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层面视角城镇人口流动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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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城人口流动单方面从社会结构层面或个体层面考察均有失偏颇,需要放在个体与社会的互构共变关系中进行研究。我国乡城人口流动经历了三个阶段:过于刚性制度与基本缺位个体的机械静止期;渐行柔性制度与日益突出个体的城乡钟摆期;刚柔相济制度与全面发展个体的有机和谐期。个体与社会的互构从恶性互动走向初级良性互构再继而走向真正的有机互构谐变。

[关键词]社会互构论;个体;社会;人口流动

劳动力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产要素,流动状况成为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关注乡城劳动力合理流动,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

一、文献综述

1.社会结构范式。

刘易斯坚持两部门经济。资本主义部门被看成是城市经济,非资本主义部门指农业经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非资本主义部门,但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开始从非资本主义部门吸纳劳动力,出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地理上迁移。1拉尼斯和费景汉作了改进。认为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会展开对劳动力的竞争,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因素。2托达罗作了进一步的改进,认为迁移动力不仅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还决定于城市的就业率,即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3以唐纳德.博格为代表的“推—拉”理论认为,迁出地的“推”的力量大于“拉”的力量,占主导地位;而迁入地“拉”的力量大于“推”的力量。人口之所以转移,主要是这四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4是否迁移还受到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一些中间障碍因素的影响,比如文化差异也会对流动产生影响。5

2.个体主义范式。个体主义范式以舒尔茨等的人力资本理论为代表。认为劳动者寻求职业的过程,是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选择的过程,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做出流动的决策。6我国曾出现过“盲流”与“理性流动”之争。“盲流”论认为我国的民工潮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流动。7民工潮具有流动动因的诱导性,流动形式的非组织性,流动过程的无序性,流动目标的不可靠性,流动后果的难以承受性等特征,是一种自然性的盲目社会流动。8“理性流动”认为迁移者寻求职业的过程,是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的选择过程。流动者最大限度地减小流入城市而成为失业者的风险。9农民工外出流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对外出成本、可能收益、潜在风险以及未来期盼与归属有着慎重的判断与规划。10

3.对两种范式的反思。首先,理解乡城人口流动需要采取社会转型进程的纵向历史视角。在某些时期,宏观制度的发挥作用显得更重要,在另一些时期,个人层面的能动性发挥更为充分。其次,绝对化地界定乡城人口流动是社会结构层面还是个体层面,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简单化的表现,流动的原因非常复杂。再次,社会结构层面强调了外部因素在迁移中的作用,却忽视了个人的作用;个体主义范式看到了个人能动性的发挥,但纯粹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个体意志是没有的。以上三点反思将我们的分析思路引向社会互构论的视野。

二、理论视角

社会互构论是关于个人与社会这两大社会行为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所谓互构,是我们对参与互构主体间的关系的本质刻画,即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状态,相应性是共变状态的基本特征。社会互构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的演变过程。社会互构论既确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共时性和共变性的互构关系,也排除了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性陈述的必要。11三、社会互构论视域中的乡城人口流动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乡城人口流动经历了三个各具特征的时期。

1.机械静止期:过于刚性的制度与基本缺位的个体。此阶段特征为制度处于过于刚性,使得个体缺位,两者间形成一种恶性互构。

(1)过于刚性的制度。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规定:“公民从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未办理迁出手续的农村居民不能迁入城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1959年又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对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进行严格限制。我国的“城市化抑制”政策不单单是户籍制度,从1960年代起,国家严格实行城镇粮食定量供应制和日用商品凭票供应制,粮票及各种票证的发放,皆以正式登记的户口为依据,并且禁止自由市场交易和创办企业,以及事实上不允许城镇住宅的租赁和买卖等。严格的城镇居民食品(尤其是粮油)供应制度,使得进城的“乡下人”无法在城里长时间生存,有效限制了乡城人口流动。

化运动把农村土地制度变为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来控制和管理土地上的生产经营活动,土地上的任何权利都不能转移、出租。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完全掌握在政社合一的手中。集体核算时期,集体成员不能擅自离开集体到外面搞副业,个人只享有在集体参与集体劳动并从集体获得自己收入的机会,其他私人性经营活动或非集体经营活动都受到严格控制。

(2)基本缺位的个体。在各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个体处于基本缺位的状态。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中,掩盖了农业人口严重过剩的事实。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甚至连吃饭、睡觉等最基本的需要都无法满足,过于刚性的制度没有给予个体任何可以活动的空间。国家凭借一系列制度安排,控制了个人和家庭。农村和城市被人为地固定了,处于一种受压制的机械静止状态,个体能动性基本被埋没。

(3)恶性互构下的机械静止型状态。过于刚性的制度体系虚化了社会成员的主体身份,当个体意识到生存资源惟有服从国家才能获得的时候,他们就被迫“自由”地选择了同国家的这种关系。两者建立的互动秩序结构是一种控制支配结构,国家垄断了一切资源和权力,垄断了主体的资格,垄断了话语权和解释权。12“社会互构论”强调实践过程的“多元互构”性质,“多元”是“互构”的最基本前提,因为,“一元”本身就否定了结构性,因而无所谓“互构”。13国家一方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个体一方,使“互构”变成了单方面的“控制——依附”关系,国家与个体的互动其实是一种恶性互动,实际上是国家在控制、支配、命令个体。这种恶性互构遏制了社会主体成员的自由,牺牲了一方的利益需求。

2.城乡钟摆期:渐行柔性的制度与日益突出的个体。此阶段特征为国家对过于刚性的制度进行改革,个体的能动性逐渐得以发挥,个体与社会形成一种初级形式的良性互构。

(1)渐行柔性的制度。1984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集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继小城镇一级松动后,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城市企业招工体制、城市粮食购销体制、户籍管理体制等进一步改革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城市化抑制”在大中城市出现松动和部分解除,为农村劳动力流向大中城市创造条件。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农村原有的生产队式的集体制度,将耕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农户,并与农户签订长期的耕种合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除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劳动的束缚,“包干到户”的推行极大释放了农村生产要素,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加之土地数量有限,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劳动力流动从供给方面准备了条件。

(2)日益突出的个体。中国农民从来都不缺乏创造性,是农民开启了改革的序幕。农民的个体能动性得以显现,较具代表性的几点有:①农民一改以往的消极怠工局面,农业劳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丰收。②小城镇放开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种“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模式,缓解了就业压力,创造了中国特色。③农民来到城市后,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亲带亲,友带友,邻居帮邻居,老乡帮老乡”的找工作方式。④农民工根据血缘、地缘等关系在城乡结合部租房居住,使自己拥有一定的社会交往圈,丰富业余生活,在困难时获得一定的社会网支持。⑤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使年轻力壮的农民在城市更容易找到工作,而配偶、老人和小孩因不具备优势而被留守在农村老家,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模式以适应市场竞争环境。

(3)渐入良性互构下城乡钟摆型流动。随着过于刚性制度的退出,个人逐渐获得主体身份与资格,加强了同国家的平等对话和协议,个体成为独立、平等的利益主体。双方主体地位身份的初步确立,使个体与社会的互动逐渐转为初级形式的良性互动,个体与社会两大主体相互形塑,互相推进,发生互动的双方不再是以一方的命令和权威为惟一的方式,而是具有协商、交易的性质,在互构中实现共变。略举几点:第一,农民种田积极性高涨,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促使了国家粮油供应制度的取消;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工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原来的“隐性失业”变成了“显性失业”,促使国家正视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对务工制度进行变革;第三,流动人口来到城市,各种“城中村”的出现,促使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第四,农民工采取各种正规与非正规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使政府看到了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种种不公正事实,从而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总之,在个体与社会的互构共变中,双方逐渐获得双赢,走向和谐轨道。

此阶段的互构共变存在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国家依然处于强势地位,个人仍处于弱势地位,在共变过程中有较明显的先后关系;二是国家层面的改革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特征。往往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国家才会采取相应措施来加以解决。因此,这是一种初级形式的良性互构,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互构谐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制度的渐行柔性给了个体以更大的空间,但现实中对农民工还存在着诸多歧视和排斥,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文化排斥、社会保障排斥、教育排斥、社会网络排斥和空间排斥等众多方面。14排斥与歧视降低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空间和就业预期。作为个体的农民工,其中的绝大多数尚不能在城市定居下来,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他们往往是在城市工作,把家留在农村,在农村老家与城市工作地之间钟摆型来回流动。这与封闭静止期相比,是巨大的进步,这是主流。但还是遗留下来一系列问题,处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逐渐转变过程之中。

3.有机和谐期:刚柔相济的制度与全面发展的个体。此阶段特征为国家对各种不合理制度继续进行变革,做到刚柔相济,个体走向自由、全面发展,个体与社会在互构共变中走向有机和谐。

(1)刚柔相济的制度。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确立“服务型政府”定位,为乡城人口流动和融合提供了指导思想。各种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政策得以加快改革,政府开始逐步清理和废止对流动人口带有歧视性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产业工人队伍。2006年国务院第5号文件《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确立了五条基本原则: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这些都表明我国农民工政策已从关注生存型的问题向生存型的福利转变,从关注发展型的问题向发展型的福利转变。15“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实为乡城人口流动创造了更宽松的条件,到2007年,全国已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

为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中央在土地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1年《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2003年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正式获得了法律的承认,一个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成为可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新型土地制度正式确立。2005年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建立产权清晰、农地自由流转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有利于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解除流动的后顾之忧。(2)全面发展的个体。时光转移到今天,进城务工人员各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再是原来简单的赚钱目的,而是追求全面发展。表现为诸多方面:①在工作上。新生代们把能不能学到技术、增长见识、增进才干作为更重要的标准。就业目的已从“挣钱”转向“挣钱、见世面、谋发展”等多重目标,进城务工的心态转变为以发展理性为主。②在利益诉求上。新生代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善,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诉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诉求平等的竞争和公平的待遇。③在目标上。新生代们已由“经济型”转向“生活型”,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实现“享受都市生活,实现都市梦想”的目标。④在权利维护上。积极追求个人的价值、利益和尊严,渴望能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权利,享有“国民待遇”。总之,新生代们更具有改革、进取、创新、务实的精神,更强调主体意识和平等意识,更注重市场原则。他们来到城市,不仅仅是完成地理空间上的转移,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到心理心态等全方位的转型与变迁。

(3)互构谐变下的有机和谐型流动。随着个体作为独立主体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提高,各种利益表达机制和维权机制更加完善,政府遵循“以人为本”的宗旨,定位服务型政府,个人与社会间进入真正的良性互构阶段。个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主权益,社会的职责则是提供权力规范。两者之间既有深刻裂痕和剧烈冲突,同时也高度依存、相互型塑。社会关系主体之间存在着互构共变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个人和社会处于一种相应的、交互性的、共时共变的过程性状态。16“社会互构论”认为现代社会实践的本真意义和主流趋势是“互构谐变”,是在不断地“求同存异”、“异中求同”之中走向和谐。也就是说当“个人”和“社会”在“互构谐变”的实践中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即当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再感到社会生产是一种压抑、社会秩序和结构是一种限制、社会权力是一种异己力量的时候,个人的无限潜能和激情将自然地汇入到社会和集体行动的洪流之中,实现从差异走向认同的事业。17个体与社会实现良性互构谐变,城乡人口流动最终走向城乡融合,农村和城市走向城乡一体化发展,共同促进,相得益彰。公务员之家

有机和谐型流动阶段的个体与社会互构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个体的社会主体性地位进一步确立和稳固,个体与社会更加趋于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主体;二是在互构过程中,个体的能动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国家层面也更为主动,由原来的被动型更多地向主动性转变,确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主动为乡城人口流动创造条件,落实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

四、结论与讨论

乡城人口流动是在个体与社会的互构共变中逐渐走向自由与和谐,单独讨论社会结构层面或者个体层面都有失偏颇。我国的乡城人口流动已经走过了过于刚性制度与基本缺位个体的机械静止期阶段,现在正处于城乡钟摆期和有机和谐期共存的阶段,或者说处于由城乡钟摆期向有机和谐期转变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利于乡城人口流动的制度被不断改革,各种有利于人口流动和融合的新制度在不断建立,最终走向制度的刚柔相济。当然,应该指出,第三个阶段的有机和谐期,现在还只是出现了显露的苗头,还没有真正成为现实,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存在于未来的追求之中,是我们的希望和奋斗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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