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我国三农问题破解逻辑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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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农”问题的集中表现是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影响农民收入的根源在于农业效率低下。而较低的农业效率，一方面内生于农业特性所决定的可分工程度小，从而就业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外生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体制约束。因此，“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与滞留。通过中心城镇的建设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农民的就业能力，通过分工深化来改善农业效率，是化解“三农”问题的三把钥匙。

关键词：农业效率，专业化与分工，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

“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收入问题受到了学界和政府的广泛重视，众多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和政策建议。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未能从理论上解释关于“三农”问题症结的生成机理并揭示其化解的逻辑线索。为了便于分析并保持逻辑的一致性，本文假定：(1)将“三农”问题表征为农民收入问题；(2)农民以农为生，从而农业收入水平低下源于农业效率低下。

一、理论背景：一个超边际分析模型

假设社会上有两种人：农民和工人，农民总数为Mx，工人总数为My，他们效用函数相同：

此效用函数为严格准凹函数，代表凸性偏好。x为农产品自给量；xd为农产品需求量；y为工业品自给量；yd为工业品需求量；k为交易效率系数。如果这两类人有择业自由，则他们可选择自给自足模式，同时生产x，y，不发生市场交易；也可选择专业化模式专业生产x或y，此时市场从无到有，通过市场交易x或y。在专业化模式下，每人的生产函数及时间约束为：x+xs=Lxa，y+ys=Lya，Lx+Ly=1；预算约束为：px·xs+py·ys=px·xd+py·yd。这里xs为农产品供给量；ys为工业品供给量；当a＞1时，Lxa，Lya为生产x，y的专业化水平。

如果单个工人、农民选择自给自足模式A时，意味着没有市场交易，此时xd=xs=yd=ys=0，因而模式A：有约束最大化问题可转化成无约束最大化问题：MaxUA＝Lxa(1-Lx)a，解此最大化得均衡解：Lx=Ly=1/2，x=y=(1/2)a，最大化效用UA=2-2a。

一旦人们选择专业生产x或y，就要发生交易，此时交易效率K≠0，市场从无到有。本文选择两种专业化模式：模式(X∣Y)代表专业生产x而买y，模式(Y∣X)表示专业生产y而买x。下面求解两种专业化模式均衡解：解此有约束的最大化问题得均衡解：xs＝1/2，yd＝Px/2Py，最大效用UX＝KpX/4PY，专业化水平Lx=1，Ly=0；利用对称性可知模式(Y∣X)均衡解：ys=l/2，xd＝Py/2Px，最大效用Uy=kPy/4Px，专业化水平Lx=0，Ly=1。上面均衡解给出的角点供给和需求，是单个人供给及需求，市场总需求及供给由下式给出：

这意味着当市场达到均衡时，两种产品价格之比将等于生产产品的专家人数之反比。下面比较上述三种模式的效用：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下，价格、择业充分自由，当Ux＞UA，农民会选择专业生产x而买y，否则农民宁愿退到自给自足结构中去，当Uy＞UA，工人愿意选择专业生产y，否则愿意自给自足。

令K0=22（1-a）代表交易效率阀值，当K＜K0即交易效率足够低时，人们愿意选择自给自足，因为Ux＜UA，Uy＜UA，此时均衡状态是自给自足；当K＞K0时，即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分工带来的好处大于分工引起的交易费用，产生了分工经济，人们会选择专业化模式，全部均衡是分工。

在市场竞争和择业自由前提下，当交易效率足够高时，从事不同专业生产的人们效用均等(Ux=Uy，或px/py=1)，且产品价格之比会反比于生产此产品专家人数(px/py=My/Mx)，否则择业的交互作用、价格制度负反馈机制会驱使人们游离到效用更高行业，直到效用均等，达到均衡，没有人愿意单方面重新择业。

价格制度负反馈机制：My/Mx、右边的箭头表示循环的起点，左边的箭头表示循环的终点。如果X行业人数相对于y行业人数减少Mx/My↓，X行业产品价格相对Y行业产品价格Px/Py↑就会上升，X行业效用相对Y行业效用Ux/Uy↑就会上升，就会引起更多人流入X行业，使Mx/My↑上升。如此循环往复直到Mx/My=Py/Px为止，分工达到均衡。

基于上述，给出第一个命题：

命题一：专业化及其自由择业，能够有效改善效率。从而，农民收入的增加依赖于农业劳动力的有效就业以及农业内部的分工深化。

二、政府管制与限制择业：农民收入问题的历史根源

农业作为基础产业，担负着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及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活资料之职能。如果按市场机制配置农产品，人地矛盾背景下的农产品均衡价格势必很高，难以实现工业发展所需的低原料投入及低劳动力投入。为此，政府有意压低农产品价格Px，为保证低农产品价格得以实施，政府限制私有企业对农产品的收购，在宏观政策上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制造国家垄断。随着农产品价格Px压低，工业品价格Py的相对提高，致使≤1。比如政府控制农产品价格Px使，则当交易效率时，分工是全部均衡，均衡条件为：，则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收益(Ux+Uy-2UA)中，工人占有(Uy-UA)部分，农民占有(UX-UA)部分，显然(Uy-UA)＞(Ux-UA)。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下，农民就会游离出来改行从事工业晶生产，直到效率均等时为止，这势必影响工业发展所需之原料投入；当K＜k0=22（1-a），自给自足是全部均衡，农民就会从事自给自足生产，不再卖出农产品，工业发展难以为继。

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下，农民具体的行为选择依据Ux，Uy，UA的比较而定，当交易效率k＞k0，UX＜Uy，农民会选择改行从事工业品生产；当交易效率k＜k0，UX＜UA，农民会选择自给自足。

而政府的行为选择要迎合政府的目标，一方面当交易效率k＞k0，UX＜Uy时，政府限制农民移动，控制择业自由，于是宏观上采取户籍管理制度及城市就业管理制度，限制农民自由移动，加大农民迁移成本，制造行业垄断，确保城市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当交易效率k＜k0，UX＜UA时，政府控制农民从事自给自足生产，强制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卖出农产品。为达到上述双重目的，政府必须直接控制农业生产组织，保证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工人收入甚至低于农民自给自足收入时，仍然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向政府提供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因而，政府在农业生产的微观机制上，强行推广集体化政策。

从最初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体制的演化逻辑，反映了政府控制农业生产，配合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与户籍制度，确保农民在交易效率k＞k0。时，无择业自由；在交易效率k＜k0时，也必须从事农业生产，出卖农产品，达到保证工业优先发展之目的。由此不难看出，体制及其限制退出是在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政府为实现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基于分工与专业化而强行推行的制度安排。

由此得出第二个命题：

命题二：传统体制背景下，政府实施的农业管制以及对农民择业自由的限制，使得农业效率低下，进而农民收入增长空间狭小。

三、农业效率提高的有限性：基于分工维度的解释

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劳动生产力更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但具体到农业生产，他也指出，“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也赶不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应该说，农业生产领域的分工深化有着天然的内生障碍。

由于农业生产中的连续性和周期性，所以在其生产活动中存在连续周期性作业的“核心技术”，即这些技术过程具有不可分性。与工业分工水平相比，农业的总体分工水平相对低得多。

农产品的物质特性最为明显的是农产品的鲜活易腐性。这导致：

(1)农产品流通半径受到更大限制；(2)农产品流通领域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3)农产品流通的风险更大。

因此，笔者可以得到第三个命题：

命题三：农业的可分工程度小，难以通过分工深化扩展内部就业空间，在农民择业受限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剩余。

四、化解“三农”问题的逻辑推论及其政策含义

由此，可以大体勾勒“三农”问题的生成逻辑：

(1)农民收入依赖于农民的有效就业以及农业的分工，而农业的可分工程度小，因此，在农业外就业受到阻隔的前提下，就必然导致农业的就业拥挤，分工效率的有限性以及大量过剩劳动力的滞留，使得农业效率低下，农民收入增长乏力。

(2)过多剩余劳动力的存留，一方面使得土地的规模经营缺乏基础，牺牲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也使得农业产业组织的改善进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困难重重，导致农业有限的分工收益被稀释。

因此，本文的第一个逻辑推论是：

推论1：“三农”问题的基本症结在于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与滞留。化解“三农”问题的逻辑主线是，加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拓展农民的就业空间。

拓展就业空间，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转移路径的选择，另一方面取决于农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能力，同时还取决于农业的分工及其产业深化。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何处？伴随着大中城市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普遍表现出对低素质劳动力的排挤并有不断加剧的趋势。从经济转型理论角度来说，当一种经济形态呈现外延发展特征的时候，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门槛较低。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将近30年时间里属于外延型发展阶段，农村人口应该大量向城市转移，但由于户籍约束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阻隔，致使劳动力转移并不明显。而目前我国正处于外延型增长阶段向内涵型增长阶段过渡时期，当农村中大量富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向城市转移的时候，工业中资本、技术对劳动力的排斥却在发生，城市中的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这使得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更为困难。应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必须在农民自主选择的基础上依照市场机制进行流动与配置，但针对现阶段农民的就业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就业环境，大中城市近期难以成为主渠道。所以，笔者的一个基本推论是：

推论2：化解“三农”问题的逻辑重点是，就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是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中心城镇。现实的选择是实施以中心城镇为主线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

以中心城镇建设和发展为线索，一方面通过中心城镇的聚集、辐射和示范等功能的发挥，加速产业在中心城镇的聚集，由此推进农村城镇化与工业化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通过工业园区建设，带动产业的聚集与发展，并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大量向中心城镇转移，进而推进农村发展并稳步提高农民收入。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

政策含义一：推进农村中心城镇的建设与发展，加快资源和产业向中心城镇的转移与集中，通过产业集群与聚集经济效应，由此扩大就业机会与就业空间，从而诱导农村劳动力向中心城镇人口集中，并带动新农村的建设与村庄改造。

笔者对全国农村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关联分析。分析表明：(1)无论是收入高的地区还是收入低的地区，辍学率和收入相关程度均很低(相关系数都小于0.4)。耐人寻味的是，在高收入地区，收入和辍学率居然是正相关。(2)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农民收入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收入不一定也越高。大专程度对农民的收入影响最大，其次是初中和中专，高中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大，小学和不识字与农民的收入负相关。由此，笔者得出第三个推论：

推论3：对于农民来说，不受教育收入水平难以提高，但接受较多的教育并不一定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农村现行的教育方式并不能有效地提升农民的职业人力资本与增收能力。

必须承认，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升学取向，而不是就业取向。农村教育与城市同构也是以普通教育和升学为主的“金字塔”体系。问题是，中学教育在追求高考升学率的前提下，其培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面向高考的“资产专用性”，一旦高考失败，农民的教育投资就会变成沉淀成本，因为其所形成的“高考资本积累”几乎与就业能力及职业技能无关。由此，可以清理出的政策含义是：

政策含义二：一方面建立以就业能力为主旨的农村教育体系，强化职业教育，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建立与职业教育相匹配的继续教育机制，提升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预期收益。

中国农业效率的低下，一方面源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太多。所以，在扩展非农就业空间解决人地矛盾的同时，必须通过农业的产业深化，扩大农业内部的分工，增加农业本身的就业容纳能力。

推论4：在农业内部，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外移，较为宽松的人地关系以及务农技能的提高，农业的分工及其产业深化将改善农业效率。

分工包括个人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四个基本方面。因此，通过分工深化来改善农业效率也可大体依赖于这四大路径。

第一，农业效率的生成取决于农业的专业化发展。

第二，农业效率的改善依赖于农业的多样化经济。

第三，农业效率的提高有赖于农业迂回化经济的拓展。迂回化经济效果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投入下游产品的上游产品的数量增加而增加，如粮食产量可能随施肥量的增加而提高；二是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投入下游产品的上游产品的种类数增加而增加，如生产粮食，同时投入化肥和农药，要比只投入化肥时的产量高；三是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迂回生产链的链条个数增加而增加。

第四，农业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农业组织化的改进。

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力资本提升，农业面临的人地矛盾必然会逐步减缓，由此：(1)在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可能的条件下可以有效改善农业的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2)通过初始分工获得农业的启动资本，从而通过增加资本积累与中间品投入，以获得迂回化经济；(3)农业分工的不断深化，分工所内生的交易费用必然诱导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并由此获得组织化经济与网络经济效果。上述分析所包含的政策含义是：

政策含义三：(1)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土地的市场化以及农地的流转与集中，诱导土地的专业化经营与规模经营；(2)通过技术创新改造传统农业，尤其加强对农产品品种、技术与工艺和产业链多样化以及农业多功能开发的技术支持与政策扶持；(3)通过体制创新，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与信贷支持；(4)通过组织创新实现小农生产与大农经营的有机结合。

五、结论

总结全文，“三农”问题的成因及其化解逻辑可以用图2表述，其基本结论是：

(1)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农业效率的高低。

(2)农业效率的低下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外生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体制约束，另一方面内生于农业特性所隐含的约束。由此，可以将农业效率进而农民收入问题的症结表述为农业劳动力的过剩。化解“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与农民就业空间的拓展。

(3)随着城市产业升级与就业门槛的不断提高，导致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排挤，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是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中心城镇。现实的选择是实施以中心城镇为主线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推进农村中心城镇的建设与发展，加快资源和产业向中心城镇的转移与集中，通过产业集群与聚集经济效应，由此扩大就业机会与就业空间，从而诱导农村劳动力向中心城镇人口集中，并带动新农村的建设与村庄改造。

(4)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与就业空间，有赖于农民职业技能与人力资本的提升。目前农村的教育方式并不能有效地提升农民的职业人力资本与增收能力。为此，必须一方面建立以就业能力为主旨的农村教育体系，强化职业教育，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建立与职业教育相匹配的继续教育机制，提升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预期收益。公务员之家

(5)在农业内部，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外移，较为宽松的人地关系以及务农技能的提高，农业的分工及其产业深化将改善农业效率。通过分工深化来改善农业效率依赖于个人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等四大路径。特别是在专业多样化方面，应该强调农产品生产的多样性。鉴于食物性农产品低需求弹性所决定的市场容量有限性，应大力发展非食物性农产品及出口农产品的生产。

(6)通过中心城镇的建设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农民的就业能力，通过分工深化来改善农业效率，是化解“三农”问题的三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