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生存与文化服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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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当前我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概括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农民工文化服务问题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生存状态文化服务基本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我国农村中大量富余的劳动力，逐步从传统的土地上解放出来，涌入了经济相对发达、劳动力需求比较多的城市和沿海地区，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大转移，并产生了一个新的十分特殊的劳动者阶层——农民工。

据有关方面调查统计，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2.1亿人左右，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5%，已成为一支规模庞大的经济建设生力军。农民工的大量出现，缓解了城市和沿海地区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矛盾，为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束缚，也引发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农民向来视土地为第一生命，又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生活准则，一般情况下，是不大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的。他们之所以千里迢迢，或拖儿带女，或孤身一人外出打工，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谋求比在当地更多一点的经济收入，以便使自己及家人能够过上更好一点的物质文化生活。然而，这些农民工在打工谋生的同时，虽然经济上增加了一些收入，但自身的各方面利益也遭受了全面的损害。目前，这些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究竟怎么样？他们的文化需要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满足？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必须高度关注和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通过调查了解，目前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大致可作如下概括：

一、工作流动多，长期行为少。农民工都是从土地上走出来的打工者，他们进城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为了立足安身，他们首先必须千方百计找工作，然而在就业岗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找工作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于是他们不得不日夜奔波，到处漂泊。那里有活干，就往那里赶；那里收入多，就到那里去。一个地方不行，就换一个地方；一家企业不行，再换一家企业，直至找到相对合适的工作，才能正式安顿下来。由于文化程度偏低，劳动技能欠缺，他们实际所能找到工作，大多是当地人不大愿意做的粗活、脏活、重活、累活、险活，充当的多是替代性比较强的企业一线工人，因而便被人们贬称为“打工仔”、“打工妹”，看作是“另类劳工”或“二等公民”，常常遭到当地市民的歧视和排斥。就是这样的工作，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劳动力供需难对接，应聘的成功率也不高，致使“盲流”现象大量存在。由于生产不稳定，许多企业的用工也有很大的灵活性，往往开工生产就招，停工停产即辞，主动权基本上掌握在顾主一方。顾主与雇工之间，规范一点的有合同为凭，不大规范的则口头相约。雇用时间也长短不一，长的几年，短的则只有几个月。据有关方面调查，2003年至2005年4～11月，“农民工变动过一次工作岗位的占16.2%，变动过两次工作岗位的占17.7%，变动过三次及以上工作岗位的占13.8%”⑴。也就是说将近半数的农民工都变动过一次以上的工作岗位，能够“稳定务工5年以上的仅占总量的10%”⑵。可见农民工择业的自由度虽然较大，但就业的成功率和稳定性却很低。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经常在不同的地点和单位之间流动，今天虽然在这里，明天就可能在那里，后天还可能在别的地方。同时，他们的家人，包括随带的子女，也始终过着漂泊不定的动荡生活。

农民工是打工谋生的特殊群体，一切都以打工为中心。有工可打，生计就会有所着落；无工可打，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因此，打工就业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在就业比较困难而且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工只能“手提旅行包，打工走天下”，有工打就住，无工打便走。由于普遍缺乏生活上的安定感和精神上的归属感，他们日常行为的临时观点和短期意识便比较突出。往往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地方的匆匆过客，而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地方的永久居民。对打工的地方往往不做任何深入扎根和长期居留的谋划，而只作暂时谋生和偶居歇脚的处所。一般来说，人们文化生活的享受，大多需要悠闲的逗留和充分的积累。这就必须要以稳定的工作和安定的生活为前提条件。在就业不稳定，生活不安定的情况下，农民工日常所期望的，就只能是便捷的快餐式文化服务，既可随时消费，随时享用，也可随时放弃，随时离开，而不会热衷于去搞长期性的地方和家庭文化建设，免得给自己动荡的生活，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和拖累。

二、劳动付出多，经济收入少。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挣钱。在等量劳动下，能否挣到更多的钱，是他们选择居留地和就业处的首要条件。目前，企业实行的大多是记件、记时和岗位等工资制度，个体活劳动的投入，是农民工获取经济收入的唯一途径。为了增加收入，他们总是竭尽全力，加班加点去工作。据有关方面“调查显示，只有39.5%的农民工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为8小时，30.2%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在9～10小时，14%的农民工需要工作11～12小时，10%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还有6.3%的农民工工作时间有长有短。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天，但调查显示，52.7%的农民工月休息时间在4天以下，其中有22.6%的农民工根本没有休息过一天。就法定节假日而言，21.4%的被调查者从未休息过，25.8%的农民工休息天数在5天以下，23.7%为6～10天，29.1%休息天数在10天以上”⑶。许多农民工都反映，“在广州打工劳动强度太大，常常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⑷。其他地方也大同小异。绝大多数农民工几乎都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除了吃饭、睡觉等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时间外，几乎都在工作。人作为具有七情六欲的生命体，差不多成了机械运转的生产“机器”和劳动挣钱的单纯“工具”。因此，他们常常感叹“工作太辛苦”。

超强度的劳动，本该得到比较丰厚的经济回报，但由于自身素质和社会机会欠缺等影响，农民工的实际收入却很低。据有关方面“调查显示：农民工月收入低于500元的占11.6%，500～800元的占31%，800～1200元的占31.9%，1200～1500元的占13.6%，在1500元以上的占11.9%”⑸。就是一些市场经济先发地区，农民工的收入也不高。“据统计，2005年广东农民工平均工资600多元，比12年前只提高了68元”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已经连续六年没有长工资。这样低的工资报酬，有时还常“被拖欠和克扣”。据有关方面调查，“11.5%的农民工在过去的半年里有过一次被拖欠工资的经历，有4.3%和6.4%的农民工有过两次或三次以上的工资拖欠经历”⑺。拖欠和克扣的金额也不等。

据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最近在《今日信息报》撰文披露，目前一般打工的蓝零工人，年收入平均只有1万元左右，而在现有物价水平下，维持个人基本生活的月平均支出却至少在600元以上。扣除基本生活需要，绝大多数农民工基本没有多少节余。因此，农民工虽然长年累月拼死拼活在外打工，但由于收入超低，生活仍然十分窘迫。

三、本能欲望多，需要满足少。据有关方面调查，目前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8.6岁，大多是精壮劳动力。他们人在异乡，身居闹市，处于现代城市文明的全面包围和多方诱惑之中，物质文化消费欲望十分强烈。但是，有欲望是一会事，能否得到满足则是另一会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绝大部分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都是以商品形式提供的，即使是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大多是准公益的，很少有完全“免费的午餐”。人们要满足各种欲望或需要，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⑻。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揭示了“基本的生理的需要，即生存的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⑼，是第一位的，首先必须满足的。在收入微薄、购买力短缺的情况下，农民工连生存的基本需要都没有完全解决，许多正常的物质文化欲望，就会受到严重抑制，有些甚至根本无从谈起。

其次，要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因为文化生活的过程，也是时间的消耗过程。时间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人的欲望或需要虽然无限，但时间却是有限的，无论什么人，每天所拥有的时间，都只有固定的24个小时。在这24个小时内，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睡觉、吃饭等时间是恒定的，没有多少弹性。闲暇时间的多少，就取决于劳动时间的多少。劳动时间越多，闲暇时间就越少；劳动时间越少，闲暇时间就越多。同时，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使一切欲望或需要都得到满足，并且在同一时间内往往只能选择一种或少数几种欲望或需要来满足”。⑽这就要求农民工在有效时间的投放上，必须按照一定的权重原则，对自己的物质文化需要作出明确的选择。如果选择经济需要，就必须多花时间去打工，因为多打工就能多创收；而如果选择文化需要，就必须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因为文化享有不仅花费金钱，同时还要耗费劳动时间。因此，面对经济或文化两种需要的抉择，农民工心里的经济砝码就会加重，行为就会更多地向经济利益倾斜。因为在贫穷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仅仅为了享受文化生活而擅自放弃打工挣钱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⑾。在经济收入微薄，闲暇时间又很少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农民工都只能过着相当艰苦的生活。无论一家人，还是单身汉，基本上都蜗居于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里，有些还只能住在集体宿舍的通铺里。家具大多只有五个一：即一张床、一张桌、一个灶、一台电视机、一辆自行车，而且都是最廉价、最低档的。饮食比较简单，大多粗茶淡饭，温饱则已。文化生活虽然十分需要，但也只能在不占用劳动时间、不耗费金钱的情况下，即在无工可打、无钱可挣的时候，或正常打工的间隙，而且又是免费服务，无需购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接触文化，享受文化。可见，农民工日常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很高，总体生活水平很低，充其量只能维持“基本的生理需要，即生存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对他们来说，仍然不过是美丽的“悬浮物”，可望而不可及，可欲而不可得。即使把现代化的上海大剧院搬到他们身边来，也不见得他们会花钱买票并有时间去看戏。

综上所述，目前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确实是令人忧心的。在现行体制下，城市是一个自私的特殊肌体，一方面十分需要农民工，因为农民工的涌入给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多方挤压农民工，因为农民工的大量进入也给城市带来了未曾料想的许多问题。广大农民工深深地被城市所吸引，渴望完全融入城市；但同时又无情地遭到城市的排斥，很难被城市所接纳。于是，他们只能长期游离于城乡之间，不得不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夹缝之中艰难地求生存，从而沦为名副其实的“城市贫民”，不但经济贫困，文化更贫困，既是当前我国社会中最低层、最边缘化的劳动者群体，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权益受损最严重的绝对弱势群体。

如何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和谐社会构建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最近，国务院制定下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40字原则。我们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逐步得到妥善解决。当然，农民工问题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很多方面，需要进行“综合治理”，但就文化来说，首先应该明白，目前广大农民工所需要的，主要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是基本的文化“低保”而不是奢华的文化盛宴。在现阶段，农民工基本的文化需要，主要应该由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来满足，而不能由市场主体提供的经营文化服务来解决。因此，国家政府要努力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面实现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切实维护和保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文化权益。

鉴于农民工生产生活的现状，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要积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国家政府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加快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逐步建成一批面向公众的公园、广场、绿地，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俱乐部，大屏幕彩电、报刊亭、阅报栏、宣传橱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媒体传输覆盖设施。继续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尤其加强城乡结合部、农村集镇、偏远乡村等薄弱地区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不断从城市向乡村、从上层向基层、从密集地区向疏落地区有序流动，实现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资源的均衡配置，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开展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完善五级文化服务覆盖网络，发挥层级机构覆盖作用，逐步打造15分钟文化活动圈，努力提高公众文化参与和文化享有的便捷性。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卫星、地面、有线等固定或移动的多媒体信息网络，实现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的信息化传输和网络化覆盖，点对点地把各种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直接传送到千家万户，传递到五湖四海，使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能凭借固定的或移动的各种接收终端，通过日常生产生活的基本路径，迅速而无差别地接收到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节目，享受到各种最终的文化物品和海量的信息服务。鉴于看电视是当前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第一需要，各地要突出重点，着重搞好广播电视建设。凡是向农民工出租的住房，都应该具备基本的有线电视接收条件，以方便农民工收看电视节目。所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都要充分挖掘内部潜力，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不断提高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逐步实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公民，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普遍享有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使公共文化服务阳光普照，覆盖整个社会，惠及全体公民。

二、要普遍开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国家政府要担当起公共文化服务的神圣职责，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监督和规范，确保公共文化服务宗旨和职能的切实履行和全面落实。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场所要自觉地把广大农民工纳入公共文化服务范畴，积极推进科学管理，切实保障有序运行，全面提高整体效率。要尽量降低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降低社会公众进入门槛，降低公众文化享有成本，逐步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层面。所有公益性文化场馆，都要象深圳市属文化单位那样，向全体公众永久免费开放。并尽量改进服务方式，简化服务手续，延长开放时间，提高服务水平，方便广大农民工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享受文化生活。要适应时代进步潮流和群众需求变化规律，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如群众性文艺创作和演出、全民读书、体育健身、民间庙会、艺术培训等，进一步丰富活跃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同时，要改变单纯娱乐消闲的传统习惯，尽可能把文化娱乐活动与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兴办民工学校、民工艺术讲堂等方式，免费为农民工提供“菜单式”的各种文化艺术服务，加强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特别是要区别不同地点、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各种适应性强、见效快的实用劳动技能培训，不断提升文化活动的科技含量，帮助农民工掌握劳动技能，增强就业谋生、创收致富、向上流动、改善境遇的能力，以促进农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

三、要探索建立公共文化补偿机制，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普遍服务。各级政府要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财力增长的同时，不断调整公共文化服务结构布局，尽量减少收费服务项目，逐步增加免费服务项目，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纯公益比重，逐步实现公共文化基本项目的免费服务。凡是对农民工以及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应该全部免费；实在无法免费的，也要尽量少收费，以减轻农民工的经济负担。要积极创造条件，对农民工实行文化救济，使社会经济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农民工，在文化上“获得最大的补偿”。从而实现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的普遍供给和全民共享，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遍化、均等化和普惠化，使人人都有条件和机会享有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人人的基本文化权益都能得到切实维护和有效保障，全面提高公众文化净福利水平，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全面实现。为此，国家政府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逐步建立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通过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途径，对具体承担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履行公共文化义务的机构和场所，应该在进行科学的绩效评估的前提下，根据其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情况和贡献程度，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对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和使其不因公共文化服务数量规模的增加和扩大而亏损，以保障公共文化服务基本项目普遍、充分、持续、有效提供。同时，对农民工以及社会弱势群体要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使广大农民工不因贫穷而无法享有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不因享受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而增加个人的经济负担。此外，要建立健全文化赞助政策，依靠和调动社会力量，普遍建立公共文化扶持基金。支持和调节公共文化建设，促进落后地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均衡配置，确保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农民工以及社会弱势群体普遍享有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四、要注重营造公共文化和谐氛围，逐步消除各种地域文化鸿沟。农民工大多是外来打工者，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在劳动就业、语言使用、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同处一地，虽然客观上带来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但同时也引发了不同地域文化的冲突。这是人口迁徙和社会发展中难免会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也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应该给予关注和努力加以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近年来，各地出于对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关心，都组织举办了一些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如卡拉OK比赛、摄影展览、读书征文比赛等等，对丰富活跃农民工的文化生活，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受到了广大农民工和当地群众的欢迎。但是，这些活动大多冠以“外来人”、“异乡人”，甚至是“新XX人”等名号，参与的对象也基本上是外来打工者，出发点固然是为了关心农民工，突出农民工，展示农民工，但实际上却在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人为地划上了一道深深的文化鸿沟。凡是以外来人为对象的，本地人往往不能也不去参与；而以本地人为对象的，外来人也往往不能或不来参与。这就在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构筑了一道虽然无形但又难以逾越的屏障，从而加深了他们的文化隔阂，加剧了他们的文化冲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今后各地有关公共文化活动，应该面向社会全体群众组织开展，面向社会全体群众普遍提供。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都应该一视同仁，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都应该具有同样的文化参与权和文化享有权。不能也没有必要在对象上人为地划分什么本地人与外来人，设置什么地域文化屏障。要充分运用文化的交流力和亲和力，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和合作、融合和濡化，以消除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地域隔阂和文化鸿沟，促进农民工全面融入当地社会。

备注：

⑴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第23页。

⑵刘效仁《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国文化报》2007年3月22日，第3版。

⑶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第23页。

⑷李刚刘裕国《“缺工”到底缺在哪儿？》，《人民日报》2007年2月28日，第5版。

⑸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第23页。

⑹李刚刘裕国《“缺工”到底缺在哪儿？》，《人民日报》2007年2月28日，第5版。

⑺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第23页。

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甲种本（上），第262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8月版。

⑼转引自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第2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⑩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第2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第6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