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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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农村基层政权，按照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是指由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与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两者有机构成的统一体（注：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故在各级政权组织体系中，它位居政治领导地位，从而也就构成了政权体系内必不可少的要素。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亦如此。

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然而客观实际表明，现阶段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还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笔者依据对湖北省一些农村区域的社会调查，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

（一）权力结构失衡

所谓权力结构失衡，此处主要“是指农村在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内，由于党政关系、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三者之间关系未理顺而导致政权运作不畅的一种无序状态”（注：刘然、舒德焱、胡良琼：《中国农村政治》，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15页。）。以党政关系而言，则突出地表现为某些乡镇党组织违反国家宪政体制，过分地干预乡镇人大与政府的事务，使政权的运行机制失调和功能萎缩；以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而言，乡镇人大权力“软化”而乡镇政府权力过分“硬化”的现象很普遍。由于上述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内的部分行为主体超出宪政体制和法律上的规定，使得各行为主体不能各司其职，造成政权非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运作，并导致权力结构失衡的不合理的现象产生。

（二）政权功能的削弱和柔弱

农村基层政权功能的削弱表现在权力机关的职能不能落实；而其功能的柔弱则表现在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和政治职能失调。就前者而言，其显著特点是：①乡镇人大的立法活动明显地滞后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尤其是滞后于农村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②乡镇人大不能有效地履行其领导权和监督权，法定的最高权威往往名不副实；③乡镇人大会议既不经常也不正常。人大会议或常年不开，开了也往往被党委会议或政府会议取代或“挪用”。

再以后者而言，首先应该指出，“权力机关权力的‘软化’并不能导致政府机关功能的‘硬化’”（注：刘然、舒德焱、胡良琼：《中国农村政治》，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15页。）。这是因为：①在很多的乡镇，政府还没有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来改革机构、转变职能；②也有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不配套，不深入，因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③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政治职能失调。这主要是指某些乡镇领导在思想观念上跳不出“左”或者右的圈子，在实际工作中还不能正确处理好发展生产力与行使政治统治职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某些乡镇还没有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却片面强调“社会稳定”，还在抓“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工作；与此相反，也有些乡镇则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为借口，对“脏、乱、差”的社会风气熟视无睹，对车匪路霸麻木不仁，对危害农民、集体、国家利益的犯罪分子打击不力。

（三）政权建设缺乏法制化

我国除50年代初颁布过管理乡镇人民代表会议和乡镇人民政府的两个组织通则外，一直没有颁布过明确规定乡镇政权的性质、职权、工作程序的有关法律、法规或行政条例。而现行的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虽有关于乡镇政权运作的法律条文，但大都较原则或抽象，可操作性差。改革开放近20年来，国家和一些地方政权虽相继颁布过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法令、法规或行政条例，但在农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很严重。

由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缺乏法制化、产生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

一是乡镇建制缺乏规范化和制度化，从而使得“乡镇建设极不稳定，且对其调整随意性强，时而撤乡变镇或撤镇还乡，时而又取消乡镇建制搞‘政社合一’，这实质是缺乏用法制和制度来规范乡镇建制建设的典型表现”（注：刘然：《关于行政区划的几个问题》，《社会主义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专集），1995年版，第321页。）。这不仅难以使得乡镇政权形成较稳定状态，而且也难以确保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连续性，更谈不上去做好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工作。

二是极易诱发民族不团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十年来，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还没有相关的、具体的法律制度对民族自治区域内的乡镇政权内的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法律上准确而全面的界定，加之政权体系内某些领导者的“大汉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观念或行为严重，从而“给政权的建设带来阻力，诱发民族的不团结，甚至给国家的稳定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注：周星：《民族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三是导致政治腐败。世界各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告诉我们，政治权力不受到制度的规范和法制的制约，必将导致政治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政治腐败在农村区域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严重。某些乡镇领导推行政务时不是依据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往往搞“人治”，凭“经验”办事。如有的乡镇领导在行政决策时，不顾农民群众的实际情况和根本利益，片面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从而给农民群众、集体和国家造成数十万上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损失；也有的乡镇干部为显示其“优异政绩”或向上级表明“有才干”，肆无忌惮地向农民强行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据笔者调查，有的地方的提留公然超过国务院明确规定的“‘不得超过农民上年纯收入5%’的规定，竟达到15%、25%甚至50%以上”（注：刘然：《农村耕地抛荒的原因问题与对策》，载洪威雷：《公务调研》，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

第二，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榨取农民的血汗。比如由于国家对扶贫款、社会救济款的发放使用还缺乏法律政策的硬性规定，这给一些人非法挪用或鲸吞提供了便利条件；又由于国家对乡镇、村组集体企业资金的使用缺少法律上的规定和限制，也会给某些乡镇的主要领导及其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非法占有其资金提供可乘之机。有材料表明，一些集体企业每年要向这些权贵提供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几百万的巨额资金用于盖小洋楼，或用于游山玩水，或豪赌狂嫖，或吃喝玩乐（注：参见项继权：《影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障碍性因素分析》，《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2期。）。

第三，乡镇机构臃肿，超编现象严重。超编率几乎达到100%。超编的费用一旦无法解决，就会转嫁到农民头上。由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干部平常工作起来无精打采，但到农村去“开车子、撮谷子、牵猪子、拆房子”就成为“拼命三郎”的真实原因了。

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对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一加以分析和研究。但仅就上述问题也足以引起人们注意了，我们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其进行“诊断”和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调治”。

二

从我国国情出发并结合现阶段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所面临的客观实际，笔者认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根本前提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基本保障。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在地方是通过各级党委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乡镇表现为乡镇党委对乡镇政权机关的领导。但这个领导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而不是以党组织来取代国家政权组织，正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所指出，乡镇党委的职责是：抓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抓好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对共青团、农会、妇联和民兵组织的领导；抓好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稳定和好转；抓好干部的选择、考核和监督工作。

这就要求乡镇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严格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而不是包办人大和政府的具体工作。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也才能为改变基层政权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创造根本前提。

（二）坚持和完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核心内容

要坚持和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笔者认为应着重解决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树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恩格斯指出：“把权威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丝毫看不到树立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极其荒谬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我们不能把权威等同于专制和独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需要民主的、法制的权威。在农村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少人认为乡镇人大有无权威无关紧要，而乡镇党委或行政部门才是权力的中心。这种观点既违背我国的宪政体制和法理，在实际工作中也会带来不良后果。树立乡镇人大的权威，要求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法律和政策水平高，更重要的是要敢于行使法定的权力；要求行政部门自觉地接受人大的领导和监督并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二是要坚持和完善选举制度。我国的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存在方式。因此，不坚持和完善选举制度，也就谈不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要求任何领导、任何组织、任何部门，都必须按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制度办事，不搞“人治”，不搞“钦定”，不搞“委派”，以便把那些大公无私、作风正派、密切联系群众且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由选民根据选举程序和规则将其选为人民代表；要花功夫做好选区划分的工作，特别要注意乡镇人大代表的合理性问题。据笔者调查，有些较大的乡镇，特别是居住分散的乡，要好几个自然村或好几个行政村才能分配到一个代表名额，因而使代表的广泛性难以保证。还有些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列席人员等于甚至超过正式代表。如浙江嘉兴某乡召开人大代表大会会议时，其直属机关的列席代表与正式代表相等，均为51名（注：参见王崇明、袁瑞方：《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应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三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人民代表履行其职责、权力机关履行其功能，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日常工作和代表大会来完成和实施的。因此，完善乡镇人大会议的会议制度，是保证代表更好地依法行使职权、树立乡镇人大权威的重要步骤和得力措施。政府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支持和帮助；会议要把质量和效率统一起来，要把会议开成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切忌借此拉山头搞派系。

（三）进一步发挥基层政权的职能，是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必要条件

乡镇政权所担负的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和政治职能，是国家职能的具体表现。政权职能的变形走样或功能发挥不到位，就会影响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使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受损。因此任何一级国家政权组织，都要根据国家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职能和政治职能的关系。以乡镇政权而言，既要领导农民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和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又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破坏社会稳定、破坏农村正常的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以及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和集团，予以坚决打击。唯有如此，才能巩固和加强农村基层政权。

（四）切实加强对“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观念的教育，是维系农村基层政权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举措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乡镇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刻刻把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这要求在行政决策中要遵循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原则，决不能不顾群众的实际承受力来片面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指标”；在实际工作中要求“人民公仆”决不能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衙门作风，更不能以种种借口向农民增加不合理负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质朴的真理，应当为“人民公仆”所牢牢记取！

（五）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的根本保障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和保障。我们只有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乡镇政权中的不少领导人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相当严重，如选干上的任人唯亲，组织上的拉帮结派，生活上的腐化堕落都与封建思想联系密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有些乡镇干部受到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和刺激，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政治生活，不讲组织纪律，不讲党性原则，只讲实惠和物质利益，成了“金钱至上”观念的奴隶，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殉葬品。

上述表明，在我国广大农村的基层政权内，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反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影响，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历史的经验和现实证明，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切实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按社会主义法制办事，才能使基层政权内的政治生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也才能使基层政权健康地运行和稳步地向前发展。

（六）坚决贯彻执行我国的民族政策，是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的基本要求

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和国家兴亡息息相关。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众多，我国更是如此。“而民族差异和历史现实诸方面的原因往往会使得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有的甚至相当尖锐和复杂。处理不好，国家政权就要动摇甚至会改变颜色”（注：周星：《民族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因此在我国，在一些自治的乡镇人民政权，务必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少数民族地区的乡镇政权必须在贯彻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前提之下，从各民族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历史传统，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在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消除业已存在的隔阂和矛盾。对于已出现的民族纠纷，只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能运用政权的强制力来解决，而要加以疏导和全面协调，以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和睦，使乡镇政权得到加强和巩固，为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