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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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是由于高技术的产业化而导致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产物，同三百年前的由工业发展带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一样，它将引起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价值观等的全面变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遇到的又一次历史性机遇。面对新的产业革命机遇，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迎头赶上呢？下面，本文就结合知识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及其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影响来谈谈有关看法。一、高科技与知识经济的内涵及特征知识经济概念的内涵，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观点不一。大致来说，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以世界经合组织为代表，也是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观点，它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软件是能够真正发挥所有这一技术之功能的关键部件，软件是核心，软件行业将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行业。第二观点以我国学者吴季松为代表，按照该观点，知识经济是一种智力经济，是“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第三种看法以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为代表，按照该观点，知识经济主要是一种“信息产业”，“这种信息完全依靠的是软件的成功，软件的成功之首是依靠软件的创新、技术、研究，并倾听用户的声音”。我们认为，以上的各种观点分别抓住了知识经济的某些主要特征来强调，各有所长，但都没有抓住“高科技”这一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容易造成理解上偏差。第一种观点单纯强调知识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但忽略了知识有高科技知识和一般科技知识之分，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科技知识，显然不全面。第二种观点强调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忽略了科学技术有一般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之分。第三种观点倒是强调了信息产业这一高科技产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高科技产业不仅包括信息产业，还包括其它产业，这一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实际上，知识经济是一种以高科技为支柱产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为主）、以高科技知识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以便解决人类由于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短缺危机的一种新型经济，是一种将导致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新型经济。同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具有如下特征：1.知识经济是直接建立在高科技知识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指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知识，是一种可推动产业发展的新知识，可简称为“可产业化的高科技知识”。所谓“高科技”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特定内涵的概念，不是传统科技的简单创新，按照联合国组织的分类，它主要有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和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技术。即使注入了高科技的传统科技也并不就是高科技，只有当高科技组成分大大提高，按国际科技工业园区的规范是超过70％时，传统科技才被创新为高科技。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主要不是取决于劳力资源或自然资源，而是更直接地取决于高科技知识的投入。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知识产业在有关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看得出来。所谓知识产业，包括教育、通信媒介、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据统计，在美国，1958年知识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1960年其比例就增加到34％，1974年超过46％，1981年达到49％。1997年，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2.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影响最大。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高科技产业，并不是传统的农业或工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最为重要。目前，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高科技来发展经济，尤其是依赖于信息产业的发展。1994年，美国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所占的份额已达24.2％，日本和英国所占的份额已达到22.2％，德国达到20.1％，法国达到18.7％。此外据统计，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经济增长的1／4以上归于信息技术。3.知识创新、尤其高科技知识的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而是知识创新，尤其高科技知识的创新。如长期以来“重应用，轻基础”的日本，由于基础科学力量较薄弱，科技后劲不足，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电子工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和部分高科技领域陷入困境，并被美国重新占据优势，如美国电子计算机公司、芯片制造公司及其汽车工业都已替代日本居世界领先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目前已进入了“大科学、高技术”时代，出现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以及科学、技术与生产一体化的倾向，其具体表现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周期以及技术转化为生产的周期已大大缩短。据研究，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在20世纪初以前大约需要30年，到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大致为10年，至20世纪下半叶缩短为5年左右。因此，只有立足于基础性研究的“突破性创新”，才能形成全局的牵动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或调整，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4.知识经济是人类为解决传统工业经济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创造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物，它将导致全球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发生全面的变化。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有限的劳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由于掠夺自然资源而导致的生态危机，造成了人类生产与发展面临严峻的可持续性危机，以至于罗马俱乐部在七十年代大胆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零增长”战略。知识经济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出现的，它以高科技产业为依托来解决传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知识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依赖的是具有巨大潜力的智力资源。通过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综合的和集约的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通过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人们可以不断开发出富有的自然资源，从而创造出新的巨大财富，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由于传统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自然资源短缺危机和生态平衡危机。与传统经济相比，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佳统一。所以说，它实质上是人类为解决传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创造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物。作为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不仅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社会发展角度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背景上的，这样就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从那种区域经济走向了全球经济时代，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再完全取决于本国的资源、政治经济体制，还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的相关因素。社会体制也更加趋向于民主化，过去那种靠垄断知识、垄资源来维持权威的传统作法，随着信息的全球化和智力资源的多样性而被逐渐淘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世界将从工业时代的二元文化（即资本主义文化与反资本主义二元文化）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多元文化，这主要是知识经济的高科技特征决定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高技术产业较之以前钢铁、机械和纺织等产业不同，产业技术领域十分广阔，仅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芯片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光纤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以及层出不穷的新高技术中全面领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世界大市场中占一席之地，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冷战以后世界多极格局的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多元化，也就决定了世界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因此，人类文化将进入一个灿烂绚丽的多元时代，各种文化和各种价值观将在地球村这个背景下进行竞争。二、知识经济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当代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概括起来说，当代科技发展出现了如下趋势：1.在科技管理方面，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了加强。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提高国家在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国家主持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二是国家加大对科技研究经费、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比例。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发达国家提高了国家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任职期间，把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提高到内阁部长级。克林顿上台后，于1994年初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筹与规划研究开发工作，委员会的主席与副主席由总统和副总统兼任。此外，它们还确定了科研开发重点，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合理分配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力与资金。美国的“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计划、欧盟“科技发展与研究框架计划”、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都是它们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措施。在资金支持方面，发达国家还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尤其是重点支持知识产业。1994年，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就已达1730.2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61％，OECD成员国平均研究与开发费用占其GDP的2.3％。1996年，美国用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和产业的投资已达2060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12.5％。2.在科技体系内部的发展重心上，基础科学研究与开发受到高度重视，注重产、学、研三方面的结合。由于知识经济是一种高科技产业化经济，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以及科学转化为技术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周期的缩短，一国科技发展和社会生产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的发展，因此，基础科学研究与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来看。在国际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一般可以用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的比例（FR／R&D）的大、小来衡量。根据有关资料，1970～1995年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的规模大致占R&D经费投入比例的14.2％，1993年最高曾达到17.4％。日本在1990年的比例为12.6％，印度的比例为16.4％。受其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也受到高度重视，一些发达国家因此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提倡在职教育，甚至提倡终生教育。目前OECD成员国的教育经费已占其政府支出的12％，在职培训方面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达到2.5％。3.在投资方向上，增加风险投资已成为促进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大科学基础上的高技术经济，而开发高技术本身不仅需要高额投资，而且高技术的生命周期短，更新快，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失败率相当高的任务，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是推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以至在西方被人们称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进器”。目前，美国有40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居世界首位，它们每年为10000多家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1997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商共向1484家公司投入114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比上年增长16％，其中投入信息产业的风险投资为70亿美元，占全部风险投资的62％。4.在科技组织形式上，科技工业园区成为科学、技术与生产紧密结合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是符合时展需求的有效组织形式。正如主席指出的，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科技工业园区（我国称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中智力资源、信息、知识和高技术，通过现代管理实现规范化、网络化、国际化和产业会议来解决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技术、市场和风险问题，创造了高于传统工业几十倍的劳动生产率。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广泛兴建高科技工业园区，至今全世界已有900多个比较规范的科技工业园区，从业人员达数百万，美国硅谷已成为科技工业园区的成功典范。三、我国科技体制的现状及其对策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强了改革的紧迫性。从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我们认为，我国科技体制主要存在着如下问题：第一，科学、技术与生产缺乏有机协调性，造成科技体制不能适应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要求。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科技课题，往往不能很好地反映到科研单位来，对于科研单位的成果，生产单位也不大了解或不感兴趣。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是，在科研组织内部，人们主要是根据专业来组织研究，而不是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研究，科研组织缺乏整体的经营意识。人才结构存在极为不合理的现象，科研单位主要由专业人才组成，缺乏经营人才。针对上述情况，我国政府近年来尽管实施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在“稳住一头”方面，由于政府下拨的事业费太少，以至于维持科技人员的工资和行政费用都不够，因此，该稳住的也没有真正稳住。在“放开一片”方面，因为采取了“层层分解创收指标的方法，结果使科研机构变成了科技人员个体经营的小作坊式的组合，并没有真正达到“放开一片”的目的。第二，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互相封锁，人才不能流动，信息不能沟通，以致出现有完全相同的课题，许多单位都在搞低水平上的重复劳动。有些很有经济效益的课题，却无人问津。第三，基础研究投资比例严重偏低。目前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已经达到12％～20％的规模，而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存在着比例偏低的现象，而且自1991年以来，逐年下降，到1994年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仅为6.6％。第四，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非常低，仅仅为10％，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高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30％～40％的水平。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在科技体制上还没有真正走出计划经济的模式。如“稳住一头”没有真正稳住，从表面看是政府下拔的科研经费总量不够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稳住一头”并不完全就是政府拔款的事情，它也是企业本身寻求发展必须解决的事情。如果企业和一些非营利机构能够参与进来，就能够缓解国家资金总量有限的问题。在“放开一片”的问题上，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层层分解创收指标的方法，“科研机构在科技体制改革中仍然没有从技术生产单位转化为技术经营单位，没有从计划经济模式走到市场经济模式。特别是，科研机构的领导人仍然是上级任命的技术生产的学术带头人，而不是市场中摔打出来的技术经营者”。第二，我们没有建立科学、技术与生产相互作用的科研组织机构。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看，现代科研组织要由政府、高校、工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这四个部分组成，政府实验室组织大型的、符合国家需求的科学技术研究，大学主要进行自主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业研究机构则主要进行符合企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科学研究，非营利机构则除了组织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外，还大力支持民间基础科学研究。这四大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由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目标，通过签订合同和提供研究资助的方法，组织政府、大学和私人企业的研究组织以及非营利机构在一定期间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进行攻关式的研究开发活动。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一体化发展。在我国，只有政府和高校的研究机构是比较发达的，其它两种科研组织还处于萌芽状态。第三，我们没有建立适应高科技发展需要的风险投资机制。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如此之低和产业化进程如此缓慢，从投资方面看，除了有资金总量不足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缺乏专门从事风险投资的产业投资机制。根据有关资料，在我国已经转化的科技成果中，成功转化的资金主要靠自筹的占56％，国家科技计划贷款占26.8％，风险投资仅占2.3％。国外专利成果转化率高，风险投资起了关键作用，尤其是种子型创业基金更是如此。正如美国前总统的科技顾问基沃斯博士所指出的那样，“至少有50％从事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在其发展中得到风险投资的帮助”。从世界各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经验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和发展创业基金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必然选择。由此可见，我国在科技体制上应当采取的对策是：第一，在科研组织上要吸取国外的有益经验，建立适应时展需求的科研组织，以便从根本上解决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现代科研组织要由政府大型科学中心、高校科研机构、工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这四个部分组成，只有它们的相互作用才能适应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以及“大科学，高技术”发展的需要。在工业研究机构中，目前出现的最新组织就是以硅谷为典范的科技工业园区。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后三种科研组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与指导下进行协同研究与开发。第二，加大基础研究比例，这不仅指国家，也包括企业在内。第三，提高科研人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待遇，真正做到稳住一头。第四，在科研机构内部，要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为面向市场，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应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第五，为促进和保护知识经济的发展，除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外，我们还需要建立金融保障体制，加强高科技发展的风险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