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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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改革30周年之际，本文基于新福利经济学检验改革效率的标准，对其间发生的三大改革进行了反思，就未来农村改革的主线——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提出了相关的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改革帕累托标准城乡统筹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新福利经济学理论，反思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微观经济主体培育、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三件大事，从而提出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政策建议。

一、新福利经济学检验改革效率的标准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改革往往都会在使大多数人受益的同时，使另一部分人受损，因而不是帕累托改革。为使这种改革得以进行，美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提出了所谓的“假想补偿原理”：如果受益者的所得在补偿受损者的所失后，还有剩余，那么就可以认定社会福利得到增长，经济改革便是正当的。希克斯进一步指出：这种补偿并不需要受益者支付。因为每一次经济变革只会引起实际收入分配微小的变化。微小的损失无需及时补偿，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以后，补偿可以自然而然地进行。因此，在长时间的一系列改革中，人们的受益与受害往往会相互抵消，所以补偿不必每次都进行。

对于受损者利益怎样补偿呢？西托夫斯基提出“双重标准”，即一方面要对利益受损者给予足够的补偿，诱使其接受改革；另一方面，还要通过逆检验，即利益受损者“贿赂”受益者的支出远大于改革带给他的损失。（李特尔还增加了“实际收入的分配，要比现在好，至少不比现在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改革的很多局限，正是在对“改革对象”的补偿，以及由谁来补偿上，出了问题。

二、我国农村三大改革的效率反思

30年来的中国农村改革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由家庭承包经营开始的农民土地权益改革；二是农业（产业）的市场化改革；三是由农村税费改革开始的城乡统筹改革。

（一）农民土地权益改革并未找到克服农户小规模经营不利影响的农村经营体制

从1979年就开始的家庭承包经营改革，到1983年在全国定局。这项改革不影响农村各级干部的利益（留足集体的），对国家无坏处（缴足国家的），是当时所有农民的心愿。这项改革的相关利益各方利益无损，对8亿农民有大利，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革，自然推进迅速，“分”得彻底。但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推进，分散经营的小规模性，风险性与商品化低效率，促使我国农业家庭分散经营走向规模化现代化农业之路。因而各地广泛推行“农户+企业”“基地+龙头企业”的农业产业化改革。由于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特点，决定了各国现代化农业都是需要政府补贴的弱质产业。农业企业靠损农、损环境来降低成本现象普遍发生，政府的有限补偿，不足以吸引资本与企事业进入“三农”，虽历经25年，我们仍未找到克服农户小规模经营不利影响的农村经营体制。“统”的体制的探索与创新是未来农村改革的首要任务。

（二）农业（产业）的市场化改革不仅未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以多种“优惠”催肥利益集团，社会为此付出很高成本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其内容可分为两块。一块是放开农产品的价格和经营，从水产和水果开始，到2004年粮食价格放开而大体完成。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正确，效果也明显。但是价格放开后，农民作为生产者并无话语权，获利不多；而原有的“公有”的农产品经营者的利益则得到了太多的“补偿”，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损失，仍然由农户承担。这是导致自1985年以后，农业多年徘徊的一个原因。此外价格放开又未与国际接轨，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性未进入价格体系，既使国家对粮油“暗补”仍存在，更使我国农产品进不了国内外高端消费市场。

第二块改革在农业要素市场进行，问题显然更多。由于这一块改革是在我国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进行，随之产生了力量强大的各种利益集团。城市扩张：一需要土地，二需要资本，三需要廉价劳动力。城市对农村的“掠夺”也在这三个“需要”上进行。

一是土地。据专家保守估计①：从1952～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土地收益51535亿元；其中2002年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858亿元，相当于放弃了26万亿的土地财产权（当时银行利率按3%计算），按20万元一套商品房，可购1亿多套，可供目前农民进城务工者每户一套。这一被“掠夺”财产权，大大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各项社会保险收入，还给社会形成4000万“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

二是资本。在银行商业改革中，农村金融网点急剧萎缩，即使县支行也只存不贷，再加上邮政储蓄等各种渠道使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专家估计：2006年通过农村“存贷差”流入城市资金居然高达1.28万亿元②。为农服务，又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农民合作金融机构，却几乎未得到政策利好。

三是廉价劳力。一亿多农村青壮年，即当前农村的优质劳力资源在城乡之间流动。这支队伍工资低廉，甚至还要被大量克扣为城市商人的利润。而“农民工”40岁以后，大多数回到农村，社保、养老仍然由农村负担。

这三者尽管有着时代的大背景，但毕竟是无组织无话语权的农民与城市有组织的强势利益集团之间不对等交易。由于地方政府把“土地资源变为土地资本”的利益冲动，不仅未能弥补市场失灵，还以多种多样的“优惠”催肥利益集团。鱼肉农民的不法恶行时有所闻，农民感觉“不公”，社会为此致付出的成本其实很高。

（三）由农村税费改革开始的城乡统筹改革中央财政投入仍然不足

从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开始的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略，首先是取消农村四税，为农民减负1335亿元。由于四税征收成本很高，这是农民很满意，政府所“失”不多并可由农业长期发展收益来补偿的卡尔多——希克斯改革。再是对农民直接补助，即种粮直补，粮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及其它“三农”支出，仅2007年即达到3917亿元，一免一直补地刺激，2004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农民每年增收超过300元。这类改革从经济学看是用（政府）自己的钱给别人（农民）办事，注定投入不足。这就是2004～2007年，中央“三农”支出增幅尽管每年均为两位数，但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由8.8%下降到8.4%的原因③。

三、关于城乡统筹的两项政策建议

(一)实行“4有3放弃”，农民工转化为市民

2005年我国城镇化率是43%，其中包括了至少1.2亿“农民工”。让农民工及其家庭市民化，应该是城乡统筹的当前重点。

农民工变市民需要有4个条件：一是在城市有工作岗位；二是有住宅、家属进城；三是能享受市民身份的社会公共服务，即有社保、医保、子女教育权等；四是有逐步提高（或拥有）职业技能与文化素质的培训。目前，仅靠农民工的工资，根本无法实现这4有。但是农民工在农村有宅基地、承包地的事实物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这三权估计值400万亿财产。农民工及其家庭，以放弃这3权来交换政府担保的4有，是足够了。这一政策思路需细化与实践。可以趁当前18个省市（均为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地震灾区重点县的机会，让占受灾县人口近40%的农民工家庭迁往支援省市。中央可以奖励接收省市。如果顺利，这项政策不难推向全国。“4有3放弃改革”也可在大城市的郊县率先试验。

(二)重构与扶持“七位一体”的农村社区合作共同体，促进农村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

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当前重点应该是探索“统”，重构综合性农民共同体十分需要。

“七位一体”的农村社区合作共同体可能是一种样式。这一构思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供销社、信用社不是按“条条”整合进市场，而是依社区整合资源，政府利用金融杠杆，引导其成为农业的产供销共同体。这一共同体，还应把农技推广机构与资源，涉农物流资源，社区教育资源，卫生资源也以多种形式进行整合，形成“七合一”的综合性农村社区合作共同体。笔者去年在郫县协助政府已建立了几个农村社区教育共同体，把14个政府局、9个镇，10所大学，3个企业，近60个社团协会的儿童教育资源成功整合，迄今深受各成员欢迎，效果极好。

扶植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的政策需跟上。例如帮助它们在城市、市场、超市设立农产品加工、销售场地设施，租金直补，资金贴息并担保。甚至可以把农资公司、化肥厂、农药厂、农业科研院所等与各类农村社区合作共同体，结合为新的利益共同体。

[参考文献]

[1]鲍莫尔.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崔克亮.建立权利平衡、结构稳定的农村社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谈农民组织与农村社会稳定[N].中国经济时报,2005-06-27.

[3]崔克亮.农村改革的根本出路:破除“二元结构与制度”——访“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解安[N].中国经济时报,2008-06-06.

[4]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Z].1978.12.

[5].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2007-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