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观点及处理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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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其一生都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给予了深切的关注,特别是他在中国革命时期形成的对农态度及政策体现了他对待农民问题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尊重农民、引导农民、组织农民、联合农民、依靠农民的根本态度及减轻农民负担、解放农民的各项政策,不仅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也给我们今天研究三农问题,明晰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与对策以有益的启示。

(一)调查研究三农问题的真实情况,剖析三农问题的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先决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P109)。在《农村调查》序言一文中,再次强调调查是研究农村问题的重要方法。要想形成正确的对农态度和政策就必须了解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这种社会调查的方法给我们研究三农问题以有益的启示。

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但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面对这种状态,必须反思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正确。多年来,我们研究问题、出台政策多依赖于官方的统计数据,缺乏实地社会调查。而中国现有的干部考核选拔制度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官方统计的不真实性。远离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是造成政策不切实际、软化无力的重要原因。2000年3月,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一封《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信揭露了大量县、乡镇政府的谎言,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更让我们意识到眼睛向下进行实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大量的实地调查展现了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的实际现状:(1)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大面积、多品种、长期性的生产过剩阶段,在国际农产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价格的大形势下,农业增产不增收。因此,不能简单用短缺经济时代的思路解决农民问题。为了实现增收,政府出台了调整农业结构的政策。但自上而下近乎强制性的指导调整由于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不仅侵犯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利,而且使农民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和损失。(2)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农业生产微利甚至亏损,农业经济增长缓慢,农村社会相对日益走向贫困化和边缘化。这些问题在中西部农村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下,再进行一刀切的税费改革,不顾农业利润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的实际盲目推广农业产业化,不顾中西部农村的现状盲目发展乡镇企业,将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伤害。(3)乡镇一级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加剧,基层政府的合法性、权威性受到怀疑和挑战。为了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产生了庞大的乡镇官僚体制,导致农民的税费负担逐渐加重。出现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是现有的体制所造成的。政府的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却收效甚微,关键是改革没有农民的声音,没有真正落实农民的民主。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研究三农问题如果离开了农民这个视野,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从农民的生存现状、行为反映中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事关三农问题的政策出台和制度创新必须以农民问题为契入点,以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为核心。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唤起农民自救的自觉意识;因此,不能武断、强制地推行政策,只能做宏观的指导。

(二)立足三农问题的根本,尊重农民的自由选

择,解除农民的束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在中国革命早期,党内存在着对待农民态度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二是以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针对这两种倾向,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的这种切合当时形势的正确认识形成了其在中国革命时期始终尊重农民、联合农民、团结农民的根本态度和减轻农民负担、解放农民的相关政策。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样,没有农民的小康,希求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只能是空谈。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亿农民的社会现实不容忽视。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必须立足于三农问题的根本———农民的生存问题,必须以尊重农民的自由选择,解放农民为核心内容。

尊重农民的自由选择,必须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赋予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应有的资格和权利。(1)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取消市场准入的壁垒,赋予农民生产自主权。目前,我国农民的生产自主权是不全面的。一方面农民只有选择生产的自由,没有选择不生产和休耕的自由。农民不生产仍要交税,甚至有些地区对撂荒还加收资源闲置费。另一方面,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只有产中的有限自主权,没有产前与产后的自主权。由于大量农资的供应和大部分农副产品的销售都存在既有的利益集团,农民很难进入利润丰厚的产前与产后市场。这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获利机会。(2)取消农民自由选择职业的限制,赋予农民迁徙权。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应该从观念上改变农民是一种固定身份的看法,农民只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农民的这种自由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当农业生产无利,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民在城市有了理想的获利机会时,应当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因此,必须破除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的“编户齐民”的户籍管理传统,取消农民离乡进城的一切行政限制。(3)取消体制上对农民的歧视,赋予农民国民待遇。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体制上滋生了对农民的歧视性待遇。农民在劳动报酬和安全保障、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享受公共物品的服务、纳税义务的承担等各方面的待遇得不到正常的保障。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农民对中国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不相符,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反抗。因此,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从法律制度上保障农民生存的基本权利。有两项制度安排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必须强化农民对土地的私人财产权,农民的土地权利可以自由流转和继承,可以对抗土地所有人的任意干涉;其次,必须建立适合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承包土地承担社会保障的机制,真正发挥土地的财产功能。只有首先从制度上确定了这两点,才能保障农民生产和择业自主权的实现。

解放农民,必须以回报农民为重点逐步取消农民的各项税费负担,而不单纯是进行税费改革。首先,这是保障农民再生产的需要。农业生产是一个循环积累的过程,沉重的税费负担不仅将农民有限的收入剥夺殆尽,甚至使一些农民债台高筑,农民丧失了再生产的能力。再加上农民没有不生产的自由,不得不举债生产,导致农业生产陷入恶性循环。其次,这是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入世之后,中国的农业发展必须加入到世界农业发展的大环境中。农民必须参与国际竞争。世界上的农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大都取消了农民的负担,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在沉重的税费负担下,我国农民将会丧失竞争力。最后,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我国从建国后就确立了农业为工业服务的经济建设方针。几十年来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分配方式,从农民手里拿走了大量的资源。农业已为工业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大量贡献。现在中国应当进入以工补农的发展阶段,全社会都应当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作出应有的回报。

(三)适当地引导和组织农民,相信农民的智慧,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路径1927年,为了答复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1](P13)必须承认农民革命的力量是压抑不住,是不容忽视的。正确的态度是支持、引导和组织农民;相信农民可以依靠自己的组织———农会解决事关农民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三农问题是严峻的。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面对中国局部地区出现的农民与基层政府大规模的对抗事件,是责难压制,还是疏通、引导;是置农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顾,还是正确对待农民的反抗,支持组织农民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解决三农的问题上没有救世主,只能依靠农民。

相信并依靠农民进行社会改良运动,必须建立起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首先,改变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实行乡村自治。国家应当撤销以控制和管理农民为目的的乡镇一级政府的设置。恢复市民社会的自治传统。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是对立的。大政府小社会只能形成庞大官僚体制下的强权与强制,不可能滋生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而农民的生存、农业的发展、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都依赖于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基础。撤销乡镇设置,还权于民,使农民真正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自治机关,表达自己的意志,管理自己的事务。其次,建立以县为主的农民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协会。一方面,各种专业协会可以帮助农民获取农业生产的各种市场信息,指导和组织农民的生产和销售;通过行业预警和行业自律防止农业经营风险的发生,满足农业生产市场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建立农民协会和各专业协会将会提高农民组织化的程度,增强农民与政府、企业集团和垄断行业对话的能力。

选择依靠农民的路径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意味着政府推卸责任,知识精英袖手旁观。必须承认农民本身处于离散状态。正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描述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之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农民这种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很难自发地形成各种组织。所以,我们需要政府组织大量有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知识精英像当年那样深入到农村社会,引导和组织农民,使农民的改良运动凭借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规模化、秩序化地进行。农民的改良运动能否顺利地进行还依赖于国家农业制度的进一步创新,依赖于政府依法为农民的改良运动提供各项政策支持。总之,解决三农问题要依靠农民这支主力军,但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