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仓储建设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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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来我国都以农立国，历朝统治者视积储备荒为养民善政之要旨。清代四川省社会保障仓储的建设与发展深受国家仓储政策的影响，仓储制度经历从官办、官民合办，到官督绅办的演变过程，仓储的发展变迁有其内在的关联性。清代四川省社会保障仓储系统从单一官办走向多元化发展，折射出清代官府权力逐渐下移及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清代仓储制度；四川省社会保障仓储；常平仓

代四川省仓储始于顺治年间，“三藩之乱”平定以后，农村经济得以恢复，粮食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仓储也随之发展。从康熙中期至乾隆初期，四川省仓储发展到了极盛时期，省城设有八旗永济仓，府设有丰裕仓，州县设有常平监仓、籍田仓，乡村设有社仓，边远地区置营、屯仓等。清嘉庆年间，四川省仓储受到白莲教起义的破坏，社仓储谷大量减少，四川省总督常明兴办义学、恢复义仓。至光绪年间，义仓、社仓由于经营管理不善相继衰落。此时清朝政府财政拮据，仓储的重建只能依靠地方社会，在各省封疆大吏的积极倡导下，全国兴起了积谷仓建设的高潮。在四川省总督丁宝桢的倡导和力行下，四川省积谷仓开始发展起来。以往学术界对清代四川省仓政研究多局限于单一仓制或不同仓制间的关系研究，难以窥见仓储体系的全貌。本文通过梳理清代四川省常平仓、社仓、义仓和积谷仓的发展及其嬗变过程，从整体上揭示清代社会保障仓储的发展脉络，进而探讨传统社会仓储制度发展与社会功能的变迁。

一、常平仓

常平仓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救荒制度。战国时期魏国人李悝最早开始推行，汉宣帝时，耿寿昌请于边郡皆筑仓，谷贱时增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糶，名曰“常平仓”（民国《汶川县志》卷三）。“清代常平仓的发展大体经历了顺康初建恢复，雍乾发展维持，嘉道守成整顿，以及咸丰以降的衰败崩溃四个阶段”［1］，四川省常平仓的发展与全国大体一致。四川省常平仓始建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但由于清初战乱，难以普遍建立。平定吴三桂战争之后，四川省仓储才得以稳定发展。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规定四川省常平积谷“三分以二分存贮，以一分遇粮贵时借给兵民。将此谷按年出易，周而复始。”（嘉庆《四川通志》卷七十二）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覆准四川大州县贮谷六千石，中州县四千石，小州县贮谷二千石”（嘉庆《四川通志》卷七十二），四川省共贮谷42万石（光绪《巫山县志》卷十二）。常平仓在建立之初，仓谷主要来源于官民捐输。一是地方官捐俸。据会典顺治十二年（1655年）令各府州县设立常平仓，初以赎锾，继由官民乐输购备贮存［2］832。如四川省新宁县，“乾隆八年，为量捐以裕仓储事，知县靳光祚、赵忻，典吏丁文明先后捐输谷四十五石，奉文归入常平仓”（同治《新宁县志》卷三）。二是绅民捐输。康熙十八年（1679年）提准，“地方官整理常平仓，每岁秋收，劝谕乡绅士民，捐输米谷”（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九）。在雍正年间，常平仓储谷开监谷例，准由俊秀纳粟入国子监监生，其谷加储于常平仓廒，故又称常平监仓。仓谷捐监之例，最早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由江南试办。四川省监仓，“起乾隆四年，令民纳谷，得入国子监，为诸生储谷，甚富”（民国《云阳县志》卷十九）。“自乾隆四年俊秀捐谷起至十八年加捐谷六十万石，陆续收捐代捐，于二十八年收纳完足。”（道光《重庆府志》卷三）四川俊秀纳捐谷踊跃，捐谷甚多，但由于仓廒有限，加之蜀地气候潮湿，米谷易于霉变，州县各官畏谷繁多，难于照料交盘，遇有赴捐之人，多方阻抑，后经方显等四川省历任巡抚激励开导晓谕，并拔币兴仓，将仓米改易稻谷后，才得以解决。乾隆时平定金川，仓谷大量动碾，为保证及时填补仓额，未等户部发完谷价，各地捐纳极其踊跃，仅在第一次金川战事结束时，即乾隆十四年（1749年），四川省“常监仓溢额谷九十六万六千八百六十八石四斗八升零”，大大超过户部规定“以一百三万三千八百石为准”的常监额贮。经户部议覆：四川省溢额监谷，“不拘何时，得价即粜”。由于四川省仓储皆出于民捐，输纳踊跃，故未出现浙江、山东、陕西、甘肃等省实行按亩按粮强制摊捐仓谷的情况，这是四川省常平仓的特点。乾隆以后，四川省常平监仓实以监仓为主体，如巴县、眉州、大足的捐监仓的比重分别占到73%、86%和99%［3］。官民捐输在常平仓建立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常平仓制度逐渐完善，政府动库银采买成为常平仓谷最主要的来源。早在雍正九年（1731年），四川省积谷只有42万石，不足百万之蓄，“再拨夔关关税及盐茶赢余银六万两，增储四川省常平谷石，以官价购储”［2］832。分3年采买60万石米谷，“有百万之蓄，度足备用”（嘉庆《四川通志》卷七二）。常平额贮米由42万石增贮为103万石。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全省130余厅、州、县各仓所贮基本保持在200万石以上。四川省总督保宁还认为全省贮额280万石不足备用，奏请在该年再买谷30万石，这样就可以保证“设遇拨济邻封，即可碾运，而本省额储不减，仍足以备不虞”［4］。至乾隆年间，四川省常平仓发展至顶峰。据统计，乾隆时期，全国常平监仓储谷约为3351万石，四川省约为293万石，占全国总仓储的9%。全国人口为3.61亿多人，四川人口为2143万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全国人均仓储粮食为0.09石，而四川省人均仓储粮食则为0.14石［5］。从公共仓储所反映的民食水平来看，四川省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可见四川省仓储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在雍正、乾隆两朝，粮储遍蜀中，“巴蜀积贮遂饶天下”。雄厚的粮食储备，使四川省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米谷供应基地。清朝前期，四川省的仓储系统与国家财政是严格区分开的。乾隆时两次平定大小金川，为就近碾助军需，乾隆三十六至三十九年（1771—1774年），碾运四川省仓谷89万多石，占全省常监仓储谷额的48%。但属于“借拨”性质，由藩司按时价发还谷价及时买补还仓。嘉道以来，国势日衰，财政窘迫，政府遂大规模肆意提占仓谷以弥补财政赤字。第一，变卖常平仓仓谷，以弥补国用之不足。道光七年（1827年）平定张格尔乱事，“重定回疆”，动碾四川省常监仓谷64万石。又因京师粮食紧张，糶卖四川省常平仓谷120余万石接济京仓。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咸丰元年（1851年）、三年（1853年）、七年（1857年），四川省“三次奉文碾运广西军米，并粜借军饷及粜济京仓，共动用谷一百六十三万一千余石”（《刘文庄公奏议》卷八）。第二，咸丰年间，四川省爆发了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同治元年（1862年）石达开起义军入川。战争期间，四川省兴办团练，军费激增，糶卖仓谷接济军饷，或者移作丁勇口粮。尤其是咸丰九年（1859年），在李、蓝农民起义期间，川督刘秉章命令尽数变卖补充军饷，仓谷“又被逆匪焚掠数万石；现在通省存谷无几”（《刘文庄公奏议》卷八），民间百余年之积储荡然无存。第三，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及办新政，糶卖仓谷以补充财政不时之需。据《筹赈局详彙造各属仓谷分道列册呈核文》称：“仓政之坏，一则借谷以济公私之用，一则提谷而列交代之外也。上年昭信股票教案赔款，团练城防等事，挪移甚钜，填补无期，迩来新政繁兴，办学办工艺办警察莫不需财动谷最便。”（光绪《四川官报》十八册）常平仓的职能逐渐超出了原有的平抑物价的社会保障范围，“仓政职能的扩大，也就意味着仓储的仓谷的动支比以前更加频繁，亏空的可能性越大”［6］。同时，因为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使得常平仓仓谷的买补更加困难。川督刘秉章认为，虽然“常平监仓，乃国本所系，民命攸关，无论如何为难，总宜筹还原额，裨得稍有所恃”，但是，“川库空虚，无款可拨，缺额至今，束手无策”（《刘文庄公奏议》卷八）。由此可见，时至晚清，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没落，作为官办仓储的常平仓积重难返，从而逐渐走向衰败。雍正初年，四川省经济得以恢复，由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措施，四川省农村经济获得40余年的休养生息，“荒田尽垦”，农村余粮增多。雍正二年（1724年）下令在一部分州县试办社仓，一经试办，即捐贮社谷4.9万余石（嘉庆《四川通志》卷七二）。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下令裁减火耗银，用于采买谷石分贮社仓，极大地推动了民间社仓的建设。乾隆三年（1738年），糶卖四川省常平仓谷，将剩余的谷价银采买社粮建立社仓，以为民倡，社仓得到逐步发展。乾隆二年（1737年），“买贮谷二千九百七十余石，捐贮谷二万五千六百余石，又达州、内江等三十余处旧存贮谷二万一千石，以上合计新旧谷凡四万九千五百七十石有奇，均令加紧收贮，照常平仓例，每谷四百石建廒一间。”（嘉庆《四川通志》卷七二）到乾隆六年（1741年），“川省社粮已积至一十一万四千七百余石”（乾隆《清代档案》）。乾隆十五年（1750年），经四川省总督策楞奏准，复将俊秀捐监超额之溢谷“改归社仓收贮，同社粮捐输一例办理”（乾隆《清代档案》），进一步充实了社仓积谷。四川省社仓的建立以民办自救为基本原则。雍乾年间，吏治整肃，倡捐社谷，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成为地方官员的德政善举，在官绅倡导和奖励之下，“寻士民相率乐捐”（嘉庆《四川通志》卷七二）。民间捐输主要以自愿为原则，“社仓之法，原以劝善兴仁，不得苛派以资烦扰……其所捐之数不拘升斗，积少成多”（道光《忠县直隶州志》卷四）。为了鼓励民间捐输的积极性，对于捐谷达到一定数额者给予奖励，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议定直省社仓劝输之例，凡富民能捐谷五石者，免本身一年杂项差徭，有多捐一倍二倍者，照数按年递免；至绅衿能捐谷四十石，令州县给匾，捐谷六十石，令知府给匾，捐八十石，本道给匾，捐谷二百石，督抚给匾；其富民好义比绅衿多捐二十石者，亦照绅衿例次第给匾，捐至二百五十石者，咨部给顶带荣身；凡给匾人家，永免差役。”（《清文献通考》卷三四）社仓仓首由民间选举产生，但由官府委任、监管。首先，社仓设正、副社长，“择立品端方，家道殷实者二人，果能出纳有法，乡里推服，令按年给奖，如果十年无过，该督抚题请给以八品顶带，徇私者即行革惩，侵蚀者按律治罪”（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十六）。社仓的性质属于官民合办仓储，一是社仓仓谷的来源有官方采买及民间捐输两个途径；二是社仓管理制度上充分执行了“绅为经理，官为稽查”模式。首先，在社首的选任上，由“各所在地团正加倍选举”（民国《绵竹县志》卷二）“立品端方，家道殷实者”（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十六）充当，并由“县知事委其资格”（民国《绵竹县志》卷二）。其次，对于社首的奖惩，“果能出纳有法，乡里推服，按年给奖，十年无过，亦请给以八品顶带；徇私者，即行革惩，侵蚀者，按律治罪”（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十六）。最后，从对主管社长行为的监控，到对社谷发放，年底的盘查，乃至新旧交代申报等，都加大了官方权力的渗透。“册籍之登记，每社设用印官簿二本，一社长收执，一缴州县存查，登载数目，毋得互异。其存州县一本，夏则五月申缴，至秋领出；冬则十月申缴，至春领出，不许迟延，以滋弊窦。每次更换社长，本县各将总数申报上司。凡州县官止听稽查，不许干预出纳。”（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十六）社仓的运营方式是春借秋还，其收息之法为“借本谷一石，冬间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祗收本谷。至十年后，息倍于本，祗以加一行息”（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十六）。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社仓往往因为经营不善出现亏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四川省布政使派人检查社仓，结果发现“社仓一亏于社首，二亏于顽户，三亏于衙门。社首营私舞弊，自行其是，以一人累众人；社首善良，而借粮户中的奸顽之辈只借不还，则以众人累一人。至于衙门之弊，更为多端：推陈换新有费，呈请放借有费，收纳出结又有费，一年之中，别无事故，也须费钱数串，不十年而大仓亏、小仓空矣。”［7］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区出现了变卖仓谷，置办社田，收租取息，“以息保仓”。社仓的经营方式由以前的谷物借贷发展到置田收租，以作为社仓稳定的收入。例如，仁寿县社仓“咸丰元年，县令史致康乃置社田，设局县城收租归还原额，即考棚间置仓廒十间，募仓夫一名，岁给工食钱八千文，其未经亏短。”（同治《仁寿县志》卷三）井研县社仓“同治九年，知县陈葆真奉文尽数糶卖，置业四区，此后岁入租谷，皆由县署仓廒存储，以社首二人经纪之，三年一更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知县高承瀛增派副首二人，永远轮充以节，三年盤交值费，据档册，旧置田业岁进，各佃租谷五十七石，租钱十八千，自置业至今，二十五年实存京斗谷（四二折合京斗）凡三千二百八十九石一斗二升六合一勺零三撮。”（光绪《井研县志》卷四）嘉庆初年，四川省爆发的白莲教起义，是社仓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历时8年之久的白莲教起义，纵横川东北数十州县，成都戒严，全川震撼。继白莲教起义后，咸丰九年（1859年）四川省又爆发了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清政府推行“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政策，通令全川各州县将散设四乡的社仓积谷全部移贮县城，与县署常监仓合廒。自此，“其出入亦掌之官，与常平同”（咸丰《资阳县志》卷六）。如南川县“咸丰八年，知县王臣福以寇匪及境，悉令移入署内与常平仓同处”（民国《南川县志》卷四）。井研县“咸丰末，滇匪躏县，所在焚掠。至同治九年（1871年），知县陈葆真奉文仅数糶卖，置业四区，此后岁入租谷，皆由县署仓廒存储。”（光绪《井研县志》卷四）社仓以就近积贮，便于救济农民，至此古义仓精髓尽失。清朝中后期，四川省政局动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混战中仓谷损失最为惨重。一方面，仓谷遭到起义军的劫掠，仓谷被焚，仓廒被毁。如永川县，“前咸丰十年，滇匪陷城，分窜四乡，被焚劫社谷九千七百九十七石，经委员查明造册结报，余存谷七百五十九石，饬移贮县城，由官经理。”（光绪《永川县志》卷四）另一方面，各州县为了镇压起义军，组织团勇，各类仓廒积谷被挪用于城工勇饷、团寨口粮，且动用的社仓仓谷几乎都未填还买补。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川督常明以全省社仓名存实亡，不足济民食，正式奏请建置义仓。

二 、义

义仓始建于隋代，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年），度支尚书长孙平奏称：“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8］古代，以“廿五家为（里）社”，社属于州县辖属的基层行政组织。清代四川省义仓之设，为总督阿尔泰首创，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川省总督阿尔泰奏：“川省向有社仓……并未立有义仓。臣自上年八月到任，值秋成丰稔，因率同司、道，首先捐谷一千余石，立为义仓。并通饬各属，量力倡捐，以为绅耆士民劝，俾有力之家，随宜建仓分贮。”［9］928据全省各属册报统计，官民共捐谷15.8万余石［9］929。但是嘉庆年间，四川省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战争遍及全川，无论义军还是清军，每到一地，首先占领的目标就是能够获取粮食的仓廒，战乱中大量州县仓廒被毁。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四川省义仓得以重建，总督常明“以川省常平社仓所贮谷石一罹凶荒尚不足以济民食，奏请按粮摊派购置义田以为济仓，盖即义仓意也。”（民国《四川宣汉县志》）常明饬属劝谕捐输谷石，酌定义仓章程，劝令绅民量力捐谷，“据各厅州县传集绅耆，面加开导，俱纷纷呈请乐输，其中有捐谷若干者，有捐银若干者，即地方官亦有倡捐数千两及数百两者，查看群情甚为踊跃（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四）。并饬令地方官捐建仓廒，义仓的修建以就近散给为原则，“凡地方褊小，四乡距城在百里以内者，在城中建仓一处，由地方官设法捐修，以为民倡。如地方辽阔，设有分驻之员，即当于分驻之地分建仓廒，庶免饥民远道求食”（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四）。在常明的倡导之下，四川省“通计各属中除近边不产米谷及山多田少之小县，间有数处不能照办外，现在据报办有端倪者已有十之六七，共捐输银二十四万余两，谷二万余石”（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四）。四川省在创办义仓之初就采取置田收租的形式，通过置办义田，收取租谷，使得义仓仓谷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捐置田亩则秋成所入，岁有常供，庶可源源接济，如遇频年丰稔，积谷过多，更可糶卖添置义田”（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四），避免了义仓只靠捐储谷石，“一遇薦饥之岁，悉磬所藏，此后无谷可赈”的弊端。对于义田的置买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置买义田须查明附近与分驻地方户口之多少，酌量均匀置买，并须在附近之处以便输纳”，且“其置买之时，择殷实公正之绅民，看明实係无水旱之忧之田，议价立契，招妥实佃户耕种，议明每年租谷确数，丰歉两无增减，如事后交谷不清及收租不能如数，惟当初议买议佃之人是问。”（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四）至道光年间，四川省的义仓完全取代了社仓，成为了乡里积储捐输的重要仓储形式。道光六年（1826年），四川省“统计买田收租者共有一百十八厅州县九姓一土司，内除成都府属十四州县田亩有都江堰灌溉无虞荒歉，又经前督臣蒋将义田岁收租谷，奏准变价作为岁修都江堰水不敷之用并无存谷外，其余各厅州县土司收贮之谷，自数石起至数千石及万余石不等，统计共存仓斗有二十余万石。”（道光《南部县志》卷五）同时，要求各州“按照各该地方岁收租谷之多寡及现在积谷之实数分别差等，自三千递至一万石止作为定额，以备赈恤动支，其定额之外，新收租谷易换陈谷，将价银解司库留为买谷还额及加赈之用。”（道光《南部县志》卷五）此后，历年剩余的义仓田租谷均被变价成银上交藩库，道光六年至二十七年（1826—1847年），全省共收到义仓田租谷变价银两16.8万余两，内除赈济水灾、修理省城仓廒及培补河堤、帮贴膏火、提拨堰工、归补公费、越西军需等项借动之用外，现存银5.4万余两（同治《续金堂县志》卷八）。义仓的经营管理完全不同于常平仓，常平仓在官，义仓在民，由民间选出的士绅负责，“听民自司出纳，不准官吏主持”（光绪《江津县志》卷四），只需每年向官府申报，“每年各厅州县造具历年旧管谷数及本年新收谷数，及开除、实在四柱清册，出具实存无亏切结申报该管之府厅州，其分驻有仓之佐杂，亦造具四柱清册加结具报本厅州县，由该厅州县核明加结转申，复由该管之府厅州结报本管道员及总督、布政使司、衙门备案，如遇二官交代，亦与常、社二仓一体入于交代结报，以昭慎重。”（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四）如江津县志记载：“上谕济谷之设，系由民间公正绅耆自收自放，不涉胥吏之手，始无抑勒侵吞等弊。著各督抚各就地方情形妥为办理在案。咸丰二年，邑举人戴鸿泽、张树邠等禀请县官孙濂通禀各大宪，将济谷仍交绅粮经管。”（光绪《江津县志》卷四）义仓和社仓虽然都是民间仓储，仓首“听民间公举端正殷实士民充当”，但是仓首的职责却不相同。鉴于“社仓之仓正仓副专司收储出纳之事，故不肖者因借糶而从中渔利，谨愿者恐赔累而视为畏途”，因此，义仓之仓正、仓副“只令于秋后收租或荒年赈济或谷多糶卖之时在仓监视，同仓书逐一登记印簿，出具开除、实在总数，切结存案。若经管之员私开糶碾，许赴该管府州禀告，倘扶同作弊，一体治罪罚赔，此外绝无遗累，自不至畏缩不前。”（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四）

三、积谷仓

道咸以后，清朝深陷内忧外患，尤其咸丰年间爆发的长达10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传统的仓储体系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中国的仓政制度并未就此彻底毁灭，清政府试图重新恢复仓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清政府通谕各省督抚：“督饬各州县，将原有仓谷悉数买补足额，其向无仓谷之处，亦即设法筹办；按年查验，出陈易新，具报存仓实数。”［10］642然而，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传统的三仓体制已无法恢复，各地官府在建设中多以督导民间集捐乃至派捐为主，从而形成了一种合官民之力共建共举的积谷体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九日，清廷上谕通饬全国，强调积谷、团练、保甲为当前三大要务［10］642。不久，清政府再次阐发加强积谷、保甲、团练三事的办理，“积谷则歉岁足以救荒，保甲则常年足以弭盗，乡团则更番训练，久之民尽知兵自足。”［10］645同光年间，兴起了3次全国性的积谷运动。积谷开始成为一个特定的仓储名称，它主要区别于原来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等仓储，不再强调春借秋还及推陈出新，而是强调以积谷为主的新式仓储。四川省的积谷仓始建于光绪初年，丁宝桢在四川省总督任上大力兴办积谷仓。光绪三年（1877年），丁宝桢任四川省总督，次年即委派官员清查四川省积谷，“惟常、监各谷尚不致大形亏短”。民间的仓储社、济二仓仓谷，“自咸丰初年以来，有因奉文变价解银以充军需者，有被滇粤各匪焚掠全数无存者，有因经管各社首暗中侵渔、早已贫故难追者，兼有并不尽心经理以致霉变重蚀不堪应用者，遂令从前义举大半归于乌有。”（《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二）至清朝末年，四川省民间仓储早已积重难返，无法重建，丁宝桢目击此情形，深为顾虑，他在《劝办积谷折》中写道：“窃查川省山多田少，户鲜盖藏，生齿日繁，民无积蓄。即比岁丰收，尚恐人多粮少，不敷使用，一遇水旱偏灾，更有不堪设想者。”［11］2627为“重振荒政”，丁宝桢“通饬各属，一律劝办积谷，以备荒歉”［11］2627。为了做好此次积谷，丁宝桢明定积谷章程，并迭次张贴告示，不准摊派，劝民捐输。“苦口劝谕，又令其从少捐输，俾其力能有余，不致畏难。”（《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二）章程规定：“粮户每收谷百石，积谷一石，以次递推，百分捐一，不许颗粒苛派抑勒。”（《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二）“家中可收谷一石者即出谷一升，收谷十石者，即出谷一斗，收谷百石千石者由此递加其谷，不满一石者免出以省琐碎，由此行之，踊跃乐输，众檠易举，且以一石而出升，许在尔百姓原无捐输之苦，而在荒年则实有备救之资，岂非济贫保富，防患未然之妙策乎。”（光绪《永川县志》卷四）积谷仓充分体现了民办的原则，仓谷“多置殷实人家经管”（民国《南川县志》卷四）“不准地方官押勒，不准地方豪猾刁生劣监，把持、侵吞及一切多派讹诈等弊，札饬各州县选择场市乡村，公正绅耆，各办各地，妥为料理，就近存储，以备荒年，平糶至散赈之时，各场之谷办理各场之赈，各乡之谷办理各乡之赈，俾免老弱妇女领谷时往返奔走是尔。”（光绪《永川县志》卷四）官府负有监督之责，“官吏只司稽查，不得挪用分毫”（《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二）仓谷的发敛“均须禀官批准，年终报销一次，长官随时派人盘查”（民国《南川县志》卷四）。在丁宝桢的劝谕之下，四川省“大小粮户咸知此举为该民保卫身家，始各欣然乐从。现查一州一县至多者或捐至万数千石及数千石，至少者亦可数百石，均系绅民自愿随力捐纳，毫无勉强”［12］690。各州县“业经办理者共有一百一十余处，计共已收仓斗谷五十五万三千二百石有奇。其未收之谷约有四万数千余石，饬催各牧令于秋收后次第赶收，限九月内一律上仓。”（《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二）“又因川北一带不产谷米，积谷为难，复经奏明，酌拨盐厘银两发给绵州、三台等十一州县分别买谷存仓，以资备御。”此后，光绪七、八两年（1881年、1882年），四川省连续丰收，粮价较低，丁宝桢又续办积谷，仍照上届积谷章程，百分捐一，不准苛派抑勒，酌量劝办。

四川省的大小粮户捐粮踊跃，争先恐后，欣然乐从。“除边瘠州县及偶被偏灾收成歉薄之区免办外，旋据各厅州县陆续禀报，二次共收仓斗谷二十九万一千七百七十一石七斗零，三次共收仓斗谷一十六万六千四百三十六石九斗零。”［12］734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积谷仓储谷达到109万余石，据四川省筹赈局统计全省各类仓储：常平仓、建仓、耤仓、义仓、济仓、社仓、积谷仓，“通省共存京仓各斗谷三百二十八万四千五百余石，仓斗谷二百一十箩，积谷一百零九万五千余石即在其内”（光绪《四川官报》十八册）。其中，属于民间仓储的积谷仓储谷额占各类仓储总额的1/3，积谷仓发展成为主要的民间储谷形式。五、结语仓储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重要社会保障制度，在清代社会的政治变迁及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也随之出现了多元化的演变趋势。清代四川省的社会保障仓储在演变进程中主要表现出以下两方面特征。其一，呈现出明显的“官退民进”的发展趋势。传统观点认为，清代的仓储制度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而走向衰败，如康沛竹在《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中认为：“时至晚清，随着封建王朝的日趋没落，仓储制度在实施中弊窦丛生，逐渐走向衰败。”［13］实际上，嘉道以来，清代四川省的社会保障仓储制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虽然常平仓等官办仓储日渐衰微，但义仓、积谷仓等新型民间仓储随之兴起，并且成绩斐然，成为了晚清社会保障的主要部分。就仓储管理主体而言，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日渐普遍，社会保障仓储制度表现出“官退民进”的转变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说明了地方绅士地位的提高，以及在地方事务中政府对于绅士的依赖。正如清政府在劝办积谷的谕旨中写道：“凡属地方应办事宜，虽在官为之倡，尤赖绅民共为襄理，方克相与有成，即如积谷、保甲、团练各事似属。”

［10］645此外，中央政府财政日渐拮据，也导致了救荒赈灾的社会责任由中央政府逐渐转移至地方社会。其二，仓储的经营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常平仓、社仓运行的基本模式为以仓养仓、以官营仓。常平仓、社仓的运行都是通过仓储参与市场，获得稳定的利润来维持自身的开支。常平仓是利用粮食的价格差异，通过贵卖贱买来获得利润。社仓是通过春借秋还、贷谷收息的方式实现仓储的运营。而义仓则突破了传统模式，发展了以田养仓、发典生息等经营模式，通过置买义田收租，所收租谷超出仓储定额的部分变卖银两交至省藩库或是发典生息来维持运营。从仓储经营模式的转变可以看出，传统仓储日渐退出了粮食调控和流通环节，成为了专门的粮食贮备机构，常平仓的主要功能是平抑物价，社仓和义仓主要功能是济贫和备荒。晚清的积谷仓，虽然集以上功能于一身，但它并不与市场产生直接联系，而是通过派捐的形式专门储备粮食。从某种意义上讲，随着经济的发展，仓储的经济调控职能日益下降，而社会保障功能则逐渐增强。“嗣后灾歉赈糶而外，无论公私或为善举，或为要务，概不得开仓售谷，以及提取租钱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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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康沛竹.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J].社会科学战线，1996（3）：187.

作者:李丽杰 单位:重庆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