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三农僵局改良社会结构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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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农民的命运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其他问题一样，“三农”问题的根本性的制约和障碍也是来自于现体制。必须进行包括还权于民、重溯公共权力、改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甚至改变生活方式等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能只寄希望于社会上层的开明和勇气，还必须从促进民间健康力量的发展，促进民间与政府互动格局的形成。由于现体制本身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总体结构的综合反应，这种结构的要害在于1）它使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恶性化，不论哪一个阶层；2）它使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恶性力量形成一个严密的利益体系，却使民间力量无从发展和无从团结。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致命的，所以我的命题和问题是：和一切的一切相比，怎样使中华民族健康和团结起来，才是当代中国人的最大挑战。这才是时代的真问题。

任何真正关心三农问题或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朋友，都不会拒绝以下说法，那就是我们不论做任何事，都应把问题分析清楚，认清我们的处境，以便更有效地的选择我们的行为，争取达致较好的效果。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早就成为上至中央政府总理，下至平民学子们的普遍共识，有关的探讨热闹非凡，但谋求缓解乃至根本改变“三农”命运的尝试，至今收效甚微，空有许多对策，就是无从下手。为什么呢？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和三农问题庞大的需要比起来，我们相应的资源和力量极其有限，却不怎么清楚如何有效运用这些极其有限的力量。有时候，盲目的行动比不行动还糟糕。所以各方面关心三农问题的朋友，有必要疏理一下头绪，建立起码共识，对针下药，有的放矢。

我尝试从三农现状、现有对策、现实途径、我们的选择等几方面阐述一下自己的思考。个人的力量有是限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现状：一副破败和矛盾尖锐的图景

无论来自城市或农村，绝大部份人都能感受到“三农”问题的严重和危险。但感觉不能代替理性的认识。

李昌平揭示了当今农村这样一副图景：1、负担如“泰山”（农民不堪重负，有的地方甚至已出现抛荒现象）；2、债台如“珠峰”（农村债务直线上升，全国3000县估计不低于6000亿）；3、干部如“蝗虫”（干部队伍"债主化"，并导致基层政权与社会流氓势力的结合，权势群体非法的私有化已成公开秘密，干群关系恶化）；4、盲流如“洪水”；5、责任制如“枷琐”（种地没收益，不种也要交税费）；6、政策如“谎言”（江西桂晓琦事件：以中央和有关省市的减负政策编成的小册子成为禁书）；7、假话如“真理”（数字出干部；报忧得忧，报喜得喜）；8、疾病流行危及人畜生存而无人顾及；9、义务教育成画饼（希望工程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么？）；10、水利设施日趋老化；11、县级政权面临危机（现在农村和农民已经不象过去那样能向城里输血以缓解城市问题了，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地方和群体，县级政府实际上是坐到了火山口上。）（见李昌平：《给总理的一封存信》等文。本文主要表达基本观点，非学术文章，相关文章网上已多如牛毛，且所引全部材料在网上一查即有，恕不详引详注。）

除了东南沿海一带要好一些，全国其他地方比这好不到哪儿去。既便东南沿海一带，不也是建立在对北部、中西部广大地区“打工仔、打工妹”的任意遣用上？既然关心三农，那就要看到，不论留守农村的，还是进城的，都是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处境最不利、并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的庞大人群，这是不能分割开的。

纸上谈兵的必须对策：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三农问题纵然如此严重，却并非没有对治的办法。现实要求必须实施以下的综合配套方案，三农的命运才有可能改观。

第一、界定产权、还权于民，保护农民基本权利。借用一位自称为“老牛”的上访农民自己的话说，农民缺的不是科技，甚至不是资金，而是缺乏一个起码的好环境。中国农民是最没有权利的，没有财产权，没有公共事务参与权，甚至没有自主经营权和人身安全权。周其仁说缺乏农地使用权、生产决策权、放弃农地自用的喊价权和交易权、劳力和各种才能的租金权利以及结社权等各种基本权利，是制约农民发展的要害。只有有了这些权利，农民收益才能得到保障，各种资源才能得到优化利用。更重要的，是农民才会因此具有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会有进一步改善自身处境的动力和能力。界定产权、还权于民的核心是限制政府行为能力，如果无法限制政府行为能力，一切将注定徒劳。（见《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第二、免除农民税费，打破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公民义务平等，建立以所得税为核心的城乡统一现代化赋税体制。（以下几条主要是温铁军的政策建议，也有秦晖等专家的建议）。即使按照政府公布的统计，农民月均收入也不过300元，城里人是达到800元才开征。再说土地对中国农民实质已变成社会保障，没有哪个国家对社会保障征税，相反倒应该用财政来保证社会保障。所以现在继续征农业税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或问，给农民免税，各项农村建设费用、管理费用等所需经费从何而来？温铁军以为，只要把现在花在吃饭财政和腐败的这些钱腾出来，已经绰绰有余，甚至还可把目前短缺的科研经费、教育经费等一并解决了。

第三、实行真正的村民自治，根据小农经济的现实重构县乡上层建筑。目前政府硬要对2.4亿农户征收税费，还要加强管理，不仅乡镇已经“六套班子，七所八站”，还要把村级也叠床架屋地搞“三套班子”；这些政策都要收钱才能执行，而且自然会导致机构膨胀，这就是目前任何减负措施都遭致失败的原因。所以，可行的政策是把社区自治体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把政府直接面对2.4亿小农户转化为面对70多万个村，把乡级政府改为乡公所，合并乡镇，以此降低交易成本。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社区组织与行政部门对人民负责的制度。没有县乡政府的自治，村民自治就是一句空话。

第四、落实义务教育。并按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提出的运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方式，开展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文艺教育和生态教育五大教育。

第五、以综合改革推进农村城镇化。按照目前旧体制搞城市化是走不下去的。现有的“造城运动”盲目性很大，大量占农民的地，却排斥农民就业。不但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反而是恶化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的灾难。因此，不能简单地强调“加快城市化”，而必须“以综合改革推进农村城镇化”，撤乡并镇，发展中心城镇，把和传统农区经济半径最短的城镇发展起来。一个县市最多发展3－5个中心镇，尽可能让中心镇吸纳农村过剩人口。改革政府垄断征占土地这种制度，不要让征地成为权钱交易腐败的根源，而是要把政府垄断占有的土地“证券化”变为失去土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现在建立在对资源高消耗基础上的城镇规划根本不应该在中国实行。

第六、砍掉现有城市对农民进城的门坎，保证进城农民权益。但是目前各级城市庙里的各位菩萨、各个部门、各个正殿偏殿，都没有一家说我愿意砍门坎，都是在不断加高。加的越高，垄断收益就越高。这怎么能够城市化呢？

第七、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在金融、保险、流通、批发等非农生产领域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并对农民发展合作组织免税。现在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和各种金融、销售等所谓“服务”的政府部门垄断力量太强，垄断转化为各种名目的收费，所以这些部门的固定投资最后还是转化为农业成本，导致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这正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原因。不把这些有利可图的领域还给农民，农民就彻底无利可图。农民发展合作金融，发展合作销售，获利之后才能返还农业。同时，要把原来给政府各个部门的投资集中定向于各种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原有各垄断部门的人员可以分流，也可以加入合作组织，前提是必须变成农民。对农民发展合作组织免税的条件是合作组织必须把收入中至少60%的部分返还农民，用于农村适用技术的推广，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建设，这等于间接用于农业补贴。这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等东亚小农社会稳定农村经济的最根本经验。

第八、改变现有农业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使投资真正到位。不改变现行投资方式而加强农业投资，那就意味着各部门到财政的盘子里来分钱。水利分多少，农业部分多少，供销社多少，粮食局分多少，电力局分多少，文化部门分多少，教育部门分多少，科技部门分多少。财政部门不过是一个盘子，大家一块分，分完了，好了，可以做报告了，说加强农业投资的措施已经到位了。但真用到了实处吗？没有，还不够养活各权力部门吃饭买车盖房子呢。

第九、以工代赈，引水治荒，缓解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治理荒漠可用以下办法：用去一个劳动力给3份以工代赈的口粮和基本生活必需用品，可以带家属，然后国家投资就定向地解决国内这些过剩的基本消费品生产企业，把过剩的消费品调到水库工地，然后随水变村，一片一片扎根了，就变成农民当地的水利开发了，同时建路，沿渠建路、沿路建筑，按新体制办旧事，这样就能战略性地配置调整资源和人口，缓解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同时，要放弃规模经济的想法，走以劳动投入代替资本之路。

不要空中画饼

这九条是改变农民处境，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如果能在做到这九条的基础上，把留在农村的人协调起来，以参与式方法进行类似晏阳初乡村建设的“新农村运动”，坚持以人为中心，立足现有条件，发展可持续农业，中国农村才可能有出路。

这看似简单而有效的九条，任何实施哪一条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收益，也必然给执政者带来极高的历史性的声誉（但可能对现有既得利益者并不利）。但这九条都有一个前提，足够开明、强大的政府才可能实施。问题是，李昌平刻骨铭心的体验表明，农村改革已失去动力，中央政策已失去权威，农村改革者缺位，县乡政府及其部门已成为中央农村政策执行和深化农村改革的最大障碍，而农民还没有获得中国公民的权利，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70%的人就像哑巴一样的生活着，这是极其悲哀而无奈的现实！（还有什么能比李昌平的亲身经历更“经典”呢？在中央以至省市领导层层关注之下，这位有良知的乡官仍然被迫出走，其建议、改革无一落实，走后三月内该县又逼死四位农民，再无人过问。这一事实本身也许比多少长篇大论、多少高调口号，更能揭示中国问题的实质。在《我向总理说真话》一书中，他详细叙说这一亲身感受的同时，把中国农村、中国官场这只麻雀，作了无与伦比的解剖。）公务员之家

可以想见，不经过一场从观念到体制的大解放，这九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现体制和现行官员所容纳与接受。正因为如此，原中顾委委员、近20年来对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主要贡献的权威人士杜润生强调：一切的关键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这对中华民族来讲又是一项综合性的大工程。中华民族身处转型期，几乎什么事都盘根错节，这和已经走上现代化轨道的先进国家问题比较单纯有根本性区别。

谁来改革？谁给权利

无论是李昌平，还是温铁军，还是其他对三农问题卓有见地的杜润生、周其仁、党国英、曹锦清、秦晖等等，都提出了极好的分析和对策，都在作着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呼吁。其他许许多多的有良知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学者，和部份饱受摧残后的农民、流动民工，也在做着同样的呼吁和努力。这些呼吁和努力不能说不是没有成效的，而是仅仅只有这些是绝对不够的。其实大家也不是不明白，这样的呼吁和政策建议，会被决策者认真采纳吗？实质的问题是：谁来改革？谁给权利？改革只能寄希望于一种飘渺的希望吗？

一位名叫“西乌拉帕”的朋友，看到了希望的另一面，也许是更可靠的一面：走向民间立场。他严肃地提醒所有富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们，9亿农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过活。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的是力量。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什么良心、正义感、下跪、乞求、流泪…所有这些都不能形成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有效搏弈的力量。要改变命运，9亿农民唯有靠自身的团结、勇气、智慧去努力争取。一切将农民的意愿弃置不顾或将农民排斥在外的解决方案，都不会取得成功。他举了四川谢安乡农民自发团结起来，学法、用法、宣传法，不屈不挠地进行维权努力而获得的成功的例子，强调作为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在研究三农问题时，一定要高度重视和相信农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一定不能忽略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西乌拉帕：《从李昌平的失败看解决农民问题的路径选择》）。该例中自省委书记以下各级官员都还比较开明、明智，也都还有代表民众利益的诚意，但在人治中国的现实中，这一例子有多大的可推广性呢？但无论如何，（政府）让农民团结起来，（民间）把农民团结起来与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展开博奕，是改善农民境遇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而且也是最后必走的途径。政治学有个解释，保守、充满惰性、僵化、倾向于行政集团利益，本身就是公共机构的特性。如果总是把眼光和努力的方向投向政府，而没有民间的推动，没有民间与政府的互动，什么样的改革也不可能实现。政府如果真想为民众利益着想，真有诚意克服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也应该重视民间的作用，支持民间发展，向民间寻求力量和同盟，这样的改革才有希望。

曹锦清强调，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要害是农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即从“善分不善合”的无组织状态，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平等协商的有组织状态转变。为此，需要一大批热心于农民与农村事务的知识分子志愿者，从外部将新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黄河边的中国》）

如果政府自己没有充分的力量改革（这是现实），又不让民间团结力量进行改革，使整个社会没有出路，没有途径，那么，所有的矛盾只能堆积，所有的不满只能忍耐，忍耐总有限度，反弹亦将惊人。

中国人在能做稳奴隶的时候是顺民，在连奴隶也做不成的时候就变成暴民，极端的暴民。这是我们的耻辱，也是我们的现实！现实中国在城市的歌舞升平之中，正在蕴酿着忿恨的火山。这火山一旦爆发，灼热的熔浆将淹没这片脆弱至几欲崩溃的大地。王力雄《黄祸》预言的悲剧和灾难，恐成现实！每一个有良知的或者明智的中国人，都应为避免这一悲剧和争取改善民族的命运而努力。

能否改良社会结构决定一切

可以得出结论，三农的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三农的命运，是和法治的进程、市场经济的完善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杜老所说的，在当前中国一切的关键，都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但在整个民间被控制得铁桶一般的情况下，政府又被利益集团和奇特的文化观念所左右的情况下，直接改变体制希望不大，但是可以逐渐改变其结构性基础，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的结构，这是构建良性社会的必经之途！我们必须接受挑战，直面问题，抛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又不能盲干。

结构是比体制更广义和更根本的东西。结构决定体制，体制制造（或解决）问题。一切历史性的困境，往往由结构造成。这在其他国家、以至目前的人类，也是这样的。不考虑改良结构，而进行盲目的修补或等待，要么是纸上谈兵，空中画饼，要么是好心帮倒忙。真正的问题是找到并按照能改良现有结构的途径去努力。

改良现有结构，这应成为我们一切努力的中心目标。改良结构离不开健康的力量，我们可能依据的只有自己的勇气、道德、理性、智慧和意志。我目前想到的改良结构可以做的有以下几条：1、从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人开始，使之都具有明确的公民权利和责任意识（详见我的《你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吗》）；2、开展非盈利项目甚至一切项目时，都要以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合作精神和相关能力为首要目标；3、积极参与各种力所能及的局部性改革和尝试，探索改良各领域的发展模式。一切探索都应使之可推广和积累力量，并力行推广。那种认为无力改变整体从而（或者就干脆）认为只有专注某一局部领域才是有价值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顺便提一下，现在国际国内致力于农村局部性改良的尝试很多，有介入到卫生领域的，有农村教育的、有保障妇女权益的，有生态治理的，有村民自治的，但无论哪一种，都会碰到现体制的障碍，所为极其有限。纵有幸找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地方做实验，也仅仅是实验而已，再有价值的结果，在没有对现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之前，根本就不可能推广。不能推广不是没有价值，至少对那个地方有相当的价值，但我们面对的是全部的农村，局部无济于事。我们确实只能从局部性努力入手，重要的是自己不要被事项本身遮蔽了整体性的问题和中心目标。否则浪费了资源还自以为是。我们不注重行为的有效性是不行的，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我们想面对什么？4、更关键的是要在上述基础上有意识的形成协调性的力量。

如何健康并团结起来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挑战

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命运（必然影响全人类的命运），就系在我们正在进行的竞争：一场与灾难爆发速度的竞争，唯一的希望就是能通过政府与民间的配合，把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隐患一一化去，至少在灾难爆发前积累起必要的对治力量。

相比起困难，我们的力量是很弱的，甚至就根本没有力量；相比起问题，我们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但我们的弱小，表面是由于外界客观的因素所致，但实际完全不是这样。面对外在的困难，我们更需要审视的，是自己内心的不足。真正的力量在哪儿？在我们的勇气、道德、理性、智慧和意志。我们是没有什么，但如果我们拥有这些，我们就可以拥有一切。可惜我们并没有充分发展这些内在财富的力量。在困难、障碍和危险面前，我们变得极其自私、短视、畏缩，一昧想回避责任，逃离家园，甚至想混水摸鱼。但我们如果只想逃离，回避困难，同样的处境就会一再重演，甚至变得更糟。

我们谋求的实质，只能是以道德上的超越来推动社会合理制度的进程，这离开了团结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怎样使民族团结和健康起来。现在有关政策是在限制社团组织的发展，但团结是不一定需要组织的，组织却是团结的结果。中国最需要团结，可是和“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的精神相比，中国人的团结精神却是最差的。中国人表面上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很高调，但骨子里却是不折不扣的小家庭主义、病态狭隘的个人主义（丁学良）。这和具有独立人格、具有现代公民权利责任意识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完全格格不入。中华民族不是完全缺乏伟大的精神，但一些伟大的精神在我们身上已经消失了，负面的东西却很多。现在主导社会潮流的是忽视人文关怀、社会关怀的物质功利主义价值观，整个社会有一种精英流氓化、群众痞子化的风气。同时，纵使在已经非常珍稀的健康人士中间，仍是善分不善合，个人利害胜于一切。中山先生百年前就概叹中国一盘散沙，直至今天，我们仍不得不痛心的承认，中华民族仍是一个缺乏远见，缺乏大智慧，从政府到民间都长于内耗而短于合作的民族。你能怪那病态的日本看不起中国吗？你能怪国际上人们都对中国人抱有蔑视的心理吗？中国文化源头的易经明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众志成城，无坚不摧。如何才能团结起来（而又不走向专制），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挑战！

何处寻健康力量，引领民族超越

社会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我们必须走进社会，担当一切！我们一切的努力，都要使这个充满了分裂因素的社会重新团结起来！何光沪先生指出，公民社会的生成需要超越精神在我们民族身上的复兴。我们只有首先使自己变得伟大，才能战胜重重困难，实现伟大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超越自己，整个中华民族需要超越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于服务社会，生命实质就是一种超越的过程，不断地内向超越自己，外向超越障碍，这不是生命最大的意义吗？但时代已经被一种生活主义所主导了，生命精神对人们已经很隔膜了。我们应该把困难视作服务社会的机会，是对自身潜力和丰富想象力的挑战！只有战胜自我的障碍和外在的困难，我们才能真正和更好地服务社会。

惟有具有超越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公民，形成一种健康的力量，才能引领民族走向超越之路。要想成为健康力量，我认为应具备四个基本素质：1、要有良知，这是一切之本。真正的良知，必须体现在对社会正义的坚持和维护，对文明精神的不懈追求，对社会公义的责任意识，对弱者的慈济精神，对生命意义价值的重视，对道德底线的自觉固守等方面。2、要有理性和基本知识。理性离不开宽容、平和的心态和必要的知识。如果自身是一团浆糊头脑，连现代市场经济的常识、现代文明的常识、现代公民的常识都分清，象某些还抱着马列革命理论、崇拜的极端派一样，那会给民族带来什么样的福音呢？（记得有人曾说，中国二十世纪的灾难，基本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浆糊头脑带来的。二十世纪，只能那么走过来了，往后呢？）3、要有实干精神，否则光有良知和理性，只是座而论道，也不行。中华民族知行合一的传统、经世济民的传统，理应发扬光大。4、还应能合作、联合。这对擅长内耗的国人具有特别的意义。前两条是健康的基本保证，后两条是健康力量自觉意识的体现，形成力量的起码前提。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健康力量，并通过各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我们这个已经恶性化的社会里，有根本性的意义，一切取决于此。

我们是不能以缺乏空间为托辞的，所谓空间正是需要健康力量奋斗争取的。我相信，任何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空间；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找出最优选择。社会现实在呼唤着民族一代的超越性努力。如果我们能从经济发展与社会改良层面、思想探索与文化传播层面、政府改革和政治提升层面进行有机的努力，中华民族的可以信靠的希望就一定会产生，“历史三峡”或将以较少波折而平稳出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