可以想像，中国希望利用这次电视奇观，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进步」，争取中国在世界「应有的位置」，於是个别运动员的竞技场变成各国的特展会。中国必将不惜代价，培养一支进军世界的参赛强队。

作为奥运会的暖身，中国国家足球队首次进入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这个消息挤掉美国对阿富汗宣战的新闻，成为各报的头版头条，与入世、申奥同列三大盛事。正如波伦鲍姆（JudyPolumbaum）所说的，奥运会从准备、上演到余波，都包含「全球化」的元素。奥运会是个集中的舞台，通过先进的电子科技，让不同地区和国家交流人力、物力、资源、形象和信息。在地方的意义上，北京从上海抢回优势；在国家的意义上，中国增强自我认知，提高它投射到世界的身份；在国际的意义上，则象徵了中国在全球权力关系中往上爬。波伦鲍姆认为，北京当局会利用新闻媒介宣扬，由於奥运会必须注入大量金融和科技，故将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当然，它也会粉饰太平，避而不谈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和阶级分化。此外，还会希望奥运会为中国拓展国际贸易、旅游、劳力输出和资本流动，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既加速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也要求它遵守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page_break]

二、进入世贸组织：赢家与输家

全球化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诺贝尔经济学的得主森（AmartyaSen）说：「如果它是公平的，那它就是好的。」8他认为，全球化是「无法逃避，也没有理由逃避」的进程；连反全球化的声音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他们的疑虑必须受到重视。全球化是不均衡、有选择性的发展。一些国家受益，另一些则未必。布迪厄（PierreBourdieu）反对「普适化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oftheuniversal），也就是把一个特殊（指美国）经验扩张成全球的标准模式，主流国家转化不平等的国际权力关系为游戏规则，自己受益，贻害别人9.阿姆斯登（AliceAmsden）说，世贸组织虽说应该公平竞争，但少数富国控制国际组织和全球市场，利用漏洞设置贸易障碍，将不肯变通的规则强加到穷国头上，阻挡它们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发展10.

中国官方对世贸组织格外热情。以前关心全球化的公平性，关心世贸组织对於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如今这些彷彿都不是问题了。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地球上约有20亿人（包括非洲和穆斯林国家）愈来愈不全球化，另外30亿人（包括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和菲律宾）属於《经济学人》（TheEconomist）所称的「低收入的全球化国家」11.对中国而言，入世和主办奥运会的意义远在经济得失之上，而关乎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誉。在入世的过程中，中国媒介顺着官方的调子，反覆宣传入世会给中国带来一大筐的好处，而困境则是短暂和可以克服的，甚至可以化困境为机会。媒介把中国描绘为全球化进程中的胜利者，入世是「双赢」，却始终不曾解释中国为甚么要割断社会主义的过去，要拥抱全球资本主义。政府压制反对入世的声音，并用传媒喉舌为政策唱颂歌。中国表面上沾沾自喜，其实底子里紧张，这在朱鎔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上表露无遗。中国入世成为定局以后，媒介开始分析机会与挑战，但基调仍强调利大於弊。

即使中国能从世贸组织获得应得的利益，但国内哪些团体、行业和阶层是赢家，而哪些将付出代价？媒介在描述全球格局中的中国，总是使用高度化约和抽象的话语。国内的发展其实相当失衡，入世的受益者主要是正在抬头的消费市场、城市中产阶级、服务业和外资企业，而将农民和工人排除在外，但媒介却构筑了一个如同赵月枝所谓的全民「消费者天堂」的海市蜃楼。中国现在的「劫贫济富」，与的「劫富济贫」恰恰相反，致使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巨变，阶级对立加剧。市场松绑，政府推卸责任，不再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教育和医疗保险的安全网。如果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就只认得「适者生存」中的适者。

在这个半资本主义的赌场里，中共背弃了传统支持者（即城市工人和农民），迳向日据优势的城市工商和专业阶层靠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工人和农民已经跌落到新阶级结构的最底层12.中国农民约佔全国人口的70%和劳动力的50%，他们的收入从1997年开始急降。更糟的还在后头：官方估计，入世后七年内，会有1，000万农民失业。工人方面，1996到2001年，国有企业裁员3，500万人，政府控制的集体企业「下岗」1，600万人，入世后另有3，000万工人也将失业。知识份子和学生一向最不满意政府，现在工人和农民则犹有过之，每年都有成千次的抗议、罢工和抗争，原因从单位或政府不支付津贴、官僚腐败，以至於工作危险都有。

在「国家利益」的帽子下，入世好像变成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各地方、行业和阶层都无由置喙。马克思主义说，统治阶级通过霸权的意理工具将特殊阶级的利益概括为普遍的利益。连《工人日报》和《农民日报》都一味听命於党，而不是为工农利益说话。在电视屏幕上，工农的身影愈来愈少，声音愈来愈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气象播报员去年秋天播送天气预报时顺口加了一句：「现在正是农民播种和秋收的繁忙时刻，我想说，你们辛苦了。」没想到随后几天，收到上千个电话和感谢信，农民们说太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关怀了。中国知识份子和记者一向怀着精英情结，不信任老百姓的政治能力，甚至敌视工人和农民。不论党的机关报还是市场取向的报纸，它们责备和压制弱者殊无二致，竟然要求工农擦乾无用的眼泪，充实技能，接受入世的挑战。它们对於在西雅图的反世贸抗议示威都只淡化处理。[page_break]

三、国内媒介集团vs.国际资本？

冷战后，强国解除经济管制，资本主义飞跃发展，媒介集团跟着全球化。这些国际传媒集团早就看中了中国市场，企望抓住世贸组织的契机，纳中国於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把它「融入文明的世界」。这些媒介帝国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兼并，囊括了所有的媒介形式，从电影、广播、电视、有线电视、运动节目，音乐、家庭影院、出版、杂志，一直到多媒介13.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介市场，大体瓜分成三块：最大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TimeWarner）、迪斯尼（Disney）和Viacom佔三分之一；四个名义上「外国」集团，包括Vivendi-Universal、贝塔斯曼（Bertelsmann），新闻集团（NewsCorporation）和索尼（Sony），佔三分之一；剩下的美国媒介加在一起佔40%14.这些媒介巨霸把新闻看作另一种工业产品，而且新闻的利润远不及娱乐节目。严肃的新闻节目愈来愈麦当劳化和琐碎化、信息娱乐化，小道消息和丑闻充斥，一味满足消费者瞬间的感官快感。媒介集团既竞争也合作，合开子公司，共享利润，共同制作产品，并交换地方媒介的产权，不一而足。

媒介全球化说穿了就是媒介美国化。美国是唯一真正跨媒介的全球出口商，英国仅在新闻领域有全球性的影响，其他西欧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更不必说了15.美国电影协会组织了中国贸易关系委员会，用媒介巨头游说国会，要求通过对华贸易法案，绝非偶然。90年代期间媒介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运用政治手腕，拚命想打通中国市场，但它们却对外国（包括中国）的新闻愈来愈没有兴趣。麦克切斯尼（RobertMcChesney）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富裕的媒介，贫瘠的民主》（RichMedia，PoorDemocracy）16.最近全球媒介集团的股票大跌，可能会减缓但不会阻止它们进军中国市场的步伐。

中国最近允许香港的华娱电视进入广东省，提供普通话节目给有线电视台。为了回报，华娱电视的母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答应在其所属的纽约、休斯顿和洛杉矶有线台播出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英语节目。旗下的CNN为了打入中国市场，正在香港筹备制作中心。迪斯尼也在香港建造主题公园，作为通向中国市场的大门。贝塔斯曼在上海扩大读者俱乐部。默多克（RupertMurdoch）讨好中国当局已有时日，他的香港凤凰卫视（与中资合作）1998年已覆盖中国4，400万的电视家庭，约佔16%，并吸引可口可乐和摩托罗拉等大广告商。此外，中国批准三十个外国电视频道进入广东，广东成了全国的试验场。外国频道都将集中到一颗中国卫星来转播，它们不能提供性和暴力的内容──当然也没有新闻。有人一厢情愿认为跨国传媒公司会在中国传播民主的价值。非也。跨国公司在中国为了减少成本，往往限制劳工权益，传媒公司预计也会「政治正确」，不会捋虎鬚17.它们讲的语言不是民主，而是资本主义。

中国的对策是「以毒攻毒」，傚仿国外的媒介巨霸，组织由国家主导的传媒集团，来应付全球化的挑战。90年代中期，中国批准成立第一个《广州日报》集团，当时因为政府停止津贴媒介，所以把收入好的党报当成海绵，吸收那些不赚钱的、混乱的、经常违命的「小报」和杂志。前此，中国一直批判西方媒介给资产阶级的集团统治所操纵。现在的新说词是要以媒介集团扩大规模经济，以便在入世后和外资一较长短。目前中国有26个报业集团，八个广播电视集团，六个出版集团，四个发行集团和三个电影集团。将来，政策上还会不断走向媒介合并的道路。2000年成立中国广播电视电影集团，把国家资源并在一起，涵盖了电影、广播、有线电视到互联网，应有尽有。

中国媒介的暴利靠国家特权的保护，而非靠自由市场的竞争。如果说要靠规模经济才能与国际资本竞争，那么问题是，舢舨能否编成航空母舰。中国最大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比起外资还是小巫见大巫。更糟的，中国媒介集团都是行政指令和长官意志下的产物，造成浪费，低效率，工作重叠，高成本。它们在非媒介领域（如房地产或超市）的投资更杂乱无章。中国广播电视电影集团看似庞大，其实内部倾轧，官僚内耗。官方只是搬动机构，并未改变控制的机制。[page_break]

四、「中国，我来了！」：国际传媒资本抢滩

入世对中国传媒的影响可分三环。首先，电信、金融和保险将首当其冲18.它们长期受惠於国家的垄断政策，服务低质，却坐收暴利。90年代，电信产业的利润每年达33%，而第三产业平均利润只有24.6%.其次受影响的是广告、电影、出版、旅游业和信息服务，这些行业市场潜力大，利润较低（8-19%）。第三环是传媒和电视市场，仍将门扉紧闭。

为了入世，中国部分让步，承诺逐步开放媒介和通信市场。中国必须制订与世贸组织条款接轨的具体法规，届时将产生很多争议。中国入世最初五年内如何应对外来的挑战，必将影响长期的政策。官方希望利用新媒介科技来发展经济，又要保护和维系意识形态。官方把媒介分成硬件和软件。在信息基础设施、服务条款和科技知识上，欢迎外国投资。那些看似「非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可以商量：迪斯尼的ESPN和Viacom的MTV已打进内陆的有线台，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把麦克乔丹（MichaelJordan）捧为最有名的美国人。外资可能投注於媒介广告和管理。但中国无论如何不会放弃编辑权。

新闻和电视是党国的宣传喉舌，也是赚取暴利的最后堡垒，将可免於外国竞争。90年代期间，新闻媒介的广告收入增长200%，平均每年35%，2001年总额达1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估计，投资中国媒介约需八年就可以回本──比医药、能源、银行和建筑的回报快得多19.尽管跨国媒介巨霸虎视眈眈，等待攫取中国的电视市场，党国却抓牢不放。中央电视台仍将保持领先地位，在2008年奥运会挖一个广告的大金库。喻国明预测，中国媒介广告收入仍有生长空间，但不同集团的竞争会抬高成本，使增长率由每年的35%降到10-15%20.

中国的电影产业将成为全球化自由竞争的牺牲品。官方在1995年答应每年进口十部好莱坞大片，当时制片业和电影创作人员都寄望大片带来更开放的创作氛围。但好莱坞电影的到来恰与中国电影的迅速衰落同时发生21.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口好莱坞电影将由每年十部加到二十部，最后达五十部。外资也获许在中国建造和拥有电影院。好莱坞估计，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五年，电影票房将达10到50亿美元，其后每年会增长15%22.进口电影的数量其实不重要，因为大部分中国人不会到影院里看好莱坞大片，只会买盗版的VCD和DVD──这些大片刚刚在美国放映，中国的大街小巷里就有人廉价兜售了。短期看，盗版损害好莱坞片商的利益，但戴锦华认为，从长远看，盗版喂养了好几代中国观众的文化品味23.

中国的战场前沿在互联网和电信市场上。虽然媒介由控制，电信领域主要是由经济和金融部门管理。电信比传媒多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后来居上，可以直接跳越过时的科技。美国商业部视中国为世界上第二大电信市场，未来几年可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24.资料显示，1991年到1999年，中国邮政服务增长375%，1999年达24亿美元，同时期电信业更增长2，050%.1999年中国电信达376亿美元。90年代，政府积极鼓励外资投资於电信设备，输入科技，却垄断了高利润的电信服务。电信和互联网市场都有长足的增长，外国竞争者将与政府的垄断斗争。

中国市场潜力很大，电信基础设施仍然落后。2000年，全国仅1.4%的家庭能接上互联网，北京、上海、广州和青岛就囊括一半25.中国想以调整、控制国内竞争来加强竞争力。仅2000年就了七个关於互联网的条规，重申政府的权威，一再警告互联网不能传播非法（即批评政府）的信息或连接到外国网站。政府和企业网页故意侵佔和瓜分网络的空间，截至1999年底，约有1，000家报纸和200家广播电视开设网站，但只有中央、省级和部级的媒介可以在网上新闻26.上网报纸与印刷版本无异，在严格控制下，真正的公共话语的空间微乎其微。

跨国媒介集团尝试与中国地方上的电信网络公司合资，或签订商业合同，但步伐未必随着入世而加快。政府规定只许有一定资金和专业人员的公司营业，营业者多半党政关系良好，自然支持严格的政策。新政策将如何依照世贸协议，规范电信领域的外国投资、合资和股票，目前尚未可知。科技发展将继续向中国加压，总的会走向市场开放和价格改革。[page_break]

五、话语、科技和意识形态

中国当局坚拒外资和私资控制传媒。但媒介管理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尤其互联网和卫星势将削弱官方控制信息流通的权力。目前报纸不准跨省发行，当局很难把新媒介限制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中国加入世贸后，媒介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国家和全球之间角色愈来愈重要。麦考密克（BarrettMcCormick）和刘擎问：科技和全球化给中国媒介的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带来甚么影响？他们认为，互联网为媒介创造自由的空间，所传递的一些内容对官方意识有潜在的颠覆性，进口的商业文化也可能推动个体和企业的自主意识。在此，容我再补充几点。首先，官方热衷把新科技应用於商业上，却又想控制科技的政治影响；全球传媒巨霸想在中国赚钱，不可能违背官方的意旨，因此不应高估它们在推动民主化方面的作用。第二，中国的网络传播和电信发展会继续加大社经差距，我们不应高估新媒介的颠覆性，但城市精英的确更容易获得商业和学术信息。第三，电信促进了商业文化，但它如何与当局合作又作对，值得密切注意。第四，知识份子电子报（包括网络杂志、BBS论坛、数字化的学术资料档案）既非官方的，也不商业取向，它们是自由派、老左派和新左派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场域。旧的网站被关闭，新的网站又出现。因为没有盈利机会，国际资本不会投资於此，政府迄无明确的规范。

新科技和全球化对中国新闻工作者和公众有甚么影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少有结论性的实证研究。汤普森（JohnB.Thompson）提出媒介产品的「全球化的扩散传播」（globalizeddiffusion）和「地方化的吸收」（localizedappropriation）」的辩证双重关系，说明全球政经和文化中介的複杂互动27.如果只用政治经济学看主流文化的生产过程和分配结构，而未能留心各阐述群体的话语意义，其结果可能夸大「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断。反之，如果只在微观上看受众如何解释进口的媒介文本，而漠视全球控制和依附的宏观结构，也很可能武断地抹煞意识形态的涵义。问题不在於是否有文化帝国主义，而在於这种帝国主义产生甚么霸权效果。宏观历史和具体社会语境必须兼顾，展开辩证的讨论28.

市场化给中国媒介带来了混合的意识形态，充满了矛盾的身份、认同、形象和主体性。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竞争和意义重建的场域，既有共产主义的革命话语，也有市场化的实用话语。用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主流意识结构（dominantstructure，即共产主义强调革命先锋队的宣传）、剩余意识结构（residualstructure，即传统儒家强调士大夫的道德责任）以及新兴的意识结构（emergingstructure，即符合市场逻辑的媒介专业主义）的斗争与调和29.

潘忠党和陆晔借法国社会学家塞尔托（MicheldeCerteau）的概念认为，中国记者在日常新闻实践中，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的话语资源和技巧，以规避、吸纳和抵制官方的权力控制，正是以不同的「对策」来对付上面的「政策」。记者用官方辞令来正当化自己想做的事，例如（1）用党八股来论证媒介上马的项目；（2）赋予过时的宣传路线（群众路线）以新意，并融入市场和专业主义的逻辑中获利（如市场调查），以及（3）顺着政治气氛讲话。他们除了消极地阳奉阴违，也积极地从党国义理中寻找市场根据。然而这些策略看情况应变，很不稳定，是「弱者的武器」，使他们与权势对抗时赢得一些小胜利。必须指出，游击战和灵活策略确能赢得小胜利，但这些策略能否制度化，以抗衡统治意识？我觉得，它们多半会被主流结构吸收、削弱、以至击败，因此夸大受众的主体性而忽视结构的控制恐怕只见树不见林；那些小胜利流於短暂、自恋和逃避，并不能改变、抵抗或颠覆深层的支配。80年代，改革派希望重新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的「自由面」，一旦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后，一切付之东流30.莱瑟姆（KevinLatham）认为，到了世俗化的90年代，多元的意识形态凸显出官方意识形态愈来愈脆弱和分裂31.其实党国结构仍然牢固，媒介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也不像80年代那样倡导政治改革。即使在美国，民粹式的文化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也遭到批评，吉特林（ToddGitlin）说这些人用幻想的文化政治代替制度性强有力的社会运动，不啻掩饰自己的政治无能32.[page_break]

何舟在一篇论文中说，中国媒介已从洗脑的国家工具转型为「党的公关公司」，任务是宣扬党国的正面形象33，中国媒介已经戴着社会主义的面具，装着资本主义的身体。我知道很多中国记者认为这个描述中肯。何舟描述，在全球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冲突中，媒介用五种策略来减少意识形态的不和谐，包括：（1）重新调音；（2）意识形态分割；（3）淡化不协调音；（4）契约性的合谐；（5）寻求国家保护。下一步，我们应该问：媒介组织和记者如何在「市场化的权威媒介体制」生存、妥协和争取空间？经济自由化、市场竞争和全球渗透如何形塑媒介生态环境、话语和意识形态？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分析角度，即解释霸权和反霸权的动态斗争过程，会为福柯式的话语分析提供更辩证的一面34.

六、中国在国家─全球的纽带中何去何从？

中国知识份子在媒介辩论中国何去何从。老左派、自由派和新左派（外加80年代的改革派）构成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光谱。这些辩论几乎完全与社会运动脱节，但还是可以澄清一些政策取向的问题。

老左派承袭的教条，以胡乔木和邓力群为首。他们在80年代末清算党内改革派，但未料随即在90年代失势。这一派攻击世贸组织为美国霸权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把俄国、东欧、巴西和非洲的动荡归咎於西方宰制的全球化35.老左派常向提万言书，尖锐质疑现行政策偏离路线。他们不相信中国除了加入世贸别无出路，不相信中国加入世贸利大於弊。老左派在互联网缅怀时期的无产阶级风尚：平等（虽然是「均贫」）、民族独立、反抗西方。在2001年7月1日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时宣布资本家可以入党，以前的「剥削者」变成了「联合力量」。老左派立刻展开新一轮的攻击，骂江背叛马克思主义，出卖共产党。《真理的追求》更谴责等为「党内的走资派」，江下令关闭《真理的追求》和《中流》──这两本杂志的刊名就是对现政权的公然蔑视。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老左派可能借屍还魂，得到广大支持。

自由多元主义在中国多灾多难。自由主义思潮一直遭禁，后来在90年代死灰复燃。它们反对威权统治，支持自由市场，但在中国入世这个问题上，却成了当局的同盟。刘军宁认为全球化是「民主的同义词」36，是普世价值的坐标，能够避免战争和避免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自由派认为全球化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富强，柏林墙和前苏联就是在全球化的力量下倒塌的。他们相信世贸和全球化能够为中国引入法律机制，提高管理的透明度，扩张经济改革。此说与美国对华政策不谋而合。他们极力反对民族主义，认为它为政治独裁准备了道德和文化基础37.在反驳老左派和新左派的攻击时，自由派声称，中国腐败的真正原因是威权主义，不是市场化和全球化38.朱学勤指出，中国的情况是「看得见的脚（政府权力）」经常践踏「看不见的手（市场）」，而国际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并不重要39.刘军宁认为新闻自由是以经济自由和私有财产为前提的40.

自由派阵营里有一类是不再迷信极端主义的老激进份子（如李慎之），另一类是相信西方民主的改革派知识份子。奇怪的是，自由派对公平和市场支配这类话题大致缄默，对农民和工人的惨状很少发言。他们认为自由高於平等，机会平等高於结果平等。他们相信全球化带来民主潜力，但不知他们如何解释新加坡的反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专制统治，正是中国当局所羨慕的）和阿根廷的崩溃。国际工业资本在中国的纪录也未必太民主。徐友渔强调，中国要在全球化环境中成功，完全「事在人为」41.这未免忽略了全球化限制性的一面。

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改革派随着改革官僚体制浮沉，当时他们多在党国的宣传和意识形态部门中位居要津。对的反思，使他们致力於重新解释马列主义和思想，再发现它们的「自由面」，倡导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他们支持和的政治改革，直到中被清算为止。改革派的言论包括苏绍智的社会主义民主论，王若水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论，以及胡绩伟的党报「人民性高於党性」的论述42.孙旭培提出多层次的「社会主义报纸体系」，唱的合谐曲既包括党国媒介的主旋律，也包括非盈利民办报纸的音符43.1989年以后改革派要么被驱逐，要么被边缘化；1992年以后商业文化席卷中国，拥抱全球资本主义，他们已经退出这场辩论。在尚存的声音中，孙旭培更接近自由派了44.[page_break]

90年代，国家引导的市场经济带来的残酷后果渐渐浮现，新左派对此提出了及时的激评。他们攻击80年代的改革派和90年代的自由派有精英贵族情结，过於保守。新左派（他们自称「自由左派」）既不用国家与人民的对立来归纳中国的症结，也不认为压制性政体是中国的首敌。不少新左派成员在海外大学任教，或在国内担任文化职位。他们攻击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蔓延，制造消费文化和市场狂热，与草根民主格格不入。甘阳谴责自由派讚颂的「自由」只给富人、强人和能人特享45.新左派的观点把自由与平等对立，其实真正的自由主义总是有意识地调和这两个基本价值。自由派鼓吹「有限的政府」，以减少滥权；新左派则要建立强大的「民主政府」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为然──好是好，怎么做？

《读书》主编汪晖是新左派最雄辩的作者之一，他攻击西方现代性中的非理性成分46.在一篇分析中国现状的长文中，他声称「六四运动」不仅是一场自由派学生和知识份子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和宪法权利的运动，也是广大城市劳工要求社会公平的抗议运动47.在建立新左派为「六四」的继承者之余，他进一步抨击新自由派是在过去二十年推动「激进私有化」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正通过世贸组织，在结合国家资本与跨国资本，重塑中国的社会和市场的版图。自由派回击新左派不愿批评专制政体。汪晖的论述颇有见地，但一竿子打倒「政治自由主义者」（一直受当局压迫）和「经济自由主义者」（当局的政策顾问），不免有打倒稻草人的味道。

张旭东呼籲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资产阶级的制度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照顾全民的利益48.他要重燃乌托邦的想像，建构一个新的论述，也就是「在尚存的社会主义框架里，为政治参与和人民民主创造新的可能性」49.据说这个新模式比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democracy）或社会民主（socialdemocracy）更民主。同样，崔之元建议从和的政治试验中，片面挑出一些东西来开展中国的制度创新50.思想到底是权威主义的本源，还是一个「新型的民主」？新左派似乎把抽象的毛主义剥离，罔顾那些实际的、具体的恐怖、飢饿和流血等活生生的历史经验（livedexperience），然后想像出一个激进浪漫但缺乏实践意义的政治制度。正如韦伯（MaxWeber）在一篇名着所言，政治伦理不仅仅关乎意图，而应对行动的实际后果负责51.通往地狱的路可能铺满了高贵的意图。魔鬼总是存於细节：除非新左派提出具体方案，否则他们顶多是乌托邦的想像。

在引进西方激进马克思主义时，新左派似乎犯了怀海德（AlfredNorthWhitehead）所说的「具体情境错置的谬误」。全球资本如何宰制中国经济？加入世贸后中国如何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全球化与地方性（包括国家和统治阶级）如何互动？这些複杂的课题亟待批判评估，不是简单的哲学冥想可以解答。新左派似乎把「全球─国家」的天平倾斜到全球化的一端，忽略了国家的一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专制主义更热衷。他们自称是的继承者，可是毛在革命年代提出要反帝国主义也要反封建主义。在几个国际冲突事件中，新左派几乎倒向国家民族主义，联手反对西方。赵月枝既批判党国的控制，也批判市场的异化52，值得讚扬。

老左派靠边站了，马克思主义改革派早就边缘化了，剩下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多少有基本教义的倾向。他们把西方理论普遍化，运用到中国这个具体的、複杂的、矛盾的环境中。自由派接受海耶克（FriedrichA.vonHayek）古典自由主义的视野，例如刘军宁甚至排斥实用主义（如杜威[JohnDewey]）或社会民主（如拉斯基[HaroldLaski]）的修正53.而新左派拘泥於反帝国主义的论述，竟而抹煞自由精神在中国的意义（比如认为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同时将解放的理想寄託於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或毛主义的乌托邦。全球化是一个悖论──普世化与地方化并存，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共存54.按此，自由派未能关注全球媒介集团主宰市场的负面，而新左派不愿承认建立国际规范、加强法治对中国有种种好处。两个阵营都是以简化、夸张和非黑即白的方式来论述全球化。新左派不同意「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论断55，而自由派拒绝接受「政府是公平再分配的主体」的主张。总之，我们需要重构新的论述，以期「在全球化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声音」56，不脱离地方性而能超越它，带来启蒙而立足於本土。我们必须承认「消极自由」的益处57，也必须调和全球普遍论述以及区域性、国家性和地方性的具体论述58.要做的事多得很。[page_break]

七、结语

这篇文章是我编的将要出版的新书《中国媒介，全球脉络》（ChineseMedia，GlobalContexts）的导论，此书是早前出版的三本书的续曲59.本文提及的作者如无特别注明，都见本书的篇章。在编这四本书时，我的目标可说是一以贯之：（1）兼顾理论与实证，（2）为媒介研究和中国研究两个领域架桥，（3）为中国媒介研究和更广的人文社科研究建立生动的对话。美国主流媒介研究视野偏窄，中国媒介研究只能位处边缘，而中国研究又认为媒介可有可无。但学界的中心与边缘本是社会建构，并非必然，也只有处於边缘的人才能会通不同的知识体系60.我很清楚媒介研究（理论发展）和中国研究（动态追踪）之间有若干紧张关系。我宁可保持对位的张力，而不肤浅地消解它。

这本书横跨好几个学科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声音都是合谐的。我把冲突的观点放在一起，是希望让对话能够继续。我们包括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类主题，但终极关怀是媒介和民主的关系，既有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也有全球的比较视野。让我再重述本书论题：

*外国媒介在电信科技的投资对中国民主的影响不可估计过高。中国将依照世贸条款，允许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电信基础设施和媒介管理，但绝不会放弃党国对媒介的拥有权和编辑控制。全球性媒介集团也不太可能挑战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最近美国电脑网络业泡沫化，传播科技业萎缩，可能影响全球性传媒集团对外扩张的步伐。

*中国以组建国家主导的媒介集团，与全球和跨国媒介竞争，但不太可能成功。

*中国媒介制造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的」就是「反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它极力渲染中国加入世贸和申奥成功是了不起的「民族成就」。在这个意义上，「全球的」是「民族的」，「民族的」是「全球的」。

*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媒介在制造形象、话语和意识形态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媒介既反映也加剧中国不均衡发展的主要矛盾，牺牲共产党的传统支持者（农民和城市工人），看顾新兴城市知识份子、专业人士和经理阶级。这样，「国家的」压制了「地方的」。这一趋势随着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会愈演愈烈。社会经济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已引起知识份子和媒介的激烈争论。

*新媒介科技将挑战官方对传媒的控制。新媒介科技对新兴商业文化和公共空间也会有影响，但究竟性质是甚么，变化的过程如何，尚待继续研究。

*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媒介及其工作者正在变动中。在政经变革的背景下，他们正在清理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儒家思想和市场逻辑的专业主义。

*大众文化避免与国家意识形态直接冲突。民族主义的包装保证市场的成功。

*评价全球媒介巨霸在中国投资的影响，需要有历史的关照，来解释全球和国家的互动。

本书关注民族性和全球化的互动关系，却忽略了中国地方性的发展。我们要用理论的视野和恰当的方法来研究媒介的内容，以及人们如何吸收和解释它。末了，我在最近一个关於中国和全球化的国际会议上听到两个有趣的说法：首先，有人说学界流行研究中国的经贸巨变，忽视糟糕的人权状态。其次，华裔以前比外国学者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更悲观，现在却感到更乐观。第一个说法显然与本书不符。至於第二个说法，就请你自己评价了。

註释

1李金铨：〈建制内的多元主义：美国精英媒介对华政策的论述〉，《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2年2月号，页71-82.2MariaHsiaChang，ReturnoftheDragon：China’sWoundedNationalism（Boulder，Colo.：Westview，2001），182.3JinhuaDai，"BeyondGlobalSpectacleandNationalImageMaking"，Positions9，no.1（2001）：161-86.4Chin-ChuanLee，JosephManChan，ZhongdangPan，andClementY.K.So，GlobalMediaSpectacle：NewsWaroverHongKong（Albany，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2002）。[page_break]

39同註38朱学勤。

40；53JunningLiu，"ClassicalLiber-alismCatchesoninChina"，JournalofDemocracy11，no.3（2000）：48-57.41同註38徐友渔。

42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论，请参阅註30Chin-ChuanLee.43XupeiSun，AnOrchestraofVoices：MakingtheArgumentforGreaterSpeechandPressFreedomintheRepublicofChina，ed.ElizabethC.Michel（Westport，Conn.：Praeger，2001），xxv，31，37.45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註38《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页1.46HuiWang，"ContemporaryChineseThoughtandtheQuestionofModernity"，SocialText，no.55（1998）：9-44.47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3期（2001），页1-65.48；49XudongZhang，"Nationalism，MassCulture，andIntellectualStrategiesinPost-TiananmenChina"，SocialText，no.55（1998）：135；130.50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4年8月号，页5-16.51MaxWeber，"PoliticsasaVocation"，inWeber：SelectionsinTranslation，trans.EricMatthews，ed.W.G.Runciman（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212-25.52YuezhiZhao，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BetweenthePartyLineandtheBottomLine（Urbana，Ill.：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8）。

54MikeFeatherstone，UndoingCulture（London：Sage，1995）；JohnTomlinson，GlobalizationandCultur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9）。

55BarringtonMoore，Social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Boston：Beacon，1966）。

56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页163.57Chin-ChuanLee，"ChineseCommunication：Prisms，Trajectories，andModesofUnderstanding"，註33Power，Money，andMedia：CommunicationPatternsandBureaucraticControlinCulturalChina，3-44；註30Chin-ChuanLee.59此书将於2003年由伦敦的Routledge出版社出版。早前出版的三本书为：VoicesofChina：TheInterplayofPoliticsandJournalism（NewYork：Guilford，1990）；China’sMedia，Media’sChina（Boulder，Colo.：Westview，1994）；註33Power，Money，andMedia：CommunicationPatternsandBureaucraticControlinCulturalChina.60同註57Chin-ChuanLee，"ChineseCommunication：Prisms，Trajectories，andModesofUndersta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