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下的和谐社会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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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渊源

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和“政治社会”等同的,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那里，意指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的政治共同体及生活状况。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坚持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分法，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的同时也满足自己”。在这里，“市民社会”是一种以需要为体系基础，同社会保障系统、维护个人利益的组织等要素共同构成的整体。黑格尔还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看成伦理精神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是分裂的或特殊化的伦理精神，而国家是现实的或实现了的伦理精神。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认为，作为实现了的伦理精神的国家高于家庭和市民社会，家庭和市民社会只不过是国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或环节而已。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青年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完成的。在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沿用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用法，指近代产生的、与国家分离的私人生活领域，即资产阶级社会。在1844年黑格尔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市民社会慢慢被归纳为社会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由此看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有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认同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分以及将市民社会用以指称私人利益关系领域的做法。但是，马克思并不认同黑格尔将历史发展归结于精神的自我运动的观点，反对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看法。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市民社会的内涵

在西方思想史上，马克思首次揭示了研究“市民社会”的现实方法，主张要从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出发，从“物质生活关系”出发来解读“市民社会”。他深刻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真正经济学中去寻找。”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认为的市民社会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的本质是一种经济关系。马克思还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必须组成国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这种“物质交往”关系的定义比黑格尔“需要的体系”的定义更为深刻和全面。一方面，“物质交往”关系概念把握了“需要的体系”的本质，揭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的方式，即通过物质交往；另一方面，“物质交往”关系概念指明了物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更全面地把握了市民社会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市民社会的成员组成了国家，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恩格斯也曾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

(三)市民社会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但也看到了市民社会本身存在的缺陷，认为市民社会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式。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成了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而不代表实际的公共利益，这就使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了矛盾，而“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另外，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在市民社会中，生产的目的从过去那种具体的使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以此来看，生产越发展，生产者就越来越依赖于自己商品的交换价值。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交换价值就越来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交换成了生产的直接目的。这样，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被异化成了在交换过程中的物的关系。

马克思看到了市民社会的这种局限性，他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社会形式应是人类社会，而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区别就在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人类解放高于政治解放，只有通过人类解放，市民社会才能过渡到人类社会。“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也只有到那个时候，国家才能把本属于社会的权力全部还给社会，国家消亡在社会里，而市民社会过渡到了人类社会，也走向了消亡。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重视经济建设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市民社会是基础，国家是上层建筑，它们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本质是经济关系。在这一点上，他的思维逻辑是，“对政治国家的解释应当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求，而对市民社会的解释则应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的这一逻辑对当前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启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是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还是在高速现代化的现实生活里，都已经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要搞好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首先要解决好人民群众吃、穿、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问题，也就是经济问题。没有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保障，和谐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要搞好和谐社会建设，首先要重视经济建设。

(二)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为市民社会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土壤。但是，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道德水平的下降，造成文化上的精神危机。市场经济是依靠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社会经济运行方式，这样一种运行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私欲的无限膨胀，加剧贫富两极分化。而和谐社会建设中所谓的“和谐”不仅仅是经济一个方面的和谐，还包括文化、政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等等。所以，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一观点，启发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在发挥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搞好文化和谐。

(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转变政府职能

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这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分法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在我国，长期以来全社会高度政治化，国家权力无所不及，政府采用家长制的方式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管理。人们看不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市民社会消失于政治国家之中。这种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社会民主政治的进程。”因此，为了改变这一国家与社会不分的现状，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确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和谐，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综上所述，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启示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首先,要重视经济建设，为和谐社会提供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和谐社会造就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再次，要转变政府职能，把本属于社会的权力归还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