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重农思想带给三农问题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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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君书》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男耕女织”的田园式风光是千百年来中国小农生产方式的象征,其基石则是充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君书》非常重视农业,把农业看作国民经济的决定性部门,强调解决经济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1.1思想渊源

我国的重农思想并不是在战国才出现的,它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思想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思想意识和表现为政治法律形式的政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要受到特定的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在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是农业。因为在人类社会中,从采集狩猎到发展畜牧,再发展到植物栽培,人们的生产活动始终是在农业方面。由于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活资料———食物,是在农业中产生的,所以马克思说:“农业劳动是其它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也就是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社会生产的起点。

中国古人不可能有马克思那样的认识,但在客观规律支配下,“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糅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2],农业始终是我们的国本。一批目光敏锐的人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把农业与国家存亡联系起来考察,并把重农作为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关键。“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3]在这里,《管子》把农业看成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商君书》也把农业看作国民经济的决定性部门。《商君书·农战》则明确提出了“国之所兴者,农战也”的口号,认为“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4]把农业与战争的结合看作是国家的安危和国君尊贵的基础。

1.2现实的需要:兼并战争

《商君书》之所以重农,不仅仅是因为无法摆脱古代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还在于其所处的时代面临着战争的困境。不重农则不可能富国强兵,就不可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

战国名称的本身已经突出了这个以战争为特点的时代。战国是春秋“不义战”的继续和发展,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运用军事手段,展开了长年累月、规模空前的战争。战争的胜负直接维系着国家的强弱与存亡。各国为了“广土众民”和保卫国家,都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由于各国经济力量的差别,出现了“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5]的局面。当时战争的特点是“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6]。兵员和粮食的多少是当时战争胜负和国家存亡的关键。在战国,广土众民和富国强兵都是国君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里,就不可能不重视农业。于是,商鞅就想到在农业上寻找出路。

1.3政治上的需要:中央集权制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生产工具及牛耕的投入使用和普及,使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个体劳动生产成为可能。《商君书》主张发展小农经济,为此推行严厉的分户析居的政策,明文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7],同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内息”[7]。用法律手段拆散奴隶制的家长制大家庭,改变了家庭结构,原来隶属于大家庭的个体成员,成为具有国家公民身份的编户齐民,使小家庭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通过分户析居,家庭成员数量减少,而户数相应增加,这种一家一户从事个体生产的小农正适合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君主的需要。

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韩非子·六反》中讲得很明白:平时君主需要人民的劳动力,而打仗时则需要人民为其效死卖命,而广大小农恰恰适应了统治者的这一需要。《吕氏春秋·上农》曾对这个道理做了专门的论述。认为农民都去务农,会对国家有个好处:其一是民农则纯朴而容易被国家所用;其二是民农则少私义,法令容易推行,力量容易凝聚;其三是民农则财产固定而不愿迁徙,死守本地而无虑。农民淳朴诚信,安土重迁,最容易为君主所驱使。

1.4经济上的需要:财政角度

从经济角度更确切地说从财政角度来说,中央集权制国家正是建立在对小农的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统治机器,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成千上万,只能靠封建国家向人民榨取繁重的赋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8]。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恩格斯语)。在古代中国,集权国家榨取赋税的主要对象就是广大的小农,小农既要向国家交纳各种赋税,又要承担无偿的劳役和兵役,从而成为集权国家压榨剥削的主要对象。国家的财用全部寄托在那繁生百谷的土地上,整个专制国家机构,都是靠这些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来供养。

2《商君书》中的重农措施

2.1奖励耕织

在《商君书·垦令》中,商鞅提出20种办法,如地税制度、商品税制度、徭役制度、刑罚制度,取消贵族特权,防止官吏贪污,压抑商人,制裁人们奢侈游惰,督促人民积极耕垦土地等。尤其是督促人民积极干好本业,商鞅说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7],以免除赋税徭役为条件鼓励老百姓多多种地、织布。同时主张“壹山泽”[9],主张国家占有农业的重要资源———山林,国家垄断山泽之利,不允许老百姓从事可以赢利的采矿、打猎、打柴、捕鱼等副业活动,专心从事农业生产。

2.2采取措施打击妨碍农业的做法

2.2.1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商人。在社会急剧变革中,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加强了,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0]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逐什二以为务”[11],在经营中可得二成以上的利润,“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0],便会产生弃农经商的观念。商鞅意识到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一方面会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起到侵蚀和分解的作用,“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4]如果大批小农脱离农业生产,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就会引起整个社会农业生产总规模的萎缩,就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减少,社会的贫困和国力的削弱。另一方面会对封建秩序产生潜在的威胁。这些富裕起来的商人以金钱和财产为资本,向社会争地位,向国君要权力,会对封建王权产生威胁。

2.2.2以法律来保障重农措施的落实到位。商鞅意识到“十里断者国弱;九里断者国强。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12],实行严刑峻法,“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13]因此要求各级官员“无宿治”,“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9]不准官吏拖拉政务,不准官吏留下当天的政务,当天的事必须当天完成,避免造成公务积压。官吏都把时间用到处理政务上了,就没有时间到老百姓那里去谋取私利,如果群臣百官的公务都不拖拉,农民不受打扰,就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

2.2.3开展普法运动,对农民也加强法制教育。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在全国展开大规模的普法运动。官吏知道老百姓都懂得法律,所以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老百姓;老百姓也不敢犯法来干扰法官。假设官吏对待老百姓不遵守法令,老百姓就可以去问法官,法官就要把法令所规定的罪名,告诉他们,他们就会拿法官的话,严正地警告官吏。官吏知道是这样,就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老百姓。老百姓知法后,知道法律的后果后,也不敢轻易犯法,还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由外在的强制性规范内化为个体的自律规范。一方面保护老百姓的合法权力,另一方面,限制地方官吏滥用权力鱼肉老百姓。商鞅时代秦国官吏和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和知识水平都是很高的,“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14],《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记·商君列传》:“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3《商君书》对我国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

3.1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来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商鞅不仅思想上认识到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且从方方面面落实到位,为六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现在我国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农业的重要性,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同在一片蓝天下,农民却没有充分享受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权利,没有充分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相反却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局面。说明重视农业,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上、文件上、口号上,而是要落到实处,让事实说话,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不要等到餐桌上没有猪肉吃,农民抛荒不再种地,闹粮荒的时候,才会想起农民。

3.2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

3.2.1政府应该树立第一责任人的意识,给农民国民待遇。农村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农民也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15],为中国的革命战争和改革开放做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不管政府是否愿意,政府都应该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保健、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给农民国民待遇,保障农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让农民享受同等的劳动用工、教育、医疗、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权利,让农民乐意、安心的从事农业,而不至于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

3.2.2政府财政补贴农业,反哺农民。商鞅意识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0]。农业收益极少,遇到天灾,甚至会亏本,农业抗风险的能力差。农业是一种弱质产业,一个特殊的产业,除了市场风险外,还有自然灾害风险。所以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农业采取保护政策,给予财政补贴。而我国对农业的补贴微乎其微。我国过去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进行工业资金积累,改革开放以来,又以土地低价格来积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金。中国农民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农民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同社会应有的回报不成比例,并且现在国家对于农民的历史贡献几乎没有什么补偿性回报[16]。现在我国GDP高度增长,经济总量也很大,国家已经有实力来补偿农民,应该从中央财政拨款来反哺农业,回报农民,补偿农民过去的损失。

3.2.3重视农民和农村的教育。我国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知识欠缺,尤其是法律知识和农学知识非常欠缺,不少人是文盲,形势令人担忧。有些农民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不知道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地政府可以采取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如电影、广播、宣传画、黑板报等,对农民进行教育宣传。此外还可以组织农民走出去到先进地区参观学习。农业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办训练班或者到田间地头对农民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让农民学会科学种田,防止病虫灾害。从而造就一批既懂科技、懂生产,又懂法律、懂经营管理的新型农民[17]。还要重视农村的义务教育,国家应该加大教育投入,将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

3.2.4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妨碍农业和侵害农民的不法行为。商鞅采取严刑峻法来打击破坏农业、侵害农民的行为,并且卓有成效。这值得效仿。首先,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要严查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案件,让制假卖假的人和企业受到重罚。其次,不许官员打扰欺压老百姓,要管理好干部队伍。商鞅对秦国官吏的管理是很有成效的,荀子在商鞅变法百年后,来到秦国,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18]因此,在加强对农民法律的教育,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干部队伍的管理和教育,对违法官员依法处罚。

4结束语

商鞅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落实,切中了时代脉搏,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为秦国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虽然有些做法急功近利的色彩较重,如抑商比较偏激等,我们应该给予否定,但其重农措施对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仍有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