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城市化之辨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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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我国农村城市化概念的清“辨”，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我国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明“择”。只有清“辨”基础上的明“择”，我国农村城市化才能更符合实际、更为有效。农村城市化，根本上就是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村、农民的文明化问题。农村城市化有内涵上的深广性，有层次上的逐升性，有过程上的递进性，有形式上的多样性等。农村城镇化等都只是农村城市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环，是农村城市化的各种形式或内容中的一种或一个层次，不能以偏概全。适合本国国情的农村城市化是一个远大目标，是一个发展方向，是一个科学诉求，是一个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极为丰富、深刻而复杂的体系。

[关键词]：农村；农民；城市化；文明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也是关键期。对“农村城市化”有什么样的理解，必将会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性质、方向、量化、道路抉择等）。所以，辨清我国“农村城市化”概念将直接关系到甚至是我国农村城市化建设成败、成效的关键。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摸索探讨，但是，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实践将会是苍白的。国外一些国家在农村城市化建设中所走的弯路就是一个明证。因此，要明“择”必先清“辨”。对我国“农村城市化”概念内涵理解的灵活化，将可以使我们对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探索、实践的灵活化，而且会更符合实际、更为有效。

一、我国农村城市化之“辨”

对“农村城市化”一词，早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刘振邦曾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刘振邦是一位长期研究世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经济学家。他说，农村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危险而又极不科学的提法。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谓之“化”，如果农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变成城市了，农村也就消失了，生态也就不平衡了。因此，这样的提法会把农村的发展引向歧途，是和人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他说：“农村城市化这个提法最初出自于50年代的西方，二战结束后，当时西方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一些国家盲目提出了农村城市化这样的口号，并把它当成一种模式，企图以此来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城市同等的程度。在此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比如日本大量发展中小城市，结果农业用地越来越少，生态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史上所走的一段最大的弯路。法国在农村城市化的引导下，耕地每年减少1%以上，农村荒芜。这种现象迅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重视，到了70年代，就彻底否定了农村城市化的提法。现在，在西方任何一份报刊杂志和经济学理论中，都不再提农村城市化，而取而代之的是城乡一体化，实际上就是产销一体化，也就是说，城里需要什么食品，农村就生产什么，加工什么。比如，城里需要奶制品，农民就养奶牛，而养奶牛产前、产中、产后可分出若干行业，产业多起来了，农民自然就从粮食生产上转移出去了，而不一定非得造个城才能让农民转移出去。”[1]

刘振邦这一提点可谓振聋发聩，犹如及时雨般浇向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建设热潮。的确，农村城市化的提法是很危险，如果对农村城市化没能真正理解而盲目进行的话。但是，错误或危险并不在于农村城市化及其提法本身，相反，农村城市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的存在和发展，是基于人类的需求和文明程度基础上的，因此，随着人类需求的重点转换和多样化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农村和农民的转型或（相对于现代农村或农民上的）终结，也是可想而知的。

首先，农村城市化，根本上就是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村、农民的文明化问题。一部分学者提出，应该将农村城市化改为农村城镇化。他们认为这既充分重视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切实地从我国国情出发。以往我国形成的城市体系，大城市多，中小城市少，城乡脱节，缺少小城镇中介，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受限制。在农村城镇化体系中，既有少量农村流动人口通过社会流动进入大中城市，又以建设中小城市和县镇、乡镇为重点，使城乡更好地结合起来，起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2]其实，文明化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概念，既有历史文明的积淀，又有现代文明的演进。按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农村城市化的实质在于城乡对立转为城乡融合，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城乡差别使城乡居民共同享受人类创造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事实上，还应包括政治文明。因此，从这个大角度上看，农村城市化就决非如城镇化等，城镇化只是农村城市化的一个内容、层次、过程、方法或模式。适合本国国情的农村城市化是一个远大目标，是一个发展方向，是一个科学诉求，是一个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极为丰富、深刻而复杂的体系（或工程）。其中，农村城镇化或城乡一体化等都只是农村城市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环，是农村城市化的各种形式或内容中的一种或一个层次，不能以偏概全。否则，农村城市化建设迟早会陷入深刻的迷茫之中，到时又须经历一番痛苦的思维方式革命或实践方法的洗礼，方能重新站起来，如此，农村城市化的成本未免就太大了。

农村城市化有内涵上的深广性，有层次上的逐升性，有过程（时间）上的递进性，有形式上的多样性等。这是农村城市化之作为文明化的本质所决定了的，是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和必然趋势。因而，农村城市化建设围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这三大文明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必然展开的是农村、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思想观念等）上的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漫长过程。初级阶段上的农村城市化或许可以是通过政府推动下的暴风骤雨式或一夜暴富式的，显得迅速而卓有成效，但是，关键在于中高级阶段的“化”即对初级阶段成果的巩固和发展（暂且不论这初级阶段中某些过激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如今所谓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县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农业产业化、产业集群化、工业化等等，主要是把农村城市化建设的焦点放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上（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做政治保障，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做精神推动力。重点突出先后性，过程显示互动性，这未尝不失为一种科学而合理的选择。然而，我们在实际中的做法却常常偏离于我们之前的这种科学而合理的认识。思维的直线性，一刀切，是我们的惯性，所谓政治文明的保障作用或者是精神文明的推动力作用，常常被逼至角落，看着外面一片喧嚣杂乱而偷偷哭泣。农民的思想观念甚至是政府自身的发展观念、理念或思想观念常常被忽视，农民的意愿不名一文。农民只是棋子，哪是主体？！

其次，作为农村城市化的主体——农民的文明化是农村城市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点和关键点。秦润新曾给农村城市化下过这样一个很好的定义：农村城市化是指在农村地区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及结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人口素质等方面与城市文明逐渐接近，趋向同一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城乡差别缩小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城乡融合并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自然历史过程。[3]定义全面而深刻，突出了农民的文明化发展。现实中，农民存在着与现代城市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愚昧的文化心态。科学而准确地了解农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步入良性运转的重要条件。否则，极易造成规划的失败。社会学家罗吉斯在谈到美国的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时说：“这些农民进入城市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们根本无法应付他们面临的新环境。他们不识字——他们本来的生活不需要识字。”但“城市就是一本书”，如果新进城的农民不掌握城市所需的职业技能，很难被雇用，生活就难以得到保障。由此可见，只是农民进了城，不一定就实现了城市化了。城市化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综合概念。其中包括职业构成和居住环境的变化，也包括生活方式、职业技能、行为规范、文化心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在城市化的整个过程中，人自身的城市化是更为重要也是更为困难的。[2]另外，农民的乡土情结非常重，要注意尊重农民自身的意愿，不要强迫农民放弃土地、转业或进城等。观念的转变以及丢掉由于无知而对城市（对未来）的畏惧、就业技能和素质的提高等等，都需要时间，搞农村试点的科学性根据便在于此。变革性突进与改良性渐进要进行有机结合，强调农民这个农村城市化永恒的主体，必须通过科学规划，逐步引导，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强调自愿性，不想走的可以留下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各省市、地区在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的探索实践中，要谨防无视现实、无视农民意愿和现实状况，一味求快、求政绩的攀比行为，否则极易使农村城市化建设陷入困境，甚至引发各种不必要的社会矛盾，不利于我国农村城市化的顺利进行。

再次，农村城市化未必是发展越迅速越完善就越好，也未必非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才算是真正的城市化。好比如，一个人之称为人，并不需要所谓什么统一的标准，符合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即可。譬如，某君行为怪异，与众不同，便被戏称为“外星人”，其实，事常出人意料，或许该君也在思忖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外星人”呢！非要给农村城市化设立一个所谓“最基本的标准”的话，必曰文明化，就如有理性之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标准一样。城市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最主要载体和凝聚体。各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地情”，未必每个农村都必须被建设成为与城市一样模式的才可称为“城市化”，这明显也不可能。人类对农业的必然需求等因素，导致农村、农民的必然存在，但是未来这种“农村”、“农民”的存在也可以如有工业必有工厂和工人一样的存在概念，而未必真得如现在所谓的农村。“农民”也可以转变为农业工作者，他们跟城市居民一样，是一个不象现在这样的处处受歧视和限制的群体，他们也是人类文明平等的承载者和传承者。

农村城市化——主要包括形式上的城市化（农村变成城市、城市扩建、人口集中等）和内容上的城市化（城市各种文明资源，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资源，也即软资源和硬资源的充分享受与“化”，由原来愚昧、落后的农民升华为理想状态意义上的比较文明的城市居民。）这里面内容非常丰富，有表现在政治身份上的城市居民化，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以与城市居民一样能够享受城市各种政治资源（当前最突出的是户口改革）；有经济上实现了非农化或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等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上的转换，以为农村、农民政治上的城市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生活方式上也实现了城市化——一种较浅层的城市之文明化；素质上（包括思维方式、思维品质、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城市化——真正的内涵上的城市之文明化。

二、我国农村城市化之“择”

通过辨清农村城市化概念内涵，并从中得出发展目标和方向后，我们对我国的农村城市化建设的道路、模式、方法上便更有了针对性。追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即文明化，是农村城市化的必然本质和必然要求，但“化”的水平、程度的不断提高定然需要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任重道远。每一个历史阶段，三个文明化之作为农村城市化建设中的重心或每个文明化自身的重心定然不同，需要逐次推进。甚至每个文明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或相互作用都会各有差异。当前我国农村城市化虽然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但是毕竟还是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必然要围绕着文明化的目标，着重于先发展农村经济，以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充裕保证农村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起步和发展；而农民和政府的精神文明化和政治文明化则主要起辅助作用。各地区对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方法、模式、道路和目标等）因地制宜的创新，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但不可盲目攀比冒进。不仅农村城市化的模式、方法和道路可以多样化，而且农村城市化的形式甚至是内容上也必然多样化。

当前，农村经济产业化、工业化是主要动力，政策制度改革是关键，而人的思想观念、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善等是辅助条件。政策制度在当前农村城市化中起决定作用，这些政策主要是指改革开放政策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相关政策，诸如土地政策、户籍政策、产业政策、及区划、社会保险政策等等。[4]不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即使经济上完全实现了非农化、生活方式上也完全实现了城市化的地区，仍然在制度上属于农村社区，在公共政策上也实行农村政策，市政设施、城市面貌及各项社会事业与城市其它区域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变迁成果不能转换为城市化的成果，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5]就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来讲，直到现在，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实现了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北京、上海两市也已下发了本市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实施意见，放宽了条件限制。公安部表示，为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上述地区的公安机关主动配合民政、劳动保障、计划生育、教育等部门调整相关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中国还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促进人才交流和人口的合理有序转移；完善暂住户口登记，放宽夫妻投靠、老年人投靠子女及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落户的条件限制，放宽对投资、兴办实业和购房人员的落户政策，放宽各类人才落户政策，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

另外，由于我国农村及其人口过于众多，农民不离土不离乡的生活方式将长久地存在，要使中国农村、农民的城市化、文明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农村土地、矿藏、特色风景和人力资源等多样化资源进行整合发展的“就地多元化”是合理而必然的选择。这需要作为外力的城市对农村的耦合和推动以及农村内部推动相结合，农村城市化与农村社会保障、教育改革等并行，共同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共同提高农村、农民城市化或文明化水平。

[参考文献]：

[1]著名经济学家刘振邦说——“农村城市化”是一个危险的提法[N]．新华日报，1995-12-7.

[2]辛秋水.“农村城市化理论研讨会”综述[J]．江淮论坛,1994(5).

[3]秦润新.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4]许继林等.关于农村城市化的几个问题分析[J].建筑管理现代化,2001(3).

[5]谢志岿.村落如何终结——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制度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