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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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在户口、政策、福利待遇等各个方面，城市和农村完全不同。这种二元结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有某种合理成分和积极意义，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人为的二元结构的弊端日益显现。如何消除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成为了政府和学术界非常关心的政策和理论问题。

关键词：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农民工权益；制度创新

从历史上来看，劳动力转移在国家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战略性的角色。一般来说，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劳动力转移。从农村的角度来看，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脱离农业，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因此而减轻，这使得农业有可能实现规模经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对于城市而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往是廉价的）不仅保证了工商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通过较低的用工成本，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保证并支持了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这种发展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在我国也是适用的，在了解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历史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经典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说明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经济意义，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历史

新中国成立时，国民经济贫穷落后，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1元。结合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从当时的发展阶段和知识水平看，实现国家工业化，几乎是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同义语。按照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工业化过程应该有序的走过“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阶段。由于较高的重工业比重标志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强的经济实力，结合当时新中国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新中国选择了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超越发展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配合这种发展战略，需要建立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由于当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使得中国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不能利用市场机制去获得，这时城乡分割体制应运而生，成为获取工业发展所需资本积累的制度保障。其中以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最为典型，影响也最为深远。1958年1月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经主席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使城镇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把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扩大，致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终于形成了城乡分割二元经济结构。

二、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和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经济意义

（一）刘易斯模型

较为系统而完整的二元经济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来的。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体系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在该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被划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式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前者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后者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这二者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它们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源于城乡不同的资源特征而自然形成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政策思想，就是提出了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表现是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极低，这部分劳动力形式上在劳动，实际上处于隐蔽失业状态。这个概念的提出也就等于指出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问题是剩余劳动力的转换问题。只要农业部门中存在隐蔽失业，只要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收入保持差距，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就会对工业部门形成源源不断的无限供给。刘易斯的理论表明，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构成了二元经济的内在特征，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取得资本的积累，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使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最后经济由二元变成一元。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费景汉和拉尼斯于1964年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模型。他们发现，刘易斯模型中忽视了农业对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成长所起的作用，并进一步指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本身要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有如下的假设：（1）封闭经济；（2）传统部门的工资水平固定，且劳动的边际产出很低甚至为零；（3）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具有完全弹性；（4）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很小或接近于零。

在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穷大。在（a）图中，ss曲线水平部分。在刘易斯模型中，包含了技术中性的假设，即资本劳动的比率不变，由此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而向右逐步平移（没有资本排挤劳动力的现象）。而在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应该采取劳动密集型技术，从而边际产品曲线在横轴上比在纵轴上移动得要快一些。在图（a）中，纵轴表示实际工资和边际产品，经济中实行固定不变的工资制度。在图（b）中，纵轴表示总产品，因此生产函数切线的斜率代表边际产品。由于生产函数切线的斜率在AD段上是平直的，表明边际产品为零。在图（c）中，OW表示固定工资，WVE表示平均产品。很显然，边际产品曲线MPP上的OC段也代表了边际产品为零。由于利润用于再投资，于是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劳动需求曲线dF向右移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OC＝AD。在P点，边际产品开始上升，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小于工资水平，经济中存在隐蔽性的失业。在此阶段，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此时，可能发生粮食的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因此，在图（a）中，超过P点，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上升，劳动力供给曲线无限弹性的状况结束。这一阶段劳动力转移得越快，粮食价格越高，贸易条件越发对工业部门不利，工业劳动力供给曲线也就越发陡峭。

在图（c）中的E点和图（b）中的R点，边际产品＝工资，经济商品化了。此后，经济进入第三阶段。此时，由于农业生产也资本化了，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来进行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将会加速上升。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经济达到商品化那一点之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工业部门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工业利润减少，从而抑制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结果经济无法进入第三阶段。所以，他们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相比，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势趋于停滞是很重要的。

（三）乔根森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1961年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即乔根森模型。乔根森模型与建立在剩余劳动力基础上的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完全不同，他把对二元经济的研究从剩余劳动转向农业剩余。乔根森将经济系统区分为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劳动在两部门之间的分工决定于农业剩余：如果农业部门没有剩余，全体劳动人口就必须在农业部门就业；如果出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增长率等于农业剩余在农业总产出中的增长率。由于农业剩余的出现，现代部门的发展成为了可能，即农业产出达到了人口最快增长时所需要的农产品数量，农业部门就会出现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是需要转移的，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取决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越快，其储蓄率就越高，劳动力增长越快，经济也就增长越快，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三、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了解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在消除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国家工农业均衡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但如何保证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则成为了当前政府和学术理论界非常关注也相当棘手的一个政策和理论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1）需要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十分庞大。2004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别为5．43亿和7．57亿人，可能需要转移2．5亿农村人口，1．3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年均约转移1500万农村人口，其中转移80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2）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存在政府管理的缺位和法律制度的缺失。大家都知道农民工是弱势群体，这种弱势体现在经济利益、法律权益、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3）外出务工人员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培训机制不健全。目前农村外出就业农民工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高达80％以上，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占70％左右。

针对以上具体问题结合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政府财政政策适度向农村倾斜，注重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富裕农民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他的论文《不发达国家中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的模型》和著作《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中劳动力流动的问题，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基本动因。并以此为基础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与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强化重农理念，把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是托达罗模型的一个重要特色。发展农村经济（包括中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剩余，而且赋予了农民缓解城市就业的压力。同时根据乔根森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农业剩余的增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久有序转移的保证，进而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二）实行制度创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

首先是户籍制度。从长远看，要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消除附着在户口上的城乡居民的权利不平等制度，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和择业自由。近期，要降低城市户籍门槛，分层次放宽入户条件。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户口应全部开放。在大中城市，对拥有合法住所（包括合法租借房屋）、稳定职业和生活来源的，允许进城定居，登记户口，并依法享有并承担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特大城市，可施行居住证制度。

其次是土地制度。土地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关系密切。目前，要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并根据中西部地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实际，适当放宽土地的宏观控制，以适应产业的梯度转移，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再次是社会保障制度。从长远来看，城乡劳动者应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近期，应根据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流动人口的不同情况，建立多层次、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网络。（1）降低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的门槛。交费基数、交费年限要与他们的实际工资相适应，并与所在企业按比例分摊，让更多的农民工年老时能领到养老金。允许企业为农民工在农村交纳养老保险，农民工可以到当地社保部门参保和退保。（2）建立方便合理的农民工养老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不论他们转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凭卡交纳养老保险，凭卡领取社会养老保险金。

（三）加强农民工培训制度和模式建设，把农民工培养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劳动大军

开展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环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2003年，农业部与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根据《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指示精神和统筹安排方案，我觉得抓农民工的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1）加大对农民工的财政支持力度，要增加政府和用人单位的资金投入。目前，农民工培训的资金主要还是由农民工自己承担，政府及用人单位投人严重不足。应该以党中央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指示精神，按照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方向，中央和省级财政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并将其纳入财政预算范围以确保与所在年份上一年度财政收人总量的同步增长。（2）协调农民工输入地与输出地的关系，整合培训资源。要重点支持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培训相关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在农民工主要输入地建立对农民工的需求数据库，在输出地建立劳动力供给信息库，并加强相互之间的协作与沟通，及时收集整理有关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劳动信息网络。结合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信息，整合培训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和用人企业达成“定向式”、“定单式”培训协议。（3）引入多元培训机制。目前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中，全国民办培训机构的参与率还不足10％。为此，政府可以在加强全国劳动力信息网络的基础上，加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来激发和利用市场主体对需求的发现功能?鸦积极扶持企业、民间培训机构和行业协会培训体系的成长；逐步形成并鼓励不同培训主体有序分工、公平竞争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进而实现培训与就业的有效对接。（4）重视培训工作的反馈与引导。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以实现高质量就业目标为导向，制定评价标准，定期对开展农民工培训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专业设置、培训内容、课程安排、收费标准、招生情况、学员结业率、结业学员鉴定通过率、就业率、工资水平等状况进行调查统计，并及时向社会，加强政府的监督职能。（5）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在教育安排上，要继续巩固并扩大九年义务教育的覆盖面，同时进一步发展农村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以提高潜在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逐步实现就业公平，实现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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