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促进城市适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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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中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必要性；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存在的问题；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缺乏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城市和农村有着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缺乏有效沟通的“桥梁”——社会组织机构、组织是一个群体维护自身权益的基本保证、缺乏有效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网络的构建在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政府社会政策的支持、社会组织“桥梁”的搭建、农民工个人素质的提升等，具体请详见。

作为在我国经济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庞大群体,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观察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重要指标。本文以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为视角,探讨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中存在的问题,并提供对策建议。

一、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中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必要性

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报告还显示,全国农民工中16至30岁的占61%,31至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据此可知,青年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大多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青年农民工文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趋向拥有技能,务农经历越来越少,对乡土的依恋越来越少。与老一代农民工外出主要是受生计驱使不同,他们外出不再仅仅或者不再主要是基于生计上的考虑,而是带有更多的追求外面“精彩世界”和“换个方式生活”的价值色彩,在整体上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明显增强。对新一代农民工而言,城市越来越多地具有向往之地和未来故乡的色彩。他们中很多人开始厌倦了在外漂泊不定的流动生涯,希望在城里定居下来。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该包括三个层面:(1)经济层面。青年农民工初来城市,首先得有一份工作(长期或短期),取得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作收入,拥有自己的住所(独立的或集体的,或者寄宿在亲戚朋友家)。(2)社会层面。进入城市之后,他们便与当地居民产生直接互动,在工作、日常生活、交往等与城市社会各种组织或个体产生联系,学习和适应城市生活习惯、各种法规制度以及日常交往规则等。(3)心理或文化层面。通过上述两个层面的融入,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角色开始转变,他们开始认同城市居民的价值观、生活习惯等,从而产生作为一个市民应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出现。国内学者将此群体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青年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2)青年农民工群体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就业的非稳定性;(3)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工作环境和条件差,工作强度大,工资低”(4)文化程度低,收入水平低;(5)缺乏话语权与权益维护机制。这些特征说明该群体的弱势特征和社会支持的必要性。青年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是其最大障碍,还有各种社会歧视以及青年农民工自身限制等。作为弱势群体,青年农民工对于社会支持的需求尤显迫切,社会支持系统应对他们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帮助。

二、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社会关系网络支持

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中,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分为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指行政事业部门提供的支持,而这正是青年农民工比较缺乏的。

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市和农村有着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于长期处于差序格局的传统社会网络构架中,农民工在社会交往和社会流动方面都有一定的狭隘性。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以血缘、地缘、亲缘为主要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更注重人情、面子和缘分,具有明显的狭隘性。进入城市的青年农民工远离了乡土的熟人社会,以血缘、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长期的、稳定的社会网络(虽然这种社会网络关系可以帮助青年农民工初期比较顺利的就业,在城市中稳定下来,但却不利于青年农民工扩大交往范围,很难促进青年农民工进一步地融入城市)逐渐被瞬间的、不稳定的工作关系所取代。从社会关系网络规模来看,青年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比一般城市居民的关系网络要狭小得多,青年农民工在社会现实中就易处于底层和弱势地位,成为城市的弱势群体。

由于缺乏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青年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缺乏话语权和知情权,很难恰当、完全地接受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保护。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限制,把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使得农民在就业选择权利、居住权利、子女受教育权利方面都受着种种限制,进而妨碍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而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对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上,排斥和抑制的政策多,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少。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有形无形的障碍常常使农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二)缺乏有效沟通的“桥梁”——社会组织机构

在社会网络理论中,个人作为一个网络中的个体,要想有广泛的交流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桥梁”或者说“节点”,信息通过节点的汇聚和有效传达,才能更快、更好地传递到所有网络中的个体。然而农民长期拥有的是传统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无法有效地向更高层表达意见,缺乏有效表达意见的“桥梁”——社会组织机构。

组织是一个群体维护自身权益的基本保证,对于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中的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而言,其意义显得尤为重要。组织运用组织型资本可以扩大信任资本在农民工之间的运用,从而扩大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使农民工拥有更多渠道地了解信息和接受信息。通过组织这一外部群体促进农民工更进一步信任城市社会,更进一步理解和接受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不断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更好地适应城市。同时组织的普遍化可以为农民工提供一个在城市提高自身素质的平台,组织各种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能力。例如城市企业中普遍设立的工会组织和一些规范的维权机构,这些都是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在农民工维护合法权利、提高社会地位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组织,农民工在城市中便不再是孤立无援的被排斥的社会弱势群体,而可以通过组织更好地融入城市。

然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是: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逐渐脱离了农村的行政体制,不属于原先的农村政治区域,但是由于现实的原因,他们也无法被城市的行政体制接纳,徘徊在一个令人尴尬的真空地带。

(三)缺乏有效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

农民工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所拥有的个人社会网络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初级关系,比如亲戚、朋友。进入城市以后,农民工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初级群体,即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包括亲戚、老乡、朋友、同学等同质性群体。这个关系群体构成了农民工进城求职过程中的依赖群体。在这种群体内部,强关系成了联系相似者的纽带,它的维系主要是靠群体内部的互动和互相之间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长期处于城市非主流领域,农民工难以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同和接纳,因此,他们的个人社会网络群体很难扩大。

三、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社会网络的构建在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促进青年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城市,必须通过政府、组织和个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更为确切地说,政府应该起到一个引导者的作用,在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而社会组织则应该填补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真空地段,发挥其灵活的调剂作用和辅助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青年农民工个人应该不断地转换观念,提升整体的文化水平及素质,为完全适应城市做好准备。应当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用人单位为基础,以社区为纽带建立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系统。

(一)政府社会政策的支持

作为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面对当前阻碍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现实处境,应该尽快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从各个方面为农民工城市适应做好制度上的准备。

当前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向城市转移这一合理的社会流动,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也阻碍了城乡之间的全面交流,不利于社会公平。而户籍制度以及黏附于该制度的各种政策、法律、规则等又强化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身份等级色彩,更加大了农民拥有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因此,只有改革当前的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区别,才可能为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建立起良好的外部环境。

政府应该在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将农民进城务工视为正常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务实地推进促进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使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同时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从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上促进城市和农村的进一步融合,更新农民的观念,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只有政府积极为农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更公正的公共型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拥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从而保证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受到来自制度层面的影响。

政府通过公共产品供给生产社会资本的主要措施应包括:(1)提高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有序性;(2)建立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制度,通过政府外在层面对农民工个人技能的提高提供社会资本支持;(3)建立覆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养老保险,公共医疗保障加大倾斜力度等;(4)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提供有保障的制度环境,消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可以为将来农民工后代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5)制定相应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此外,政府在农民工城市适应这一过程中还应做到:

第一,积极营造公平、客观的社会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根据城市发展规模的实际情况,设定切实可行的吸纳农民工入城的发展战略,同时应该考虑到农民工进城务工后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包括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权利,就业权利等,为农民工城市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政府应该积极为农民工城市化提供畅通的信息渠道和信息平台,使农民工可以摆脱初级社会网络的影响,在获取信息的渠道上多元化,从而更加信任政府和城市社会,扩大农民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资本。

(二)社会组织“桥梁”的搭建

作为社会的润滑剂,社会组织应该不断地更新组织模式和发展规模,把重点放在重视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上面,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在促进农民工城市适应这一过程中起到为城乡之间搭桥、联系城市和农村社会网络的作用。实现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由内聚式团体网络向开放式团体网络的转变。通过组织的桥梁作用,加强农民工个人和政府的沟通和协调,从而实现扩大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增强其异质性,为农民工个人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加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

具体而言,社会组织应该做到的是:

第一,积极构建社区农民工服务中心,发动社区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力量,借助社会各界力量为农民工建立良好的表达意见的渠道,同时可以全方面关心农民工生活和心理状态,为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城市化问题提供大量的解决案例。

第二,积极建立中小型企业的工会组织机构,为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持。

第三,大力发展公益法律机构以及心理咨询机构,利用强大的民间力量,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这些社会组织和民间志愿机构可以把农民工从狭小的初级社会网络中逐渐引领出来,逐渐培养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社会融入程度。但是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切忌用官方声音取代民间意愿。民间志愿组织要突出其自愿性,政府在志愿组织中可起协调作用,但不能让政府意愿转移至民间组织,使其失去独立性,从而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三)农民工个人素质的提升

农民工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融入现有的城市社区,以弥补离开原有农村社区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损失。农民工的居住方式主要是租住私房或者单位集体宿舍,而且租住的私房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这些社区居住着来自各地的各种身份的人员,既有本地的农民,也有从各地聚集而来的农民工。由于不同身份和经历的人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尽相同,特别是外来的农民工,背井离乡的生活使他们很难找到归属感。虽然通过血缘、地缘和亲缘关系能够在所在城市结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是,离开原有的农村社区对于农民工而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资本的损失和关系网络的淡化。真正融入城市社区才能够建立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络,为进一步顺利完成市民化过程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参与群体,农民工在远离农村社区,进入城市后,首先要在思想、行为等方面不断改变自己已形成的观念,从老乡、亲戚等原有的交往群体中走出来,逐渐学会同不同社会层次的群体打交道。这主要包括扩大人际关系网络,建立普遍信任的社会网络关系,从而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其次,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应该不断加强学习,在努力工作的同时,积极利用业余时间关注所在城市的社区建设和城市建设,同时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和城市建设中去。只有这样,在自身素养获得提高的同时,也才能真正体会到成为城市主人翁的感觉。对一个城市有了归属感,才可能更加努力地在城市工作,获得城市的认可。此外,农民工还应该学会利用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平台,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学习法律法规,不断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

再次,农民工要不断提高个人职业素养和个人职业技能,为更好地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发展做好准备,并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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