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剖析农民增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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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含农民工，下同)收入低且增长乏力，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如198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1，后来逐步拉大，2009年扩大到3．33：1，如果考虑城乡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保、住房、社会服务等方面隐性福利的差异，城乡居民真实收入水平差距更大，现在可能达到6：1，并且其差距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从绝对差距来看，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后所余下的全部实际现金收入，不包括贷款收入)相差209．8元。1992年差距突破千元大关，达到1242．6元，2009年达到12022元。¨农民是我国特大弱势群体，农业是我国特大弱势产业，农村是我国特大弱势区域。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它是我国“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结。农民是中国人生活状况的活样本，要了解中国，仍然需要从农民开始。增加农民收入，是根治“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只有农民富裕，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富裕。对增加农民收人，中央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近几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的政策，仅从2004年起，连续颁布了八个以“三农”问题为取向的“一号文件”。尽管如此，农民增收并不那么显著。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成为一个世纪难题。农民收入为什么总是这么低?农民收入低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怎样才能增加农民收入?本文用理性的思维，实证的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内在要求，对这些问题作如下追问、审视和求解。

一、追问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的深层原因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慎重地指出：“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按照马克思这一重要思想，就我国农民收入低的深层原因作如下追问：

(一)理论上的错误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如果出错，行动必然错。长期以来，我们的不少领导同志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主张劳动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农民的劳动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应有承认。劳动没有价值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说劳动是不值钱的。对于你付出的劳动没有必要付酬，即便付酬也不必和劳动相关，只要能维持你的生存就行了。

既然经济学家都这么说，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怎么能增加收入凭劳动致富呢?经济学家所主张劳动没有价值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劳动没有价值马克思就是这样说的，而月．是正确的，它客观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实际。存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付出了劳动，但是所得的工资勉强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仅仅相当于劳动力价值，而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的形式就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劳动；价值是商品的属性，既然劳动没有作为商品，它怎么会有价值呢?但是所有劳动创造的商品都有价值，而创造商品的劳动却没有价值，这是完全悖理的!然而资本主义现实就是如此。马克思主张劳动没有价值就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但是，我们今天已处社会主义社会，它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应当说劳动者付出了劳动之后，直接得到了工资，同时，又间接地占有社会“扣除”的部分，也就是说劳动者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形式，占有了自己的全部劳动，劳动者按照付出的劳动领取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时候怎么还说劳动没有价值呢?很显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主张劳动没有价值是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的具体结论绝对化而当作教条了，结果不仅完全背离了今天的现实，而且造成了很多不良后果和诸多思想混乱。由于农民的劳动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应有承认，农业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来使用，导致了农业劳动力价格低，农业劳动收八低

(二)认识上的短视

很多人都认为，农业是不值钱的、，搞农、即第一产业就得穷一辈子。这样一来，事关人【l数量最多的产业就成为“穷光蛋”的代名词了，农民收入永远低下来也就成为必然。所以，当人们谈论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我国的经济学家们讨论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真实的意思都足将第一一产业尽量变小，而且一个地方，农业人也越少，农业规模越小，这个地方的经济结构调整就算是越成功。三次产业分类法是新西兰经济学家费歇尔首先创立的，他在1935年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中提出对产业的划分方法。他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有乏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初级阶段，人类的主要活动，是农业和畜牧业；第二阶段开始于英国业革命，以机器大上的迅速发展为标志，纺织、钢铁及机器等制造业，迅速崛起和发展；第阶段始于二十一纪初，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进入非物质生产领域．费歇尔将处于第一阶段的产业称为第一产业，处于第二阶段的产业称为第产业，处于第三阶段的产业称为第三产业。这一产业分类方法后来得到广泛认同，并一直沿用至今很显然，费歇尔的观点基本是沿着生产和制造业进步的路径来进行的，它并非涉及产业的评估和产业的“厚度”说白了，就是资本和劳动力流向非物质生产部¨，并不意味着第一产业即农业就不行了，就发不起财。看轻农业，刻意贬低农业，矮化农业，对我国农民增收，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极其有害。事实，像美国、法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的农业就很发达，农民就很富，美国的农民拥有的资产相当惊人，法国的农民都是社会阶层中很富有的群体，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搞好了农业，自己就拥有未来生存的土壤，粮食终归是要比石油更值钱。而我们的短视就在于：希望更好更快地发展第三产业，搞好工业和制造业，而自觉不自觉地，习惯地刖批判或牺牲第一产业的办法去实现。

(三)政策上的歧视

我国农民收入低，也与我国长期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关，在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重城市，轻农村。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可以说都是由非劳动因素造成的。迄今为止，凡是所有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几乎全部都是资源流向城市集中，包括资金、人才、项目。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让城里人交钱修路，可为什么要农民集资来修路呢?难道道路不是公共产品吗?这就足以说明对农民的偏见，农民并没有和市民一样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四)体制上的缺陷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农民收入低，还有体制上的原因，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合理的价格体制，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明显影响。国家为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而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长期维持了能源原材料产品和农产品的低价格。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国农民为我国的多次工业化起步付出了高昂代价，丰裕廉价的农业劳动力支撑了我国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我国大量外汇储备来自农民的劳动积累。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民的收入在过去20多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们支撑着出口产品维持低价，而自己的相对收入却越来越低。

二、审视农民收入低给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农民收入低，挫伤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凸现种田没有后继之人

由于农业生产苦，效益低，收入少，年轻人都不愿种田(也不会种田)。现在的农村一方面大量耕地被蚕食侵占，另一方面大量耕地撂荒，半撂荒，粮食安全引发“公共悲剧”。目前在农村种田的人是一支“三八六零特种部队”，大多青壮年都纷纷外出打工，部分地区乡村凋敝，留下满目疮痍，乡村空心化现象比较突出。其实年轻人不想种田也不只是中国现象，邻国的日本也是如此，日本1950年有600万农户，到了1999年只有324万户，减少了近一半，农业就业人口中，65岁以上的约占50％，老龄化严重；农作物种植面积锐减，粮食自给率减少一半，大量依赖进口。韩国的年轻人也不愿种田，问题是日韩缺粮可以依赖进口。_3_‘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如果中国缺粮，又从哪里进口粮食?对于一个有l3亿多人口的大国而言，粮食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大问题，毕竟人类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做生意。一个人口较少的国家，完全可以依赖进口粮食来解决吃饭问题，但是一个具有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的国度，粮食一旦要大量进口，国际粮食市场就会因此而产生动荡。要知道，2010年世界粮食贸易量为2．7亿吨，而中国的粮食消费量则是6亿吨，产量是5．5亿吨，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出现粮食安全问题，所有国家不吃粮食才能养活中国。

(二)农民收入低，不愿种田，影响供给，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上扬将常态化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粮食及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出现连续飙升，是由于供需趋紧，成本上升，政策支持等重要因素影响，国内粮食和猪肉价格已进入一个新的上升通道，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上扬将呈常态化，加大了总体物价水平上涨的压力，产生价格波动连锁效应不可低估，在一定程度上，农产品价格变动已成为我国物价变动的重要风向标。

(三)农民收入低，消费低迷。拉动内需乏力

2008年我国农民占人口的比重为54．3％，而农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5．1％，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3526元和3756元，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9％和43．7％，与城镇居民相比，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在消费总量和消费层次上均处于滞后状态。凯恩斯消费理论认为，居民消费需求是由其收入决定的，收入增加，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也就是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直接受收入水平的制约。我国扩大消费需求的最大潜力在农村，因为农村人口多，范围广，但农民收入低，缺乏货币购买力，消费能力弱，消费基础差，尽管农民边际消费倾向比富人高，由于农民收入低，拉力内需乏力，导致农民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处于较低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2004年和2005年农民消费分别拉动GDP增长0．2和0．5个百分点，而同期城市居民消费拉动GDP增长2．7和2．5个百分点。

(四)农民收入低，造成劳资纠纷，劳资矛盾突出。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潜在因素

随着我国初级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变化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农民工的工资分配要求已经进入“觉醒期”。在部分产业集中地区，劳动关系呈现紧张局面，劳资矛盾日益显现化。2010年在珠江三角地区以南海丰田工厂为代表的一些以加薪为目的集体停工事件，产生了“蝴蝶效应”：深圳的富士康几个月内发生了多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造成10余人死亡，数人伤残的悲惨结局，全部是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工，除了自杀，更有反抗。受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影响，各地集结罢工要求加薪的活动时有发生。2010年浙江省连续发生四起因企业职工要求增加工资引发百人以上集体停工事件，震惊了全社会。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农民收入低而弃农引发的粮食危机与金融危机是相互关联，互为影响的，食品价格上涨直接威胁到了人的生存，无疑比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严重。2008年上半年暴涨的粮价引发了海地、孟加拉、墨西哥、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印尼和科特迪瓦等几十个国家的抗议和骚乱，甚至在美国和香港这样成熟的经济体也出现抢购大米的风潮。

三、求解增加农民收入的世纪难题

以公平为起点创造财富，以公平为终点分配财富，这是国家的责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做大“蛋糕”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然而“蛋糕”始终没有切分好，让非劳动要素造就了一些人的暴富，分配很不公平。所以，我们说提高农民收入是一道世纪难题。对于这样一道世纪难道，我们试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予以求解；

(一)走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误区

这里着重指出两个认识误区：第一个认识误区，如前面说过的，认为“劳动没有价值”。要牢固树立“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思想。有了这样的思想，农民的劳动就有尊严，就必须承认农民的劳动创造价值。想想看，粮食是农民种的，房子是农民盖的，城镇公共设施是农民建的，怎么能说农民的劳动没有价值呢?第二认识误区，认为“一切从市场中瓜分到的钱都是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准瓜分得越多，谁对社会贡献就越大J。”这完全是在为“不劳而获”者，为富人，为权贵阶层说话的奇谈怪论。这是在使大家努力劳动去创造财富，而是把人的注意力慢慢吸引到去如何瓜分财富。对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说明这些从市场中呱分到的巨额财富究竟是谁创造的?来源于谁?绝能说从市场中瓜分到的钱都是捞钱的人自己创造的，而不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劳动者创造的。

(二)提高农民收入，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劳

动价值理论的内在要求首先，必须明确农民劳动价值存在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告诉我们，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排除了生产劳动中物的因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强调无差别人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但马克思也从不否认物的因素在创造使用价值中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两者结合起来。”马克思赞同用威廉•配第的观点：“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来说明人的劳动“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不否认非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但是它们只是生产使用的必要条件。并不决定价值，决定价值的只能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价值规律还告诉我们，价值决定价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受供求影响，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作为一种运动趋势，其本质内容在f要求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廊以其基本价值为轴心，包括农业劳动即农民耗费在农产品或经济让会服务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及其价值，理应是社会决定农业劳动力价格的最主要因素。由此，：戍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劳动者拥有客观经济利益分配主体地位与特定身份；第二，农业劳动价格既受制于市场劳动力供求影响，又主要由农业劳动力的劳动价值决定农业劳动力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或进入第二、三产业“打工”，其“工资”决定应当与产业工人一视同仁，同等待之。l8』其次，农民收入应当体现其劳动价值。从现实看，我国农民收入是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获得的家庭经营性收入，二是外出务工(即作为农民工)而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三是转移性收人；四是财产性收入。2008年这四部分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分别是51．2％、38．9％、6．8％和3．1％。很显然，农民从事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外出务工的工资陛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方式。农民收入增长对工资性收入的依赖程度在逐渐增强，1990-2008年工资性收入占比已从20．2％增至38．9％。在现有农民收入结构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虽小，但作用不可忽视，这两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通常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前者体现了政府的扶持力度在增强，后者则体现了农民的财产规模在扩大。

农业经营陛收入主要是源于粮食等农作物和农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农业属于弱质产业，生产周期较长，而且要通过农民长时间辛勤劳作和精心耕耘才能实现。由此可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凝结在农产品中的价值是相当大的。那么农产品的价值外在表现形式——价格，也应当是一个比较大的量才能与价值规律的要求相符。人价即劳动力价格是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价高了，产品价值上升，价格不上升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现实中，农作物产品的价格却相当低，既不反应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甚至不足以弥补劳动力和农业生产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尽管取消农业税，实行各项补贴等惠农政策和措施，使农民收入相对提高，但剔除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不计，事实上每亩耕地的劳动力投入与产出仍然是不成比例的，甚至多数处于微利或亏本境地，出现农业的边际效用递减之势。

这说明农产品价格并没有真正体现其价值，也说明社会对凝结在农产品商品中的农民的劳动价值并没有真正认可，或者说农民的劳动价值并未得到社会实际承认。这种现实与理论要求相悖的矛盾局面应亟待改变。为此社会应积极承认凝结在农产品中的农民的劳动价值并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价格提高是价格回归而不能一概说成是价格上涨)体现出来，改变当农产品价格回归上扬时让更多的利益被中间商和投机炒作者摄取的状况，务实地增加农民收入。至于提高农产品价格对城市低收人群体生活的影响，可以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的途径来解决。现在我国财政收人已经超过8万亿人民币，国家有充足的财力支持。再说我国每年“三公”(公款吃喝、公费出国旅游、公车私用)消费超过数千亿元，仅就这一项巨款用于补贴也就足够了。

日本于1960年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对提高农民收入就主要是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实现，整个60年代日本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大幅领先于其他商品。事实上农产品价格上扬或回归有它的必然性。因为资本是需要投资标的的，资本是要有回报的，从长远看，我国资本的流向在很大程度上会集中到第一产业，会集中到农业领域，与其他产业相比，作为有l3亿多人口的中国，农业等第一产业部门明显将是资本回报率最高的经济部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继大蒜、生姜炒作之后，还有绿豆的炒作，现在又是猪肉价格飙升，一条微博：“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流传甚广，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表面看虽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但这其实仅仅是个开始，究其实质这是资本流向农业，向第一产业转进流动，追求资本回报的必然结果。从农民进城“打工”的工资性收入来看，这部分在农民家庭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部分。但从现实来看，这部分收入从量上来讲仍然很低。

农民工资性收入之所以低，是抹杀了农民工的劳动价值，暴露出我国对城乡收入、工农收入，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者收入在制度政策层面上存在不合理不合法之处，可以说，是某些制度、体制、政策对农民工及其劳动的歧视性表现。加工业和房地产曾是中国经济的两大支柱。农民是这两大支柱的基石，为了房地产业的繁荣，他们的土地被廉价收购，他们被雇佣在建筑工地辛勤劳动，产业中的巨大利润几乎与他们无关，廉价的农业劳动力成了企业老板利润的主要来源。对农业劳动力最大化利用和最小化的支出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营利模式。对农业劳动力的最大化利用导致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工长时间的工作；对农业劳动力最小化支出导致企业老板不依法支付工资，把廉价劳动力作为自己发财的动力，低成本劳动力为经济快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眼下出现的“民工荒”给人们带来的视觉冲击令人震撼。“民工荒”的出现昭示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昭示着由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昭示着农民工制度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由于农民工的待遇太低，农民工“用脚投票”主动离开工地，所以我们说“民工荒”实际是廉价劳动力荒，只有按劳动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让“民工不慌”才能根治“民工荒”。最后，充分承认农民劳动价值才能实现农民稳定增收。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时间是衡量劳动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同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在他们所在行业岗位里面是最长的，这就意味着农民_[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是巨大的。农民工一般从事体力劳动较多，其劳动的显著特点就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一般每天劳动12～14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日。由于农民收入历史起点低，社会上便形成了总是对农民工收入做纵向比较的传统惯性思维，即对种植业现在的收入与过去的收入作比较，或者拿农民进城打工者收入与没有进城打工而留在农村的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做比较。结果就产生了两种观念：一是认为农民收入增加；二是认为农民现在的收入已经不低了。

恰恰是这两种带有普遍性的观念掩盖了农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体现不足，使得农民收入长期徘徊在社会最底层。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其应得的分配额也应该说相对较大，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要求。在现实中，农民增收还存在两个挑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存在着明显波动，某些阶段甚至会出现低速状态下的持续徘徊；二是城乡收入差距尚未出现持续缩减的态势，农民收入增长往往伴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更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在波动中相对拉大的趋势。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对农民劳动价值的认识上确实存在模糊性、离散性以及不严谨性。要解决经济社会现实与科学理论和规律的矛盾，就必须突破传统思维，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充分认识农民的劳动价值，务实地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做到同工同酬，使劳动投入与产出成正比，提高农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使农民合理分享济社会发展成果。

(三)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内生的“造血”功能

农民增收不可能也不应该将基点放在政府的外部“输血”上，而更应强调增强农民内生的“造血”功能上。所有的政策实施应为农民“造血”能力提升创造外部环境。为此。政府可以做好以下四件事：

1．投资大办农村教育。农业劳动者科技文化水平总体较低，农业科技支撑力不强，要通过教育下工夫培养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式农民，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和劳动技能，从而提高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创业增收能力。

2．资源要素配置向农村倾斜。要改变过去那种资源配置重城市轻农村固化的思维定势，特别是要把城市资源配置到农村去，将包恬财政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在内的各项公共服务送到农民家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使农产品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商业}二的竞争力，从根本L摆脱以城市为中心，继续“剥夺”农民的怪象

3．加强水利等基本设施建设，夯农业基础。我国靠天吃饭的现状尚未根本改变，要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全面提高防汛抗旱、防灾减灾能力，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开发整理，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业，加快令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建设，大力改善农村牛产生活条件。为此，要加大和确保“二农”投入，增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投资力度，继续完善强农惠农各项政策。

4．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数量。从农业领域不断减少农业劳动力，即提高当地／劳动力的有机构成，是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现在我国农村至少还有两亿富余劳动力，不存住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枯竭的问题。要鼓励农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形式促进土地集中，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发展更多的非农产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吸纳、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要完善农民创业环境，创新就业导向增收新模式。为了降低农村劳动力跨行业、跨地区流转成本，我国应以中小城镇为突破口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四)维护农民权利、保证农民增收

农民的根本问题是权利问题，权利的短缺既是农民问题的主要表现，也是造成农民增收难的重要根源。财富生产既要靠人，财富分配更是为了人，农民没有参与工资谈判的权利，没有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农民合法利益在城市化的光环下悄声无息地流失了。要确保农民增收，必须尊重、维护和实施农民的话语权、谈判权、议价权、收益权和土地产权等基本权利。就财产性收入而言，应在金融发展的条件下，拓展农民财产配置的选择空间，“硬化”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和收益权，在土地开发中将农民充分地引入到土地谈判和利益分配中来。总之，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能为全体社会成员认同，劳动价值理论能为全体社会成员信守，社会发展成果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现实状态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接受，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稳定有序，幸福平安的和谐社会，这就是本文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