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化进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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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孙的说法，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属于“后发外生型”，是在殖民侵略，国家遭遇外部挑战的情况下“被迫”开启的，可以说是一场激变，一次剧烈的脱节，一次对外部挑战的积极回应。

中国的现代化觉醒从林则徐、魏源到李鸿章、曾国藩，再到康梁和五四时贤，对西方的学习经历了由军事到技术再到制度最后到全盘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并且最终选择了革命这条最彻底的道路。

在遭遇殖民侵略之前，中国自身是缺乏足够的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手段是创新，而“后发外生型”国家的主要手段是“采借”，因为他们可以在早发型国家的现状中看到自己未来的前景。但中国在“采借”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畸形的表现：以西方的现代化指标为标准，一味追求“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以西方的理论为圭臬，一味的强调民主、人权，将几千年的中国经验化为零，缺少对现实的反思和对传统价值的认同，我觉得，这种将西方价值理念奉若普遍真理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遭遇的深刻危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是不同步的。中国刚进入前工业时期，西方“早发内生型”国家已经步入了后工业时期，而且“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一揽子解决”的特点，因此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与西方相比，除了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大，腐败滋生，道德失范、环境恶化等，也有一些不同于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特殊问题.

这种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步一方面使中国可以采借西方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现代化造成了不利的国际环境。西方国家虽然鼓吹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但他们无法容忍中国与之自由竞争，他们掌握着全世界的话语权，必然会利用其所谓的道德优势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与经济利益。根据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理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属于依附型的地位。我们通常只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却没有看到在GDP的快速增长中，中国付出了劳力和血汗，过半的利润是流向外资企业的！另外，中国也存在盲目跟随国际潮流的问题，在实体经济未发展成熟时将注意力转向金融业，其实是将自身置于被动、危险的境地，因为世界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利用金融工具向全世界借钱，中国用产品换取了大量外汇，而拿到的只是账单不是货款；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又把“负责任大国”的帽子扣给中国，试图让中国为其危机买单。

政治方面，以西方为主体的现代化在全球蔓延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西方意识形态在全球被兜售、推销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催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就是所谓的金融买办集团。这些人是现代化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消费者和宣传者，再加上中国历史上缺少明确的“国家”观念，多强调“天下”观念，因而中国现代化不仅没有像“早发内生型”国家那样强调民族国家甚至民族主义，相反，却引发了我们民族认同的危机和“西方化”危机。

文化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贯穿着一条向西方学习的主线。五四时贤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歌颂，后继的知识精英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习惯性的忽视了本土文化资源，传统礼俗和社会人伦。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认同。为了维护其知识的有效性，他们也必然要维护西方的意识形态，而不知甄别辨析。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切断了民族文化传播的途径，是一种单向的文化选择，中国思想界逐渐失去了精神独立，中国的知识界逐渐失去了支持产生的热力，知识精英将西方的思想理论奉若神明，在社会科学界表现为学科主体性的消失，一味的崇拜西方经典理论和研究方法，不能立足中国经验、回应中国的现实问题，这种知识界自信心的消失其实是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思想精神崩溃的写照。公务员之家

其实在路径选择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具备普遍性，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首先要基于本土的文化、历史传统。现代化的思想中包含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把人类社会的实践理解为一个通向终极目标的途径，这一点与马克思的思想有契合之处，马克思也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现代化工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是西方国家不曾经历的，如孙提出的四大现象：错位、失衡、畸变、两难。因此我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范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世界秩序的不公、西方话语霸权更是为中国现代化设置了障碍。中国，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应该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冲击？“早发内生型”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标榜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在“后发型”德国，李斯特也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主义”，实际都不具有普遍性，都是国家利益本位的。将西方的东西理想化，拿来作为我们抽象的价值模式，不注重文化特殊性，就会导致全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就等于默认了西方的霸权主义。我觉得，中国首先应该从精神奴役中挣脱出来，创造出符合中国现实的维护自身现代化利益的学说，掌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性，而不是去寻求同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话，更不是去拥抱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是与之分庭抗礼。就像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讲的，在“文明的交往中，区分‘我们’与‘他者’，寻找那些使我们成为我们的东西”，要敢于挑战世界的潮流，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