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村危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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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村地区-九亿人民的家，占总人口的70％-正处在困境中。收入已经在减少。贫穷、婴儿死亡率、疾病和中途辍学率都在上升。把这些称为危机并不夸张。这一危机将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WTO协定的履行、社会稳定以及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进步，还有世界农产品的价格。

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中国领导人公开承认的地步。在200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期间，朱镕基总理说："中国除非提高农民的收入并保持农村地区的稳定，否则无法获得长期的稳定。"但是2000年早期，共产党一次有关农村问题的会议上提出提高农民的收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000年，农村的净收入增长连续的三年减慢，只增长了2.1％即272美元，比1999年的3.8％和1998年的4.4％有所下跌。相信这些官方数据大大地夸张了增长率，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指出大多数农村地区在过去的两年内已经处于衰退时期。6月，官方媒体最终承认"中部和西部地区主要从事耕作的农民甚至看到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正在减少"。

这也导致了贫穷的增长，逆转了长期积极的趋势。大约1.2亿中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这个数字正在上升。婴儿的死亡率在过去的40年里稳步下降，之后正在回升，而且农村肺结核的病例数已经在增长中。3000万孩子没有上过学或中途辍学，每年还有400万中途辍学，主要是因为费用承担问题。

相反，中国城市继续发展得很好，城乡收入差距比1949年的水平还要高。朱总理最近说这一差距已经"十分接近国际危险水平"。城市人均收入是763美元，比农村平均水平几乎要高三倍。

这一趋势导致的一项最明显的结果是农村不安定因素的增长。中国共产党6月份出版的文件中说，"集体性抗议"在增加，很大程度上起因于萧条和官员的腐败。4月，政府证实在江西省的一次骚动中有二名农民死亡，23名安全官员受伤，还有1999年夏天，同样在江西省，一万多名农民包围了市政府。两件事件都涉及到税收争议，国家的新闻界已经开始称这些抗议行动的领导人为"农民英雄"。在党的文件中把农民和地方官员的关系称为"紧张的、而且冲突在上升"。

这些冲突无疑使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保持紧张，把保持社会稳定作为他们首先要考虑的事。中国的政府内阁-国务院已经承认"如果农民的生活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农村地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将会增加"。这特别会使原来通过农民的支持、从那里得到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处于困境中。

如果农村危机更加显著的恶化，它有潜力全面地减慢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当贫穷的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政府为了使城市的失业有所减缓，这便要求继续向国有企业提供有关政策贷款来减少失业情况、财政部门的改革便推延、然后导致政府逐步加强干预市场。如果政府不改变农村的萧条，中国WTO协定的履行也会受到影响。

更深化的农场危机也会影响世界农业市场。中国是小麦、棉花和猪肉的世界第一大生产国，还有世界最大的淡水水产业。中国作为小麦的最大消费国、大豆的首要进口国和世界棉花25％的消费国，对世界市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严重恶化的农村经济危机也会减慢人权和民主的进步。如果抗议的人数急剧地增加，中国共产党可能会限制一些人员的自由，这一方法在过去十年内获得过成功。为了进一步维持影响力，共产党可能也会改变把民主选举出来的官员放到国家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去的政策。

但是我们不相信它会变得这么糟糕。领导阶层已经采取了关键的第一步来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尝试提高农村收入的新政策。政府和共产党承诺处理这些问题，而且当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法很难甚至不可能找到时，他们也有可行的办法用来阻止危机导致社会的进一步不安定。

一、中国能做什么？

非法征收的税收和费用是农村地区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收入的增长在减慢，但是农村税收的负担在增加。削减税收可以使农民的手中留下更多的现金，目前的人均收入仅仅是272美元。一个实验性的减税计划正在一个省份进行着，但是这样的代价-中央政府必须弥补地方的预算缺额-使北京不能全国性地实行。

中国至少有二亿多农民是超过有效的农业生产的需要的。每年有800万农民在城市地区从事非耕作性职业。这有助于把平均农场的规模从0.4公顷往上提高，使农业更有生产性。上百万的农民早已搬走，10月份政府颁布了新的规章，使上百万农民更容易地搬到城镇和小城市去。

不适当的农村教育意味着农民只有极少的机会去竞争那些不仅单纯要求体力劳动的非耕作性职业。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很不够-中国在130个国家中排名119-而且贫穷导致了每年有400万个孩子中途辍学。近年来教育开支取得了小小的进步，实际上教育的花费从总体上看下跌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百分点。

国家在农业研究领域的投资为国内农业生产总值的一个百分点，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的顶峰急剧下跌了。投资在研究和灌溉方面的每一分人民币估计会产生3.6~4.8分人民币的农村经济盈利，而且在农业研发方面的投资也已经证明使城市的贫穷人口受益于增多的食品产量和降低的食物价格。

许多省份的国家贸易公司继续持有垄断的购买权。严重不足的国家收购体系使得巨大数量的农民种植着相对低价的谷类成为没有必要，不如转向较高价格的水果和蔬菜。

与常规的观点相反，WTO不是农村的灾难。配额严密地限制着国外谷类进入大陆市场的数量，甚至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也是这样。成员国允许中国免受纺织品方面全球性的配额，对于早已占所有服装出口16％的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推进。纺织品配额的限度为这个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农村企业工作机会，在这方面中国是很有竞争力的。如果中国农民能从种植谷类上转移，WTO成员国还能取消增值性高的水果和蔬菜的出口壁垒。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对于农村危机没有明晰的解决方案或预测，但是我们的确期望北京在不遭受广泛的社会不安定的情况下就能够对付过去。这需要加速实现前面提到的处理税收、就业和教育问题的计划。到这个时候，农村地区是平静的，因为大多数农民喜爱这种比十年前显著提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当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处于萧条时期，美好愿望的基础会很快消失。而且危险由于正在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加深。

北京能够采取的最重要的一步是明显地减少政府干预农村市场的程度，同时在农民的转变时期加强社会安全。除了根除地方官员征收的非法费用和税收，政府应该更快地致力于谷类收购体系的自由化，允许谷类价格必要地下跌30％~40％，与世界价格达到一致，又不明显地减少农业收入。随着适当的技术和财政支持，市场会带领许多农民从谷类部门转向其他作物如水果和蔬菜，或者放弃耕作去从事城市工作。中国的WTO协定表明政府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时间还很短。

二、为什么农村地区是重要的

如果你最近访问过上海或北京，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担心中国农村地区的现状。从上海金茂凯悦大酒店的53楼边喝饮料边赞赏满目的摩天大楼，或在紫禁城容纳1000多人的场所听着三大男高音演唱，都足以让你忘记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然而大多数中国人从没见过大城市辉煌的方面。中国可能是世界第三大计算机硬件出口国，但也是有着数亿农民从未在网上冲浪过的国家。

中国农村缺少的高楼和陈年威士忌酒却由大量的人口作弥补了。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其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各类公司。有着世界人口的22％，和仅仅7％的可耕种土地，要保持13亿中国人的温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依赖于农村地区的安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贫穷农民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创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处于全球性萧条时期，农民遭受着饥荒、教育和医疗的缺乏以及国际丝绸、烟草和棉花市场的衰颓。相对而言，中国城市的生活相当好。根据历史学家JonathanSpence的描述，"中国男人开始穿戴商业西服、礼帽或布帽，年轻的女人穿戴短裙和高跟鞋。那些比较富裕的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相当舒适，而且外国人发现在中国生活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舒适。"清朝瓦解前，最后一个皇帝没能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然后国民党在农村地区建立了政权控制它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上的失败为共产党创造了有利的背景。

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自成一格的一种，老卡尔可能还没有意识-是以农民的阶级斗争为基础的。1926年，写到农民是革命"真正的朋友"，而且在后一年，他告诫农民以一种"非常迅速和暴力的形式起义，无论怎样大的力量都无法镇压它"。

在当今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的接班人们也知道中国农村地区潜在的变动性，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开始集中于提高收入和维持稳定。现今由农村的不景气推动的骚乱向这个以农民力量为基础的政党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

农村地区的社会冲突也会给中国城市的经济带来直接的影响。现在每年大约有2000万农村工人到城市（有些是临时的）去竞争工作和提供社会服务。这必定会促进农村地区更深层的问题，这样的流动使国有工业企业很难继续解雇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食品价格的提高使人回想起有助于打倒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一个时代以后，这一通货膨胀还在1989年点燃了天安门前的动乱。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以7％的可耕种土地养育着世界上22％的人口。

第一大农业（总体）生产国

第一大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

第一大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

第一大肉猪出产国（但是这是一个家庭饲养的经营形式，而且80％来自每户人家每年饲养四头或更少的肉猪）

第一大淡水水产国

第二大谷类生产国（次于美国）和第三大谷类出口国

第二大饲料制造生产国

第二大大豆、玉米粉和食油消费国（次于美国）

第四大大豆生产国（次于美国、比利时和阿根廷）

三、否极泰来-从饥荒到丰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50年期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字面上说就是否极泰来。

1949年内战胜利后，共产党执政并承诺以提供给农民土地的形式来关心他们。在短时间内，农民的确得到了他们的土地，而且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但是农业产量的增长跟不上城市的需求。也在不停地发展着，中国工业和技术发展的欠缺被苏联1957年的卫星发射所突出。呼吁"继续革命"，使中国"在15年或更长时间里赶上英国"。""的第一步是把农民强迫组织成为53000个。

意在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并提供一个"更愉快的集体生活"，但是简单地否定了个人的艰辛劳动，使许多人变懒惰了。人均谷类产量立即下跌。国防部长向指出了这一点，他却被开除了。其他的领导人控制着他们的言语并观望着的政策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

1958~1961年期间，饥荒导致了至少三千万人的死亡，占总人口的5％。"饥荒可以避免"，农业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说。"这不是由于庄稼种植的失败。饥荒是由巨大的政策过失造成的。"地方官员被迫完成极高的生产配额，疯狂地报导着歪曲的丰收数据，导致尽管在饥荒时期还命令减少种植区域。基于糟糕的统计数据和推进工业产量的渴望，越来越多的谷物在农民处于饿死的边缘时还转移到城市。饿死农民来喂饱城市的工人以追赶苏联和西方工业的进程。

当一些灾难的范围最终大得甚至连都不能忽视了，他才从他一些更野心勃勃的计划上缓缓地后退。25000多家没有生产效益的国有工业企业关闭了，谷类生产配额放松了，而且也允许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并在开放的市场上出售。到1965年为止，农业生产恢复到了前的水平。但是，在中国起初的30年间，农村生活水平总的只有极小的改善。

整个20世纪60~70年代，饥荒可能结束了，但是农村的生活依然是严酷的。农民的改进只能等到结束、的过世、""的逮捕以及亲手提拔的接班人的垮台以后。1978年12月，转折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中国共产党赞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使国家富强"的观点。共产党赞同朝着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转变，并且宣布"一次有着群众性特征的大型动乱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

邓小平引入了一系列的改革来快速地促进农村收入，大量地给农民提供以市场为基础的刺激来提高产量。改革可能是简单化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一系列农业改革都不可能这么接近邓小平的政策成就"，经济学家约翰逊说。在邓小平领导的前八年里，真正的农村人均收入提高了近三倍，从1978年的134元到1985年的358元。

邓小平最重要的决策是拆除的体系。到1983年为止，都过去了，而且农民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根据家庭责任制，农民向政府租借土地，以国家指定的价格上交一定配额的谷物作为回报。只要达到了配额，农民就能在开放的市场上出售他们自己的谷物或者蔬菜、水果和家畜。仅仅由于政府减少了对市场的干预，农业产量跳跃了20％~30％。以家庭责任制代替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农村经济体系的一个根本转变。个体农民现在可以自己拥有丰收并决定种植的东西，不再是由国家决定。

1984~1985年，当邓小平尝试着通过废除国家对除谷物和棉花外的其他日用品的统购统销，进一步地减少政府干预的程度时，第二轮的农村改革开始了。仅仅取得了极小的进展，随后食物价格的通货膨胀导致政府搁置了许多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再次尝试去废除配额，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又一次地放慢了速度。

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尝试着改革配额体系，集中于每年造成30亿美元损失的、庞大的、效率极低的国家谷物销售体系。但是有着4000万工人大军，谷物销售体系还有着一个强大的官僚网的支持，这都迫使朱总理不得不放弃他有争议的改革计划。国家贸易公司在大多数省市继续有着垄断的购买权。

国家收购体制改革的失败使大量的农民不必要地种植着相对低价的谷物，而不能转向高价的水果和蔬菜的种植。国家销售体制是不完善的，它付给农民接近世界市场的谷物价格，然后把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比国际水平提高30％。向政府上交谷物配额的需求也意味着向农民征收税收。

四、影响本土的危机

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收入持续上升，但是增长的比例开始减慢，而且许多地区陷入萧条。"大多数农民会说他们现在过得比15年前要好得多"，我们在吉林省东北部遇到的一位政府经济学家说。"但是，如果你要求他们把现状和十年前相比，他们会说的确有所提高，但是不如前十年那么快了。而且大多数农民会说与五年前相比，他们现在要糟得多。"

根据官方统计，农村净收入增长已经连续三年减缓了。2000年，收入增长为272美元，年率为2.1％，从1999年的3.8％和1998年的4.4％降了下来（约75％的农村收入是以现金支付的，2000年大约为人均200美元）。

但是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相信中国的官方数据夸大了增长率，而且一部分由于降低谷物价格，大多数农民在过去的两年内看到他们的真实收入减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指出从1985~1997年，在内陆省市的6.5亿农民的现金收入每年仅增长七元（低于现在一美元的比例）。一位经济学家告诉我们，2000年他在几个省市的800户家庭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并发现在1997~1999年期间，农民的现金收入平均下跌了12％。中央政府只是在2001年承认许多农村地区处于萧条时期，但是这位经济学家告诉我们领导阶层从一开始就从有关研究报告中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一位来自湖北省小城镇的共产党官员写到，由于贫穷的折磨，"我经常遇到一些老人，抓住我的手，说他们希望早点死了"。在一封给北京领导阶层的信中，这位官员说他那个地区80％的农民每年都在忍受着金钱损失。贫穷的加深已经变得太严重，以至于那位官员的信刊登在国家掌控的报纸上。

中国改革的前20年在脱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使二亿中国人完全脱离了贫困。处于完全贫困中的农民数量由1978年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减少到1999年的不到4％。人均可得食物量从1960年的1700千卡/天上升到1995年的2570千卡/天（最低水平为2100千卡/天）。然而，近来农村的萧条使得这些进步倒退了。

世界银行估计有1.2亿中国人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但是中国政府使用了较低的标准，说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数从1993年的8000万下降到2000年的3000万）。同时，健康费用飞快地上涨着，导致了婴儿死亡率上升和肺结核病例的急速上涨。根据世界粮食计划，三分之一五岁以下的农村儿童身材矮小，还有18％体重不足。中国农村的爱滋病随着静脉注射的传播和，也增长到了值得警戒的比率。国家一级的报告说，2001年前半年，爱滋病毒感染增长了67.4％。

贫困圈在扩大，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无法支付他们孩子受教育的费用。因为父母无法支付费用，每年有400万农村学生中途辍学。根据一位研究员的调查，在西部省市，最贫穷的农村家庭在教育上的花费是他们年收入的一半。一位记者告诉我们，他访问了甘肃省的一个家庭，两个孩子正在为能够得到继续教育而相互竞争。2001年，这个家庭只能支付一个学生的费用，所以2000年得到最好成绩的孩子就能赢得这一机会。记者说，那个落后的孩子流着泪说他将被迫在12岁就辍学，他意识到自己将面临着在田里工作的贫穷生活。

3月，40多名孩子在一家农村学校装配烟火时因爆炸而丧生。地方官员和父母都允许这种危险的工作，一位农民说，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我们需要钱"。装配烟火可以带来一个月12美元的收入，是150美元的家庭农作年收入的很大的补充。

另一个农民说，"我们听说河南省的一些老师要求出售精子来为学校提供资金，但是我们感到这是有损尊严的。"

中国中部的另一个村庄的居民为了支付学校的费用，在卖了血之后，大批地死于爱滋病。传媒报道说汶楼有65％的人口得了爱滋病或爱滋病毒，把他们献的血汇集到一个大盆中，抽取血浆后，再通过注射器射回村民的体内。给每人五美元。

一项必然促使共产党领导阶层更关注农村危机的统计是：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比1949年战胜国民党时还要大。世界银行已经把这个差距称为"在国际标准中较高"而且比亚洲的其他国家高得多，还有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将它描述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差距已经非常地大，在最近的一个新闻会上，朱总理称它为"相当接近国际危险水平"，他然后投入了基尼系数的具体讨论-有几个世界领导人能这么做？

基尼系数-根据意大利统计学家CorradoGini的名字命名-在频繁的分配中衡量不平等的程度，例如收入。基尼系数为零意味着一个完全平衡的分配，基尼系数为一表明完全不平等。中国城乡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0年的0.31、再到今天的0.46。

城乡差距也能用比较不抽象的方式衡量。例如，约翰逊说，"中国大多数农村都缺少一种或多种生活设施，而现在中国城市居民却视为当然的-自来水、室内卫生间、可靠持久的电力以及保质的电视信号接入"。1998年，仅仅9％的农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机，33％有彩电。

一个额外的、次重要的问题是正在上升的地区收入差距。到1998年为止，靠近上海的农村地区人均收入是几个西部省市的四倍多。这个差距还在扩大，而且在地区贫困的统计中反映出来。中国592个贫困县中，有515个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甘肃省贫困的比率是34％、青海省24％、山西省20％，而沿海的广东和福建的贫困比率低于2％。在东北沿海的山东省把83％的小学毕业生送进了初中，但是西部的贵州省仅仅达到36％。这个差距是大的，但也是次重要的，因为对于生活在更贫困地区的人而言，这更不难见到。一个甘肃的农民将会知道在省会兰州许多人的生活要好多少，但是这个农民不可能知道-或不关心-他的省市的生活水平与他从未去过的北京和上海相比存在更大的差距。

五、起因

农村地区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政策。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它追求着从农村地区吸取资源（财政的和农矿产品）来支持城市重工业的发展。这种对城市的偏向持续着，政府使用财政和金融体制把农村地区的财富转移到城市。

财政体制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几个问题。第一，农村地区从上交给中央政府的税收中得到的回报很少。研究发现农村地区上交的税收占国家税收的26％，但是只得到了9％的政府拨款。在90年代中期，每年农村向城市的财政净流动超过130亿美元。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大陆经济学家总结道，"政府分配在农业上的开支和贷款总是远远地低于农业贡献给国民生产总值的部分，意味着在体制上存在偏见"。

第二，在农村地区，向农村工业的财政投入远大于向农业的投入。真正用于农业设施的投资正在不断地下降，限制了农业产量的增长。

第三，中国提供政府服务的体制非常分散，而且地方政府大量地自筹经费。极少的税收根据需要而重新分配，所以贫困地区的政府极少地获得资金。

财政的不足是由于国家财政系统把财富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造成的。农村地区向银行体系提供了总存款的三分之一，但是只得到了十分之一的贷款。世界银行指出，甚至连中国农业银行"也逐渐成为把资金从农村地区转移出来的中介机构"。

农村合作基金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从农村存款中提取资金用于农村投资，而且最初它们是成功的。但是松懈造成的疏忽导致了管理不善和欺诈行为，而且最终农村合作基金的三分之二变得无法偿还。到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已经停止了整个农村合作基金系统。

另一种类型的制度即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现在农村家庭主要的存放方式，而且通过250000个村庄的信用站网络运作。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确在农村进行贷款，但是它们三分之二的贷款都给了农村工业，很少有助于农业家庭获得贷款。一项全国性的调查发现农民65％的贷款都来自非正式的途径（家庭或朋友）。缺少正式的信贷使农民很难购买农业生产资料，例如肥料或家畜。

政府已经明显地减少了在农业研究和基础设施发展上的公共基金，这减慢了增产和脱贫的速度。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据经济计量学模型发现，一个地区从1965~1993年农业产量增长的20％是由于在农业研发上日益增多的公共投资，回报率达到36％~90％。上个月完成的另一份研究总结道，研究推动的产量增长导致了更低的粮食价格。但是在农业研发上的公共投资已经降低了，从1961~1965年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0.56％到1995~1997年的0.32％。

研究也指出，在此期间，农村基础设施的开支也在下降。例如，1989年，国家用于灌溉的投资只有1976年的44％。道路对于农村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中国1997年127公里/平方公里的公路密度仅为印度的26％。北京对农村能源的传输给予高度的优先权，所以到1996年为止，超过95％的家庭都连上了电线。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总投资由197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8％降到了今天的5％。

20世纪80年代，工业是农村繁荣的主要原因，而且现在仍是部分原因。

农村工业起飞于20世纪80年代，受到了政府几项政策的刺激。第一，农业的非集体化造成了农村地区大量的劳动力过剩。第二，邓小平的市场化理论的推进-"致富是光荣的！"-意味着集体所有的企业为追求利益而最终产生了刺激：这些利益可以由地方保留，而不是转到北京。第三，农场集体所有制的结束也导致了财政体系的改变，使地方政府需要一些方法来增加他们的税收基础。中国还没有为私营企业家做好准备，但是它已经为乡镇企业做好了准备。

20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是农村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1978年，只有4％的农民收入来自非农业工作，但是到了1985年上升到31％。1978~1986年之间，乡镇企业创造了5700万个工作岗位，等于1952~1986年国有企业雇佣工人的数量。20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年增长率超过20％，而且农村工业在1978~1998年农村收入增长中占一半以上。乡镇企业在国家范围内也是重要的，提供了30％的国民生产总值。

乡镇企业成功了，是因为它们能够利用大量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以及在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下释放出来的被压抑的对消费商品的需求。农村工业面临着很少竞争，因为城市的国有企业很糟糕的运行着并生产出低质的产品。起初，乡镇企业被迫要更有效和有利可图，因为它们没有办法获得国有银行提供给国有企业的看上去没有界限的信贷。还有，乡镇企业能从它们的经营收益上获得实在利益，相反，国有企业的利益-如果存在利益的话-通常都被送到了北京。政府也允许乡镇企业出口，因为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就受到了利率上升的打击，而且中国政府担心农村工业给挣扎中的国有企业带来太多的竞争。乡镇企业的数量快速上升，在空白的领域制造了新的压力，然后政府把利率上升到21％那么高，而且催促银行少贷款给乡镇企业并多给国有企业。这些压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而且1997~1998年恶化到发生信用危机的程度。利润减少，而且只有很好的乡镇企业才能获得信贷，导致这个领域在那两年里减少了1000万个工作岗位。后来，利率下降了，但是乡镇企业在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要面临私营企业日益增长的竞争（在更繁荣的沿海地区，最好的乡镇企业都已经私营化了）。

这个世界到处是无情的收税员，香港一人权组织最近的报告仍然是骇人听闻的。江西省一位66岁的农民显然是因为拒绝支付大米丰收的最后一笔0.75美元的税款而被打死。很明显，他已经付得够多了：他总的税款是1320元人民币-占他整个家庭现金收入的49％。

农村收入减少的冲击伴随着日益增加的税收和费用，其中许多是非法征收的。这些非法的征收已经成为中国农村不安定的主导因素。

朱总理最近指出地方官员每年征收36亿美元的非法费用。根据法律，农村家庭税收应该占前年收入的5％，但是实际的税收和费用总和占收入的20％。一位农业部官员告诉我们说，他们估计2000年对农民的地方收费提高到了21％-而农业收入正在下跌。国家媒体报告称农村学校每人每学期的收费达到100美元，而当地每年人均收入低于200美元。

地方政府征收非法费用，是因为尽管农村和城镇大部分是自筹经费的，但是他们提高合法税收的能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抑制。1961年，总理下令限定每个省征收的农业总税收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因此，财政部告诉我们，农业征收税收40年来一直保持平稳无涨落。因为农村的税收由北京和地方政府共有，却无权借用，大多数乡镇地区都破产了。

一位北京重要的政府智囊团的高级研究员告诉我们，他相信几乎有一半的县都处于严重的负债中。一位农业部官员给我们一个更悲观的预计：中国城镇政府的平均负债是400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负债总计超过250亿美元。

给出了这种财政危机的程度，对于大多数地方政府采用征收非法费用就不感到奇怪了。中国一位研究员说，"如果这些地区需要学校、医院和其他服务设施并能运作，他们不得不越来越猛烈地压榨农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农民会破产"。

过去的十年里，非法的税收和费用已经是中国农村社会不安定的主导因素。1993年6月，四川省仁寿县的上千名农民以暴动来抗议资助道路建设的新税收。1999年8月，10000名农民包围了江西省政府并要求减税。4月，政府证实在一次税收抗议转变为暴力时，有两名农民被杀、20名村民和23名保安官员受伤。巴尔的摩日报记者FrankLangfitt告诉我们，他最近访问了湖北的一个城镇，有38户家庭因为无法承担当地的房屋税，拆除了他们自己的家。农民们和他们的家畜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