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业流动人口需求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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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而建筑业是这一成就的直接贡献者。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其关联产业达60多种及以上，同时在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中，更呈现了其重要地位。因其生产劳动密集，从业准入门槛低，生产工种类别繁多，建筑业成为流动人口最重要的生产行业选择。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末，我国建筑业从业人员达到26432万人，占总人口139008万人的19%，占就业总人口77640万人的34%［1］。建筑业以及建筑业流动人口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性与这个行业与人群所受到的关注与重视并不成正比。无论在主流媒体还是学术界，建筑行业以及建筑业流动人口均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当前已有研究中，建筑业流动人口往往涵盖于农民工这个大的范围之中［2-4］，其研究的潜在逻辑将农民工群体视为无较大差异、均质的群体；事实上，不同行业之间农民工群体的工资、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差异性较大；即使同一群体内部，农民工差异分化明显，如工资差异悬殊［5］。就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对建筑业从业人员的研究，主要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对建筑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方面的研究，社会保险险种覆盖面窄，参保率低，保障水平有限［6-7］；第二，对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年龄、技能水平、打工地GDP影响工资收入［8］；第三，建筑业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研究，当前培训质量、经费、企业激励机制和农民工积极性较为欠缺，主张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三方协同主体，加强技能培训［9］；第四，建筑业农民工流动的身份与认同研究，建筑业农民工被污名化，身份认同呈现制度和文化障碍［10-12］。少部分学者聚焦建筑工地的劳动过程［13］，以及建筑业农民工的具体生活图景［14］。这些研究有助于推进建筑业农民工相关议题研究，同时有助于学术界关注这一群体。但是建筑业农民工的主体性、他们需求的声音在这些研究中相对欠缺。后现论重视主体性、话语权，因为这是个体或群体受关注、拓展权力的基础。本研究正是聚焦建筑业流动人口（建筑业农民工与建筑业流动人口在本研究中为同一群体）这一长期相对受冷落的群体，想要探究工地生产特性和建筑业流动人口的生活图景如何，生产和生活图景又形塑了建筑业流动人口什么样的主体需求。

1建筑业流动人口及建筑业生产特性

1.1建筑业流动人口比例。近年来逐渐和稳步增长，虽2013年后略有减少趋势，但总体呈现从业人口增多的情形。根据2018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2003年至2010，建筑业城镇就业人口2010年以后建筑业城镇就业人口833.7万人缓慢增长至1267.5万，从2010年这部分人口迅速上升至2013年的2921.9万人，2013年以后缓慢减少至2017年的2643.2万人；制造业城镇就业人口的变化大体走向与建筑业人口走势相当，从2003年的2980.5万人到2012年4262.2万人；2013年增长至5257.9万人后，缓慢下降至2017年4636.5万人。具体见图1：建筑业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生产行业。持续上升的从业人口比例呈现，建筑业在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就业，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持续发挥显著作用。1.2建筑业生产从单一。固定用工模式向劳务分包模式的转变，劳务层层分包逐渐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成为建筑业生产的重要特性。我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建筑业行业实行的是单一固定的用工模式，由国家统筹分配建筑工人至各建筑公司，建筑工人与建筑公司之间形成终身稳定的劳动雇佣关系，该时期我国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迁移与流动，因此绝大部分建筑工人为城市居民。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1年的《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明确提出，“实习合同工、临时工、固定工等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同时“建立和健全劳动服务公司，”“通过劳动服务公司逐步把待业人员组织起来，进行就业训练和从事临时性的劳动”，终身雇佣制工人被推向了劳动力市场。1988年的《建筑法》进一步将建筑施工企业的劳务层与管理层分离；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逐步替代了原有城市居民从事的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等工作，城市居民便逐渐退出了建筑业工人工作队伍。到了2000年，建筑业工人基本为农民工组成，各地显示建筑业从业人员中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乡缘、地缘关系引介更多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建筑业也逐渐形成了劳务分包制度，劳务公司将工程项目承接，转包给包工头，包工头转包给小组长，小组长将劳务转包给夫妻工等等形式，最多的分包层级有时候达到十几级。即建筑公司承办工程之后，层层向下分包给大小规模不一的包工队，由包工头招募、组织、分配建筑工人进行劳动。1.3高工作强度、强高流动性与风险四伏的建筑业生产特征。高工资强度。课题通过江西省寻乌县、赣州、石城、南昌等多个工地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了解到，当前工地建筑行业的劳动强度非常高，每周工作时间在60个小时及以上；工地的高劳动强度是“赶工游戏”下的结果，即根据工作量和工程进度给付工资，工人因此自我逐利，不断超额甚至超负荷完成工作量，以尽可能争取更高工资。工地工期和户外天气条件下，往往严寒酷暑中，他们挥洒血汗，深夜劳作。强流动性。城市中的住宅小区、商业大厦、写字楼、公园、体育运动场等每一个项目均有其特定的物流坐标位置，一个项目的完成，生产场所将流动至下一个地点的建筑物建造中，流动发生在不同城区、城市、甚至是不同省份，全国各地。“没有哪个工作像我们这样，到处跑，没个固定的点儿”，工人描述语言中的强流动性。城乡二元的历史体制，造就了农民工这样双重身份属性和流动的归属感，加上劳动场所的强流动性，更深化了建筑业工人的“漂泊”感。风险四伏的劳动场所。工地高分贝的机械声儿、材料搅拌声儿，泥沙粉尘飞扬，触电、割伤、踩钉、高空作业等包含多种危险因素和风险伤害，“工地上大大小小的工伤都是很经常发生的事情，踩钉、钉模板都好容易伤到”，遍布工地的各种黄色警醒标志和安全提示标志，揭示建筑工地劳动场所的高风险性。

2建筑业流动人口的生活图景

2.1平均工资水平实际不高，且工资分化差异明显。一些媒体曾报道，建筑业工人日工资400至500元，“高薪”收入，而这些“高薪”的预设是以较高水平的日工资500元，按照30天计算，理论上月工资过万元，然而，建筑业生产户外劳作，受天气、材料供应等各种因素限制，平均月出工时间在23至25天左右，其次除夏季7月和8月微薄的高温补贴外，工资背后并没有任何附加福利。和制造业相比，建筑业生产劳动环境差，平均工资水平实际更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司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7年全国城镇制造业和建筑业工资水平，制造业年平均工资持续建筑业年平均工资，具体见图2.除此之外，建筑业群体内工资水平分化差异明显，平均月工资收入小则相差数千元，包工头、分包小组的平均月工资达万余元；其次技术水平分化机制中，技术工与杂工工资收入差别明显，杂工或小工工资150元，而技术工有些高达500元每月；性别分化机制，女工和男工的工资差别，小工中男工150元，女工100元左右；技术工中，女工的工资也低于男工，总体女性技术工人数量远远少于男性技术工人。2.2工作强度高，业余时间少。建筑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很长，夏季有时甚至要在深夜赶工。建筑业生产特点，其生产时间和工作周期不固定，业余时间和闲暇时间偏少，且不固定。高劳动强度下，闲暇活动和业务活动则成了奢侈品，调查中工人纷纷表示“时间太少”、“没精力”。紧密、高强度工作挤占了他们的生活，限制了他们结识朋友和进行闲暇活动的时间与空间。2.3社交网络过窄，限制交友与择偶范围。“农民工”离开原居留地，原存的亲缘和地缘关系难以作用，城市的社交网络又相对狭窄，远远弱于城市居民。具体到建筑业农民工，因其工作性质，生活和工作的范围局限以及不断流动的项目与工程，更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社交圈。他们的交往对象往往限于工友或是老乡，表现出非常强的同质性。在固有的社交圈进行交友、择偶，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很大的难题。建筑工地上女工数量少，且女工均是以夫妻工形式进入工地，极大限制了他们的交友与择偶范围。

3建筑业流动人口的需求层次

3.1工资支付与工厂体制的需求。建筑业劳务层层分包，具体项目上，不仅分包，工地呈现转包、“挂靠经营”等现象，从工程发包到一线工人，最多分包级达十二级之多。因为利润分配，和工程资金周转等问题，各地对于分包、转包、“挂靠经营”等持支持和默许太多。在广泛的转包与分包过程中，不同主体间的责任关系模糊，风险的层层转嫁，利润的层层分配，导致工地工资拖欠现象较为普遍。建筑业欠薪、讨薪事件频频出现，这一状况在国办发〔2003〕9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各地对于拖欠工资问题重视和整顿，有所缓和。2019年中央和检察机关对“恶意欠薪”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罪犯加大打击力度，并将其作为服务保障“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从司法上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这有利于建筑业工资支付的常规化建设与保障。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建筑业工人表示工资拖欠状态有很大改善，且表达了工资支付周期不宜过长的需求，项目完工后，能及时领取工资的需求，及时领取有助于增强个人生活的获得感。建筑业企业的生产特征，项目周期性，物理空间流动性，生产不确定性等特征，劳务层层转包，工地上工人的“漂泊感”十足。虽然调查过程中，工地上不乏相对固定的包工队，但多数包工队队员流动性大，且夫妻包工的和个体包工的趋势日益增长。固定受雇于登记劳务公司的用工仍然少之又少，这种体制下，工人的相应社会福利与保障变得难以实现。在调查过程中，希望工地也采用工厂体制。工厂体制与现行的劳务层层转包相比较，主要体现为以下优势：员工队伍的稳定性和固定性较强，用工规范性较强、在生产制度约束、安全保障、技能培养与提升、员工劳动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工厂体制有助于工会制度、福利和社会保障、培训体制等规范与改善。3.2社会保障水平提升需求。建筑业高强度与高风险性行业，完善工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迫在眉睫且必要的。在本次江西省多个工地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低，甚至工伤保险与意外保险也严重不足。当前农民工的顾虑在于工伤、意外发生后的责任归属问题，以及个人的生活保障问题，虽然农村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参保，但保障水平十分有限。绝大多数工人提出了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的需求。这一需求需要在层层分包的体制下明确追责制度，保障基本工资和工作待遇，加强政策的规范管理，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使建筑业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有所保障；需要鼓励劳动合同长效机制，规范企业管理用工合同，鼓励企业与建筑业农民工建立长期的劳动关系，减少农民工的流动频率，从而使建筑业农民工能够在更稳定的工作环境中建立更广更强的社交网络。3.3培训体系完善的需求。教育，是个体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主要途径。技能水平是建筑业工人工资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实证调查结果显示，技术和学历是影响建筑业农民工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工地培训体系的完善是建筑业工人的重大需求。对建筑业农民工的再教育，可以包括工作技能的培训，学历的提升，思想观念的再教育等。因此，应当加强对建筑业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帮助他们掌握工作技能，提高工作质量，改变重复和机械性劳动的工作性质，不断提升工人的技能水平。成人学校和职业培训学校也应当向农民工开放，通过设立自学考试制度，帮助农民工提升学历水平，满足他们的教育需求，从而获得学历资本，提升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其次在工地中提供具体的技能培训、知识培训是提升工人技能水平和职业素质的重要途径。通过工地内和工地外的技能与知识教育，不断完善培训体系，满足工人的培训需求。3.4交友及择偶的需求。建筑工地是男性高度集中的场域，女性从业人员极少，加上建筑业生产的高度流动性、高强度等，限制了农民工的交友和择偶范围。在调查过程中，大部分青年表达扩大交友和择偶的需求，如联谊、社交活动等开展形式。调查过程中同时还探索了建筑业农民工的择偶期望与需求。社会交换理论所提出的择偶婚配的目的是双方自身所拥有资源的互换和共赢，而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建筑业农民工的择偶期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物质层面的交换需求，他们对恋爱和婚姻的期望正在与城市的现代择偶观念靠拢，更多地集中在性格、共同的兴趣爱好上，他们更期望能找到精神上、价值观上的契合，情感上相互陪伴的配偶。更能解释这个调查结果的是同类匹配理论所提出的，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价值观、教育程度相似的配偶。但另一方面，同类匹配理论中的地域邻近性原则指出，地域相近的人们由于相似相近的文化背景、社区生活、工作地点，有着较低的交往成本，更有可能熟识和恋爱。同地域的建筑业农民工在客观上是否更有可能结识并建立婚恋关系？调查结果显示，在择偶过程中，地域因素不再是主体考量的重要因素。便捷的交通、发达的通讯网络使得地域之间的隔阂被缩小，“邻近性”原则的影响力正在下降。在考虑婚配对象时，“本地人”或“同乡”的因素已不再是必然因素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工地大龄未婚青年比例居高不下。建筑工人对于扩大交友和择偶范围，以及丰富交友和择偶活动的需求较为强烈。一些大龄未婚青年提出，社区、企业的联谊活动，工会活动等需要关心和照顾他们这个群体。

作者:魏丹 林堃 单位:1.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仰恩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