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视线下三农问题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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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农业、农村、农民思想概述

在经过资本原始积累到达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正将其影响扩张到全世界，伴随着这一进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逐渐显像和暴露出来。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入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最突出的问题，马恩关注的重点是城市工人阶级的生存和解放问题。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同样进入了马恩研究的视域，翻阅马克思主义著作，可以发现马恩著作中曾多次总结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经验教训，以及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生态批判的思想，探究马克思的农业、农村、农民思想，首先应具体了解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而概括总结他的中心思想。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显得十分重要。

（一）马克思农业、农村、农民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1]“热死人！此外还缺水；贴普尔河好像是被谁吸干了，由于两岸树木伐尽，因而造成了这条小河在多雨时期就泛滥，在干旱年度就干涸。”[2]“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炭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的热带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3]马克思恩格斯亲眼目睹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变革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的影响的同时，也看到了早期的农耕方式对一些局部范围内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以及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对的农业生态链的破坏和由此而出现的衰败景象。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作用是导致地球上的气候、植物发生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4]马克思在评价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一书时，就对农业领域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示。马克思评论道：“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代是有变化的。他断定，农民非常喜欢的‘湿度’随着耕作的发展(并且是和耕作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地)逐渐消失(因此，植物也从南方移到北方)，最后形成了草原。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5]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加快发展并将其影响扩大到全世界的时代。与此相伴的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暴露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发展。

时代的主题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历史课题只能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帮助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尽管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了局部的环境污染，甚至是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诸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问题以及劳动环境给工人健康带来的危害等，但由于一方面这些污染主要集中在工业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全球关注和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城市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生存问题上。当然，这并非表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研究中没有考虑到农业生态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农业生产的盲目增长和扩大，加剧了对农业生态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现象已有所察觉，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生态学”、“农业生态学”等专业概念,但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多次总结了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的经验教训，强调了要自觉地、有计划地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要进行农业生态控制，发展农业文明。

（二）马克思农业、农村、农民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面临的社会现实出发，具体地考察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的状况，阐发了生态农业的初步设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6]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也注意到在社会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出现的裂缝现象。只是恩格斯关注的角度稍有不同，他注意的是人的历史活动在大范围内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恩格斯谈到，历史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等为了经济目的，割断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正常的物质变换过程，最终导致这些人居住的地方失去了森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成为了荒芜和不毛之地。由此，恩格斯告诫我们要学会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并且最终要学会支配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这里不能不让人叹服恩格斯敏锐的生态洞察力和他超越时代的可持续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意力主要是在人与土地关系上，但并没有限于这些，他们还从不同的角度注意或探讨了如下问题：森林退化、沙漠化、气候变迁、污染、工业废料、森林中鹿的消失等。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兴修水利时，注意到“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7]

二、马克思“三农”思想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途径，是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高度重视，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地提出，更是与马克思的农业与农村生态思想一脉相承。

（一）新农村建设下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

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这20字方针，既是我国新农村建设长期的奋斗目标，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各个方面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主要包括发展新产业、建设新村镇、构筑新设施、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发展新产业，就是要打牢物质基础，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这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着力点。建设新村镇，就是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使农村的发展得到合理规划。构筑新设施，就是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包括清洁安全饮水、道路交通、电力、信息网络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培育新农民，就是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推进农村科技推广和医疗卫生体系等，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讲文明”的新型农民。树立新风尚，就是要加强和完善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倡导新风尚。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新”的内涵，切实做好“新”的文章。正如党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进行城乡经济一体化改革，推进小城镇建设。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不能以牺牲农业，破坏农村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推进畸形工业化的进程。在实践意义上，马克思的农业、农村、农民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在较高的层次上使农业和工业达到融合，同时通过循环利用土地营养物质的方式以实现土地地力的恢复和达到进一步的改良，探索城市垃圾处理的新方法，促使一部分排泄物转变为有机肥料，减少农业生产对化肥、农药的依赖，开辟城乡物质新陈代谢的新途径，探索生态农业的新模式。以此来弥合城乡关系在物质交换链条上的断裂，使两者走上协调发展的道路。其次，在农村大力寻求清洁、低廉的新能源，发展生态农业，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来解决农村自身的问题，来协调城乡生态关系。最后，增加农业投入，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将广大农民团结起来，从自身发展出发，用科学技术武装头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道路。

（二）科学发展观下的农村环境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要求，最主要的是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其中，合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做好开发与利用相结合，保护与整改相结合，将是马克思关于土地问题思想的贯彻与发展；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加强环境系统治理，提高改善农村环境；控制好农村人口，对人居环境和新能源开发利用做好铺垫。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不能令人满意。“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农村的房舍、街道建设缺乏规划，浪费大量土地；通行条件差，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缺少硬件设施，加上农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垃圾污染严重。另外，随着一些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工业污染问题凸显，亟待改变。因此，在新村镇建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要尊重农民意愿，在国家、社会力量的支持下，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量力而行，避免搞成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二是要根据当地的文化传统等，做一个长期规划，在规划过程中不能搞一刀切。在土地资源利用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土地问题事关农民切身根本利益，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农村土地方面矛盾和问题突出，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成为“三农”问题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农村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为今后农村土地工作指明了方向。但鉴于我国农村存在土地撂荒严重，土地市场流转失范，土地权益纠纷上升等现象，国家、政府和农民自身在土地利用方面应立足实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应该改变耕作方式，提高土地收益；完善土地法规，弥补法律漏洞；加强监督检查，规范土地流转；解放思想观念，创新制度模式。其次，应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加强环境系统治理，提高改善农村环境。村容整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之一。村容整洁，既是新农村的外观表现，也是新农村的内容所在。实现村容整洁，就是通过稳步扎实的村庄整治，创造适于人居环境，保障农民的生存，促进农民的发展。

再次，控制好农村人口，对人居环境和新能源开发利用做好铺垫。长期以来，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事业严重滞后，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这些都是制约农民转变生育观念和行为、制约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健康发展的最根本、最现实的因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人口计生工作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三、马克思视域下的“三农问题”未来前景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态恶化现实的基础上，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认识到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和财富的源泉，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农业、农村、农民理论的内在要求，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生态回归。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要依靠自然界生活。马克思认为“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8]

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了土地、耕地作为农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农民最直接的劳动对象，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最基本元素和构成部分，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因此，发展生态农业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土地。其次，通过劳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内在的统一，其结果表现为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所以，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界的中介，它更具有调整、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之趋向合理发展、良性循环的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对人类未来所要实现的就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这就是“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原则，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生态回归。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有利于提升人们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这与生态农业发展的要求是相一致的。三农问题的发展是从人存在的最基本的需要出发，就是要提供安全的食品。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食品污染现状，提出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这符合生态农业发展的理念。马克思发现了历来繁芜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9]因此，马克思对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和饮食状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首先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形形色色的掺假食品到处泛滥：咖啡粉里掺上菊苣及其他东西；咖啡豆里也有以假乱真的东西；糖里面掺上米粉或其他更廉价的东西；另外,也看到了食品污染正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没有供漫长而严寒的冬季用的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10]

马克思在谈到1845年至1847年的爱尔兰饥荒时指出，当时局部的饥荒常常发生，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更引起全面的饥荒，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马铃薯病变是地力耗竭的结果，是英国统治的产物。而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腐铃薯，最坏的马铃薯。恩格斯也同样指出，英国的工人买的土豆多半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

今天,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农村的生态环境也日趋恶化，挖掘、解读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有关农业生态问题的论述，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农业思想，还可以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重要的参照，这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照耀、鼓舞着亿万中国人民向前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科学发展观对于农村问题的论述是与马克思农业与农村生态思想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新时期改革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农村。“三农”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不能实现全国现代化，不能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党中央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实现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缩小“三大差别”，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在农村，农村中发展的主力与动力是农民，农民发展可依靠的始终是赖以生存的农村环境。因此，对马克思的农业与农村思想追根溯源，并了解其在中国现实情境下的具体应用，在新农村建设的当下，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