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人用人与社会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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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用人要注意社会公论”、要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这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就新时期干部选用问题所作出的重要举措和原则性规定。目前，如何深刻领会其思想意蕴，如何按照公论的要求培养和引导干部，如何在选人用人中体现社会公论的要求，如何正确处理好与公论相关的一些重要关系，等等，都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深入细致的思考。

一、选人用人要注意社会公论

党的四中全会《决定》作出“选人用人要注意社会公论”、“多数群众不拥护的，不能提拔”的规定，不仅仅是对干部工作的一种规范，更重要的是它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

为使人民群众充分行使选人用人的民主权利，我们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措施。如县级以下实行直选；取消等额制，实行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的办法对各个基层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逐步实行职工直接选举的办法；恢复和建立对干部的考核制度；由群众推荐与领导批准相结合选拔干部的制度等等，都取得了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在选人用人问题上，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影响程度还很低，许多地方单靠组织选人、少数领导选人、甚至个别领导者选人的现象还十分普遍，给我们的干部工作和干部队伍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1)封闭。常常是以各级主管部门为圆心，以内定为半径，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画圆。群众不晓，被选人不知，使人感到神秘莫测。(2)视野狭窄，缺乏公平竞争。由于自上而下地少数人定干部，在选用的人员中往往是自己身边和一定圈子里的人物，大量的更加优秀的人才难以进入视野，参与竞争。(3)不正之风难以避免。个别领导者利用职权任人唯亲，扶持亲信，笼络人心。(4)导致一些干部丧失事业心和责任感，一心对上“负责”，卑躬屈膝，跑门子、拉关系，甚至搞人身依附。这样产生的干部往往置群众利益和群众意愿于不顾，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腐化堕落。以上种种，不一而足，群众很有意见。

对此，邓小平早就指出：“不少同志只是看到周围熟悉的一些人，总是在原来的一些人中打圈子，不会深入到群众中去选拔人才”[1]。“有些企业和单位，群众自己选举出的干部，……很快就作出了成绩，比单是从上面指定的干部合适得多”[2]。以后他又一次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3]。邓小平认为，要选好人、用好人，一定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的人，在选人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依照客观形势的要求，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认真吸收和总结了邓小平的重要思想，并明确写进《决定》之中，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选拔优秀人才，保证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二、各级各类干部要赢得群众公认

《决定》把是否赢得人民群众的公认作为今后选人用人的重要原则。这无疑是必要的、及时的，但是怎样才能赢得群众的公认，需要我们作出更深层次意义上的思考。

首先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这是一个领导者努力奋斗、施展才华的原动力。它要求领导者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孜孜追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乐于奉献，做到鞠躬尽瘁。要能以天下为己任，以富国强民为神圣职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样，才能真正摆正自己的位置，处理好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诚心诚意地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其次，要有务实求新，开拓进取的精神。一个群众公认的干部，决不会是只会说，不会干，甚至只说不干的人。对于那些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真抓实干、不搞花架子，不吹喇叭抬轿子，不做表面文章的务实干部，群众会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当然，真抓实干并非循于古道，囿于陈规，而是要解放思想、富于创新、开拓进取。要善于打破条条框框和种种陈规陋习，敢担风险，敢担责任，不怕挫折，不怕失败。那种为保“乌纱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平庸庸，碌碌无为的“官混子”、“官痞子”，必将遭到人民群众的鄙视和耻笑。

第三，要有清正廉洁的道德风貌。各级党员干部如何看待和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保持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是关系到国家兴衰、人心向背的大问题，也是赢得社会公论的关键所在。因此，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要严守法纪、不贪赃枉法，要一秉至公、不以权谋私，要厉行节约、不奢侈浪费，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若此，“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服”，“民莫敢不情”。

第四，要有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的勇气和作风。领导者就是负责者，而官僚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不负责任。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者，常常是高高在上，衙门作风、老爷态度，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对人民群众疾苦视而不见，对革命事业漠不关心；工作中相互扯皮、相互推诿，甚至相互拆台，以致于正常的管理秩序难以维护，工作不能高效运转，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损害。显然，这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背道而驰的。领导者只有坚决克服和有效地抵制这种顽症，才能顺民心、合民意，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信赖乃至公认。

三、选人用人要体现社会公论

当前，如何将“选人用人要注意社会公论”的原则落到实处，真正体现社会公论的要求，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必须让人民群众参与选人用人，坚决反对和抵制按照少数人、甚至个别人主观意志选人用人的不良倾向和不正之风，使选人用人真正民主化。目前，多数单位在选拔干部时能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民意测验、个别谈话等形式听取群众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群众参与选人用人的民主化程度，拓宽了知人选人的渠道，增强了选人用人的准确性。但是，也有相当一些部门，群众参与的程度仍然很低，有的还是仅仅依靠少数人、甚至个别人选人用人；有的虽然讲参与、讲民主，但缺乏必要的、有效的措施和手段；有的形式上吸收了群众参与，却没有真正尊重他们的意愿，等等。这些不良习惯和做法，使得在一部分干部的选用上产生许多失误。

让人民群众参与选人用人，首先是要通过群众识别干部。党员干部生活工作在群众中间，他们是否德才兼备，是否拥护开放路线，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干出政绩，长短优劣，群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其次是要通过群众推荐干部。光有对干部的评价和认识还不够，重要的是让群众来推荐干部，即把他们认为能够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政绩突出的干部推选出来去从事社会事务的管理、承担更大的责任。第三是让群众拥有用人监督权，籍此来有效地反对和遏制按照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凭个人感情用干部的不良倾向和不正之风。可以说群众参与选人用人是体现社会公论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快选人用人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步骤和举措。

其次，必须拓宽视野，打破封闭，使选人用人公开化。选人用人模式历来有两种，一是封闭型，二是开放型。前者是以上级组织部门为圆心，以内定为半径，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划圆。其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单向选择，上级部门既是起点又是归宿。这种模式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具有排他性，未被列入内定的圈外人士，即使政绩再突出也难以得到选用；二是导致和助长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歪风，使一些干部“眼睛长在头顶上”。三是选用结果上下不通融，群众不满意。后者是一种面向社会、全方位开放的用人模式。在范围上不分圈内圈外，在程序上自下而上，这样，真正德才兼备的领导者得到选用，于国于民有利，而人民群众的意志也得到了尊重。

第三，必须严格依照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程序办事，使选人用人制度化。选人用人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对此，我们党制订了一系列明确规定：选拔任用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首先必须公开推荐，广泛听取意见，提出选拔对象；其次组织人事部门要对选拔对象进一步考察；最后提交党委讨论审批。这里的第一步骤就是充分走群众路线，体现人民意志，注意社会公论的具体内容。按照这一程序办事，既能准确地掂量出群众的认可和拥护程度，作出正确的选择，又能置选人用人工作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防止一些投机分子钻空子，避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因此，我们要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的组织程序办事，然而，仅限于此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或特点和社会公论的要求，加速干部选用的立法进程，抓紧修订、补充和完善有关干部选用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便用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规范选人用人工作，避免随意性。

第四，必须不断研究和创造新方法，使选人用人更加科学化。“伯乐相马”、领导委任，一直是我们选人用人的重要方法，也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选人视野过于狭窄，大量德才兼备的领导人才难以得到选拔。为此，人们不断地寻找新的方法来促使各级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如动员、组织社会各界推荐优秀人才，实行“双推双考制度”(组织推荐、社会推荐包括个人自荐，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结合换届、配班子，在一定范围内广泛地民主推荐干部，注意从关键的台阶上发现和选拔年轻干部，全方位选拔年轻后备干部等等，都是对传统方法的探索和突破。各级领导干部和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和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党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从实效的角度出发，积极而又满腔热情地总结推广这些体现群众路线、尊重民意的成功做法，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正和完善，同时要继续努力探索和创造新的方法，从而使选人用人工作能更直接、更有效、更科学地体现社会公论。

四、选人用人要贯彻社会公论原则

选人用人应正确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党管干部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党管干部的具体内容是党通过制定干部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干部工作实施宏观管理和统一领导；同时做好部分重要干部的推荐和干部的培养、监督工作等。所有这些工作，并不排斥群众评判、评价的基础性作用。从这一意见上说，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与“选拔人用人要注意社会公论”、吸收人民群众参与选人用人之间并不矛盾。相反，它更有利于我们党管好用好干部。因而，我们反对任何以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为由来排斥和否定群众参与选人用人的做法。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了更好地尊重民意、体现社会公论，及时准确地把公众评价反映到组织人事部门，保持干部工作有效的组织性、统一性和严肃性，也离不开党对干部工作的统一领导，否则，就有可能造成群众参与过程中的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

其次，要处理好领导用人与群众选人的关系。选人用人是各级领导者的基本职责，也是履行各项管理事务的基本环节。忽视或放弃选人用人这一基本工作无异于失职。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领导者可以不走群众路线。群众选人是领导选人的基础，领导选人是群众选人基础上的集中。这是干部选拔工作民主化、科学化的唯一正确途径。我们既不能否定领导个人对干部任用的看法、意见和使用权，也不能否定群众对干部的评价和判定，而是要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要处理好社会公论与零散议论的关系。社会公论，是大多数群众对其所关注的人或社会现象进行评议、评价、判定而形成共识的议论。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公论是人民群众正确意见的集中反映。但是，由于组织人事部门对信息的占有程度和群众对事实了解情况的准确程度不同，加之群众觉悟程度的限制，“社会公论”所反映的情况可能十分复杂，其中未免夹杂着形形色色的群众议论。

因此，我们一方面对社会上各种评价和议论进行科学分析，辩明真伪，不简单草率从事；另一方面要以积极的态度，广开言路，使社会公论化暗为明，纳入健康的轨迹，使一些不谙事理或别有用心之人无机可乘。同时，还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歪曲事理的零散议论、走调变型的意见进行引导，提高群众对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使其能够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配合好干部的选用工作。

第四，要处理好平时考察与集中考察的关系。平时考察是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对被考察者所作的连续的、动态的观察和评议；集中考察则是在较短时间内所作的评价和判定。二者都是在吸收群众参与、注意社会公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于干部的评定和取舍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们的考察工作较多侧重的是集中突击考察，这样，有可能使我们静止地、一时一事地看待一个干部，甚至被一些假象或歪曲事理的议论所迷惑。因为，一个干部在过去、现在和今后的表现往往是不一样的，群众的议论也是处于动态之中的；同时，由于考察时间短，群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无形中会受到一些限制。因此，要想准确地吸收社会公论、全面体现群众意愿，须功在平常，不能完全寄于一朝一夕。

当然，强调平时考察，并非不要进行集中考察。实际上，集中考察是对平时考察的一个总结，是对社会公论情况的定性过程。忽视这一环节，也无法给一个干部以真实、准确的评定。古人说得好：“临事而选，仅取其才；平日之选，在择其德”。我们只有把平时考察和集中考察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地把那些既有德又有才，且群众公认的优秀人才遴选出来。

注释：

[1][2][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6、325页、第3卷第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