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传播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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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利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对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形象的概念进行初步界定，对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进行初步分析。

从上述角度分析，国家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处于国际社会大系统中；其形象的形成过程类似于单纯的物质的形成过程，但是国际社会的复杂性造就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国家形象其实是一种映像的输出。

【关键词】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国际传播

在国际关系学界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国家形象已经不是什么新概念。然而细细考察开来，对于这一概念及其研究过程中的几个概念却一直没有较为仔细和认真的界定。为了便于论述，笔者不揣冒昧对国家形象研究中的有关概念进行初步的界定。

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国家

1648年维斯特伐里亚条约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始。“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已经普遍形成”。①在其后300多年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最有组织的政治经济实体，是国际上最为活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体。”②这一基本事实使我们考虑任何国际关系问题时，都离不开对国家定义的思考。

“国家”一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层面和角度。

从国际政治层面分析，“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国家理论：韦伯理论，多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③。韦伯学派认为，国家是具有主权的组织，能在其领土内对使用有组织暴力具有垄断权利的实体；多元主义给国家的定义是某一特定的时间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具体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其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国际法层面，学者们强调的是国家作为“国际人格者”所具有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国际法上应具备四个要素：定居的人民、确定的领土、政府和主权。”④

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对于国家概念的界定各有特点。但是，纵观所有相关概念，我们应该有几点共识：国家是具有主权、社会(定居的居民)、领土，使用有组织暴力、具有特定制度和法律秩序的政治组织。

然而，我们研究国家形象问题时，如果仍然把国家的概念固定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范畴中，以权利和利益以及暴力等学术话语来表述形象，形象将永远处于一个没有边际、虚无飘渺的空中。人们时时处处感觉到形象的作用，却无法评估。于是传统的政治学者总是把国家形象作为一种附属品而不是政治学或者国际政治学的层面上单独的一个概念进行看待。国家形象的相关论述也因此而苍白无力。

本世纪40年代以来，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为人类提供了观察、解释世界的新途径。这种理论认为，系统“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中”⑤。系统论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学者们对于系统科学所能够达到的效果一直存有争议⑥，但是利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被学者们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之中。

“系统论前提是世界可以分解成系统和亚系统，然后组成一个有动态反映的整体，并予以认同”。⑦国家则是一个“大系统”⑧。这个大系统由很多交叉重叠相互建构的子系统或亚系统构成。

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我们把国家看作信息源，意即把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看作是一个又一个的系统“信源”(informationsource)。这些信息源不是单独存在的，他们由于互相联系而存在，并最终形成一个信息互相作用的特大系统，这就是国际社会。这个特大系统中，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大的信息链条中，即是信息的发出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和反馈者。

国家系统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生态和物质亚系统，一般认为包括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这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而是相对恒定的，当然这里的人口因素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但在多数国家相对稳定。如果要给此亚系统所产生的信息一个名称，可称之为“核信息”，这些信息是内化核心信息，是其他系统核信息基础。

国家系统第二层次是社会组织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也就是政治学层面上所说的制度、法律秩序以及有组织的暴力制度等。该部分是极为庞大、复杂部分，它包罗了一个国家客观存在的一切。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形态奠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大社会系统的基础。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国家系统的生态、物质基础，这个部分应当是信息形成过程中人类之后的第二决定者，是国家系统中信息身份的认定者。该部分运动中产生的信息构成国家系统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层面。

很多政治学者力图将国际系统的第二到第三层面简化，建立“政治模型系统”。他们认为“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它是社会科学家用来整理资料、创立理论和进行预测的。”⑨“在政治系统模型中，很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就像生物系统一样运作。”⑩在众多的政治系统模型中，伊斯顿的模型应用较为广泛。但是，这一系统模型也存在很多缺陷。主要问题是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以及转换过程中的“黑箱操作”。例如，在水门事件中，是不是美国公民让尼克松的工作人员在的总部安放窃听器呢?不。但是当1973年掩盖的细节被披露时，反馈链才开始起作用。这里面也许还有政党斗争以及其他政客的个人因素，而并不单单是民众对众议院施加压力而能够发生的。因此，罗斯金等人在撰写和研究中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改动，形成了“政治系统的修正模型”(11)。

修正后的模型中加入了“内部输入”的概念。“伊斯顿把来自政府不同部分的压力——政府主要是与自己进行对话从而形成简短的反馈循环——称为“内部输入”(12)。这一概念的引入使这一系统更为复杂，也说明了现实的复杂性。

在分析国家系统的第二层面时，同时涉及到了该系统的第三层面。在第二层面的基础上，一国系统内部人类的活动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层面进行的。在这个层面上，上述两个层面的信息最终被标识并被传输。

形象及其形成过程

形象的源本体是物质世界，次级本体是物质世界的综合表征。抛开人的因素，我们不妨把两者都看作是客观存在。前者必定是物质的，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后者虽然未必是物质的，但是也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物质世界的“形”。当然，我们研究的关键在“像”，也就是在具体概念环境当中通过一定媒介(medium)形成的通常意义上的“形象”。

物质是作为世界的本体，决定了能量、信息和意识的最终形成。从物质到能量发生了一个守恒的变化，变化出现在形式上；当进入信息转变之后，变化规律变为不守恒，而意识变化过程中，由于很多因素的不可测性，信息变化更加复杂。

也就是说运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差异，这些特征变化也是客观存在；物质运动过程中，形成信息；作为物质属性的信息也是客观存在；信息实质上就是“形象”中的“形”。那么“意识”是否是“象”呢?否!意识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和观念，意即大脑对信息进行加工的工具。当人们将加工后的信息这种“像”通过一定的方式“输出”之后才形成“形象”。这是“形象”最基本、最简单的形成过程(如图所示)。

物质(运动)信息传输(被噪音影响)人脑被加工像(输出+噪音)变形形象

图1形象形成过程简图

由此，笔者试图将“形象”界定如下：形象是物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被人脑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结合上面对于上述几个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表1：

由表1，我们可以分析出形象的特点：

1.形象的物质本原性。形象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没有了物质的本源，形象无从谈起；

2.源像的客观性。物质的运动变化产生信息，这是形象的“源像”，也就是形象的次级本体；源像是客观存在的，是惟一的，但是具有不可描述性；

3.形象的主观性。由一些符号组成的意识是信息的“加工厂”，加工厂首先生产出的是“模板”，出厂销售时根据不同客户或者是其他具体环境的要求进行“深加工”并形成最终的“形象”。

根据以上对于形象特点的界定，笔者试图将形象形成的过程细化(如图2图3所示)：物质运动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Ia(14)，Ib……I(n+1)，这些就是平常所说的“形”，也可以成为“源像”。作为物质运动及其表征的信息进入传输领域之后必须有一定的中介，于是符号介入进来。由于“社会中人们共有的都是符号的形式、符号的指说对象和符号的部分意义，而不是全部意义”(15)，信息发生第一次变形，并生成Ia(information),Ib‘……I(n+1)’，我们可以把其称为“讯息”，即“传达一个具体内容的一组信息符号”(16)。讯息传输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来自于外界其他符号系统或类似噪音的影响，于是发生二级变形。经过两次变形的信息进入大脑。大脑中存在固有的符号系统成为一个加工工厂，这个工厂对进入大脑的信息进行深加工形成某种“模板式”。这个过程中，信息第三次变形生成模板a/b/c/……以及对于特定事物形成的总模板S。这些也就是在大脑中的映像。这些映像生成之后不会立即输出。只有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情况适当时(时间、地点等所有相关条件)以主体独有的方式将这种映像输出。由于输出过程中有符号介入，同时也收到各种不同传输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所以这里有第四次变形并形成了IMa(image)，IMb……IMn+1以及对特定事物总的形象IMC(imagecomprehensive)。形象就此形成，但是形象的使命没有终结。它会在特定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对物质本身产生影响，也就是对于物质及其运动产生反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试图做以下假设：

第一，第一级和第二级信息变形是不可控制的。也就是在“源像”到达大脑之前不可控制。但是当源像信息一旦被人类符号化并进行了编码，就给予外界一种控制的可能。

第二，可以假定：不同社会制度、生活背景给特定的人以至特定族群以特定符号和符号序列以及编码系统组成的意识工厂对进入大脑的各种符号进行品评，根据信息符号序列与所储存相关序列进行对照，原有符号编码被进一步强化、削弱以至更换，当然也有被完整传递的可能。(17)其变化程度与信息进入的数量、原有符号序列的“坚硬”程度、两种编码的相似程度有关。(18)

表1物质、信息、意识、形象的区别与联系(13)

加以比较的各个领域的存在方式事物、基本成分等过程守恒原理熵度量

物质电子、有机细胞、生产力等扩散过程，发展过程等存在于物理领域结构熵数目、数量单位等

信息信号、信号序列通过媒介传输，通讯、信息的存储等没有守恒原理(因为I=I′+噪音决不是守恒原理)信息熵(例如因为早已(14)介入而产生的信息熵)信息量度(例如根据信息流量)

意识观念、概念等抽象、逻辑推理等不守恒(因为噪音过多)存在，形式多样无具体方式和方法

形象众多概念、多种意识的合成通过中介(media)的反映像过程不守恒(因为噪音过多)存在，形式多样无具体方式和方法

图2形象形成过程细图(19)

第三，由于模板输出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包括舆论环境、政治经济条件等，模板内容输出时会因为噪音的影响而发生第四级变形。

第四，形象形成后，对于物质及其运动过程会产生能动的影响。这是形象之作用所在。由于其各种影响方式与媒介都有人与媒介的参与，因而具有可控性。

第五，由符号所标识的信息根据其最终的传输效果，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核信息”，这种核信息在形象形成过程中相对稳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不会发生变化；另一种被夸大的信息；第三种是被缩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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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及其形成过程

国内新闻传播学者支庭荣认为：“国家形象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并没有明确提出，因为在实践上早就利用其发达的宣传机器，鼓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且也十分讲究宣传技巧，更多的运用心理战术和舆论垫付手段，搞‘和平演变’”。(20)因此，国家形象概念多由国内学者提出。

在国内学者中，最早进行国家形象问题研究的是中国新闻学院徐小鸽教授，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21)

90年代以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的两个教授也对“国家形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伟芬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22)。李寿源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23)。

另外，成都科技大学管文虎教授等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24)。

可以看出，在“国家形象”概念界定时，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学者界定层面也不同，但是离不开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国家形象的外向性，此其一；其二，国家形象是国家实力的反映，也就是承认国家形象的物质本源性。

结合以上对于国家和形象的界定和分析，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是：

一个主权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25)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在国家关系与大众传播层面上，我们主要分析一国的国家形象在外部公众中形成的映像的输出。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国家系统的3个信息层次。根据国际关系学中系统论的观点(26)，每一个发出信息的国家系统最终组成国际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国家系统面对的是外部的国际社会、国际公众或者说他国公众以及国际组织(27)。

假定某个国家子系统为一个单独的抽象信息源，我们就可以把其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于是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就有类似于普通物质形象的形成过程。

所不同的是国家形象的形成是国家系统发出信息综合作用的结果，系统本身就十分复杂，系统之中对于信息身份的认定不断发生变化，外部公众也处于不断变化中，相比单纯的物质形象的形成过程，具有相当强烈的复杂性；

另外，国家系统本身不是单纯的物质，而是存在大量的意识因素，因而，很多信息在国家内部已经进行了相当的加工(虽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加工的作用在逐渐缩小，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消失)，因而第一信息变形实际上在系统内部已经发生，而且上文中所说的二级变形也已经发生。这些变形的发生和系统之中的第二和第三层次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国家形象的描述必须引入政治学的系列概念，例如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政策机制等等。

同时，由于上述原因，信息被控制的可能性有了很大的加强。如果说，单纯的物质形象形成过程中人是通过符号以及固有意识形态来加工经过一级变形的信息，在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外部公众加工的则是经过n级变形的信息，这种变形有的是夸大，有的是缩微，当然不排除变形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信息的可能。

考虑到以上4点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形象的形成有这样一个过程(如图3所示)：国家系统内部由于内部物质运动、政策调整而发出信息，这些信息被系统内部加工，发生n级变形，各类变形信息通过多种不同信道被传送。外部公众所在的国家和组织通过信道以及传播者进行的控制、传播者本身意识形态工厂的加工、信息的接收者的接受方式等使信息在这里又发生n级变形。信息发生了n+1次变形后，为“公众”加工形成映像并在特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信道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输出，并再次为其所在的国家系统和组织所影响而再次发生变形。映像输出后最终形成形象。

由此，类似于物质本身，国家形象有自己的“源像”，也就是国家系统3个层面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相互作用，形成国家系统的“源像”。类似于单纯物质的源像，这种源像具有不可描述性；源像经过国家系统的主控族群(28)的描述和加工输出，这种形象带有强烈的该组群意识形态色彩，带有主控族群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实质上这就是国家系统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自我认定的过程)；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源像又部分地为国际信道中的传播者以及其他的国家系统中的主控族群直接描述，这种描述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关系格局和体系、国际形势等更多因素的影响；上述两种描述在国家系统的外部受众中被接收并被加工，形成形象；一旦这一映像和其生活产生联系时，他们就会通过自己所能够达到的信道传输出来，并最终形成一国形象。这一过程在国际社会实际上在不断地进行着。

我们可以找到三种国家形象了：一种是具有不可描述性的国家形象的“源像”；一种是本国系统中主控族群所力图树立的形象；第三是国际信道传输和其他国家主控族群所描述下的一国的形象。后两者将为了争取在受众中的合法化而展开博弈。

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就是这种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的过程中涉及到一国的国家信息实力，一国系统所传播信息与对象国主控意识形态切合的程度；一国系统信息改编他国主控族群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一国系统信息在其他族群中合法化的能力和速度等。

关于信息博弈的具体过程分析，笔者将在以后的论文里加以阐述。

图3国家形象形成过程图

注释：

①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第一卷，“本卷前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③［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54页。

④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6页。

⑤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⑥P·切克兰德著，左小斯、史然译：《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中“科学面临的问题：社会科学”一节，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7页。

⑦陈卫星著：《传播的表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⑧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

⑨⑩(11)麦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2)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95；转摘自麦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你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13)根据克劳斯著：《从哲学看控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转引自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8页(改编)。

(14)informationa

(15)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16)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17)由于文章主题所限，笔者不对此假定进行详细论证。

(18)参考传播学效果研究理论以及传播心理学相关内容。

(19)据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83-119页；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简妙如等译：《大众传播媒体新论》，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台湾)1999年版3-117页；［法］罗兰·巴特著，许绮玲译：《神话—大从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7-191页；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导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6-45页相关内容做出。

(20)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支庭荣：《国家形象传播——一个新课题的凸现》。

(21)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

(22)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3)李寿源主编：《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24)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25)这里，公众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国际受众个体等在内。

(26)卢明华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

(27)这一看法来自于“新现实主义”对于国际体系的理解和分析，但是笔者认为将这种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更加容易说明问题。有关的内容可以参阅［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8)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对于物质力量从而对于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再生产具有控制能力的族群(group)。这一概念参见TerryEagleton，1991“Ideology：AnIntroduction”VersoLondon，转引自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简妙如等译：《大众传播媒体新论》，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台湾)1999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