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化滞阻与内化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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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外化方式由于城市就业人口数量庞大、城乡二元分割的客观现实和乡镇企业吸纳就业能力降低趋势等因素的影响出现滞阻。农村通过发展大农业、加快农村循环经济、兴办乡村第三产业、引入现代物流体系，并在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契机下，可以发挥其消化、吸收农业人口就业的巨大潜力。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协调好外化与内化两种方式：继续加大外化力度但要防止出现的一些问题；重视内化潜力并给予有效政策支持。

[关键词]：外化；内化；农村剩余劳动力

国际经济表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同时就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过程。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向或就业选择不外乎存在着外化与内化两个方向。外化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非农产业被消化、吸收的过程或趋势；内化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农业吸纳、农村就业的过程或趋势。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外化滞阻的问题，但与之并存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内化潜力尚待挖掘与发挥。因此，外化与内化两种方式并举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有效途径。

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化滞阻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化现状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化作为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的主导模式，其重要地位和前景是应当肯定的。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我国农村劳动力通过外化方式在非农领域（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批发零售业和其他非农就业）就业的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而且，外化人数占到总体农村就业人数的比例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见图二）。如图一所示，第一产业就业持平，总体就业人数的增加主要归功于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

图一

在充分肯定通过外化方式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从图二中看到，1996年到2004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就业比例基本保持在50%左右。而全国耕地面积在迅速的减少，根据相关统计，从1996年年底到2004年，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急剧减少到18.51亿亩，七八年中约减少了1亿亩耕地[1]。土地减少，而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的比例却没有下降，这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化是非常艰难的。并且，外化中的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是较短周期的经济活动（是城市人所不愿从事的脏、苦、累、险等工种），就业状况和收入状况极不稳定。他们中真正转化为规范的城市居民的人口少之又少，这又从另一个层面上加深了农民外化的艰难程度。

图二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化滞阻的原因分析

1．城市本身数量庞大的就业人口，导致其就业压力不断增大。

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企业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我国城市承受着下岗失业人员、新增劳动力及农村劳动力等就业人口叠加的就业压力。城市就业困难本身无疑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外化方式进行转移的难度。

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1997~2004年的8年间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570万、571万、575万[2]、595万、681万、770万、800万、827万[3]。我国新增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在“十五”期间表现得较为突出。从总的供求平衡看，“九五”期间，城镇剩余劳动力为1557万人，而“十五”时期达1878万人。新成长劳动力的初次就业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矛盾相互交织，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今后劳动适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仅城镇每年需就业的劳动力就达2400万人，而按照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每年大约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800万个，年供需缺口达1600万[4]。城市就业压力日益突出，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都把解决自身城镇居民就业问题作为工作和政策的重点，为增加城镇居民的就业机会，客观上和主观上排斥和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机会和数量。

2．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使得城市对农民劳动力的吸引力不强，甚至具有排斥力。

纵观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的外化，其工业化是农民脱离农村的原动力。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工业化直接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向工业的靠拢，而且工业化与农村人口的转移时间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其工业化、农民的非农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而我国情况并非如此。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内受到传统农业挤压力，对外则由于工业化与农村劳动力外化进程的异步性而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排斥。我国工业化过程中政策性的“剪刀差”，造成了农业、农民失血过多，引起了农业的衰退和农村商品经济的萎缩，我国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导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化的起步时间大大滞后于工业化。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化走的是一条农民非农化与国家工业化脱节、不同步的道路，造成了农业人口进入工业的高壁垒，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高成本。

我国虽然从50年代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到改革开放之前，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一直非常弱。改革开放后，我国传统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之时，就要顺应国际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制高点的新情况加速提升工业结构，在城市化规模扩张尚未到位之时，就要以提高城市质量为主要任务，而城市主要功能的突出与强化，并不以招徕大量农村劳动力为前提条件。恰恰相反，城市质量的提高还缩小和将继续缩小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城市需要的是来自农村的建设者，而非新市民。即使经过了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城市对于农村人口的主动性吸纳能力依然不强，在城市栖息着大量难以真正实现身份转换的“农村人”。

3．乡镇企业吸纳能力具有降低趋势

我国乡镇企业作为非农产业的新生长点，一开始就显示了强大的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一度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吸纳器。据统计，1978~1996年期间转入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2218万人增加到1.35亿人。然而，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1998年~2001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分别为1.25、1.27、1.28、1.31亿人，2003年上升为1.357亿人，仍少于1996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乡镇企业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超常规高速度增长之后，其吸纳劳动力的潜力被挖掘殆尽，增长速度减慢，随之就业增长下降；二是乡镇企业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金密集型的转变使得就业弹性明显下降，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这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外部市场条件变化及我国深层的体制原因使然。三是随着我国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作为社区导向型企业的乡镇企业，其要素与资产很难跨社区进行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这从根本上导致自身发展受阻，吸纳从业人员比例趋缓。近10年来，许多贫困乡乡镇企业不但没有新的增长，反而原有企业不是停产就是破产，就业人数不增反降。[5]

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化潜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外化方式转移滞阻，而内化还有很大潜力尚未挖掘，不能够长期受忽视。其潜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通过发展大农业，创造更多的农业就业机会。

大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内化方式在农业内部转移，实际上就是种植业劳动力向林业、牧业、渔业及优势产业（水果、蔬菜、花卉、药材等农业项目）的转移。我国目前待开发的农业资源前景十分可观，农业内部就业天地是很广阔的。有2/3的耕地属于需要改造的中低产田，还有5亿亩宜开发的荒地，18亿亩宜林、宜草的荒坡，2000万亩成海滩涂和3000万亩可养殖的淡水水域，如果这些资源有1/3得到有效开发，可吸纳的劳动力就要以数千万来计。如果再进一步抓好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实现农村集约化经营，则可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在农业开发上，必须综合开发，利用耕地、水面、空间资源，发展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的高效农业，通过对农业的综合开发，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

2．加快农村循环经济的发展，促进农业劳动力内部消化。

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是解决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在农村大力开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重点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组织实施生物工程，推广秸秆气化、固化成型、发电、养畜等技术，开发生物能源和生物材料、培育生物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可以作为农业内部吸纳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3．乡村第三产业的兴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就业道路。

乡村第三产业主要是指乡村服务业，包括农民自我服务组织和小型的旅游服务业等等。农业是一种弱质产业，处在市场大风大浪中的农民是相对的弱势群体。他们对社会化的服务要求更为迫切。据相关调查，农民对于农产品的销售服务、信息（包括生产项目、打工、种植业结构调整、农副产品销售等信息）服务、物资服务（农用物资的价格质量）等迫切需要，这些服务的提供就促进了农民自我服务组织的产生。自我服务组织可以吸取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例如，以沟通市场、提供信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纪人的大量涌现，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有条件（或地理或人文或历史优势）的农村可以发展乡村对外服务业，类似于农家乐，这样小型的服务群体在我国当前的农村应运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农民自身经营素质的提高，各个小型的服务群体可以丰富服务内容，从个体的单纯的提供饮食、居住到集体的联合的提供旅游性质的服务，这个过程也是为农村人自己提供就业的过程，其中乡村导游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职业，将会吸收越来越多的有知识的新时代农民参与其中。

4．现代物流体系走进农村，为农村劳动力增加就业门路。

现代物流体系在改善广大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为农村劳动力增加了就业空间。针对农村市场流通不畅、市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国家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促进入市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鼓励商贸企业、邮政系统和其他各类投资主体通过新建、兼并、联合、加盟等方式，在农村发展现代流通业。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连锁化“农家店”。上边举措无疑将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门路。

5．新农村建设的实施，为农村吸纳劳动力提供新的机遇。

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要加大村镇外部基础设施和村庄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会引导农民自主投工投劳，推动村庄建设。城乡之间公路交通设施，乡村人居环境，村庄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农村劳动力的广泛参与，另外，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须运用新的适用农村污染治理要求的技术和设施，在大范围内进行植树、植草、植被及相关的水利工程与生态工程等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参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内化方式解决，有了新的机遇与渠道。

三、内化与外化并举，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有效途径

1．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实现途径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有两条途径：一是外化，即农村剩余劳动力面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二是内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着眼于农业和农村就业。外化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相统一的过程，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流选择。而内化是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选择，这既可以消化吸纳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又可改善我国传统农业的经营模式，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商业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进行外化，使其在现代工业部门就业，一方面会提高这部分外化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会增加现代工业部门的产出和积累；反过来，现代部门积累增加使它有能力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到本部门就业。这种互动关系产生的良性循环，会促使整个经济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渡到刘易斯所描述的“现代经济增长”。[6]该理论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化是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前提。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优先考虑如何尽可能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面向非农产业的就业。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解释了城市失业率日益上升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还不断涌入城市的原因。他认为，尽管城市失业率高，但由于城市工资率远远高于农村，农民还是愿意进程寻找工作。在城乡收入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从而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移的速度越快，规模就越大，这进一步引起城市失业率的增加。建议增加乡村的有效就业机会，提出了在农村内部消化剩余劳动力，扩张农业内部就业容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7]。

2．外化与内化的相互关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化趋势与力量，是内化方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与之抗衡的。外化依然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流趋势和主要渠道。大量的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长期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准和社会消费增长的平均水准，是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最少的庞大群体之一，城乡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我国接近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长期沉积，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的增长、发展，获得具有平均社会收入水平的就业岗位，从而最终脱离贫困或脱离贫困状况。必须依靠在非农经济部门就业，达到农村人口逐步向工业经济圈和城市经济圈的规模转移。

但是，根据胡鞍钢的研究，我国产出增长的就业弹性呈不断下降趋势，说明经济高速发展并不一定伴随着就业高速增长。即使大城市第三产业很发达，也未必会产生大量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结果[8]。那么，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化出现滞阻，加之考虑到农民、农业、农村的长远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化就是一种现实选择。通过内化方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要打破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在发展大农业、农村循环经济、乡村第三产业、现代农村物流体系等方面挖掘农村、农业对劳动力吸纳的潜力。内化与我国农村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是一体的。通过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完善农村产业体系，可以充分挖掘农业潜力，扩大创业空间，让农民从资金、劳动技能和创业经验方面不断增加积累，从而逐步脱离农业和农村，最终消融城乡二元结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3．外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外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加大政策力度，继续扩大外化提供农村就业，仍是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但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离土、离农、离乡”的外化过程中主要考虑的是作为单个个人的“再就业”，并没有与农村自身的发展联系起来；而农村基层管理者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着眼点放在自然资源、关系资源、资金资源等方面而没有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与农村社会的综合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以至于出现下面的一些问题：

一是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失衡。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化过程中，有可能从农村或农业中出去的劳动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边际过剩人口，而是那些拥有一定文化科学素质和较好体能素质的农村人口，这些人口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不难设想，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化，完全有可能导致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严重失衡，以老、弱、愚、少为主体的农村留守人口，必然会影响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

二是农村内部产业结构失衡。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化之后，劳动人口的下降会使传统种植业在短时期内表现出一定的效率，比如：人均产出增加。不过，这种短期效应不会长时间持续。因为（1）农业劳动力中的高素质人口的外化会使留守在种植业中的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偏低，极不利于原有种植业产业增加和其本身的结构调整。（2）种植业目前的发展水平难以经受住社会化大市场的冲击，抓住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具有挑战性的机遇的可能性不大。（3）种植业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不可能是时间的增函数。种植业很快就会进入边际生产力递减阶段，从而阻碍农村内部的分工，种植业不能够良好发展，并且会造成农村内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缺乏相应的种植业基础，最终导致农村内部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这种外化是在拿农村长远发展作为代价来换取短暂的利益，或者是牺牲整体利益换取个人利益。这不是长久之计。笔者认为，无论是基于农村发展还是农民本身的发展，都应给与外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以足够的引导。

4．内化需要有效的政策支持。

从长期发展战略考虑，我国农村本身蕴藏着前文所述的丰富的就业潜能，这就需要从战略和政策选择上变轻视内化为重视内化。而政府作为内化的一个主要投资者和政策的供给者应高度重视其巨大的就业潜力，给予有效的政策支持。

政府政策应采取长期倾斜措施，让利于民[9]。农业具有天然的弱质性和长期性，国家在实行扩大内需的财政、信贷政策中，对农田水利、农业设施、交通运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应予以长期有效支持。大农业、农村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先进的农业技术，实现土地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政府须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并建立稳定、长期、有效的农业人才培养机制，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保障其从事大农业、循环经济的智力投资。另外，乡村第三产业的兴起、农村物流体系的引进，需要政府给与适时适地的引导。政府要加快完善广泛意义上的农业产出的卖方市场和农业投入的买方市场。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相对工业而言，分工程度低，农民作为农业产出销售方，面对的是买方市场；作为农业投入一方则面对的是卖方市场。政府应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尽量多的增加大农业、循环经济、物流体系等分工环节，让农业内部分工细致，更加专业，增加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韩康.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困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3）：26

[2]中国统计年鉴[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中国统计年鉴[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4]李宏.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缺陷与治理对策[J].经济纵横，2005（2）：30

[5]李莉.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师,2006（4）：191—192

[6]吴敬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三农”问题[J].宏观经济研究，2002（6）：6

[7]缪丹丹.农村劳动力转移新方案[J].时代经贸.2006（8）：35～36

[8]何军香.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想途径[J].统计与决策，2006（1）下：122

[9]宋元梁.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6(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