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村危机（下）

导语：中国的农村危机（下）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中央政府意识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待处理。共产党领导阶层在2001年早期总结出，如果农民的税收负担不减少，"那么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因素会增加"。国务院更直率地承认乱收费和乱征税不仅"破坏党和群众的关系，而且危害农村地区的稳定"。

平均农田只有0.40公顷（一英亩）。中国农业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农田的小规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平均农田只有0.40公顷（一英亩）。而且中国的农田在缩小-1980年的平均规模是0.56公顷-使农民更难利用可以提高产量的设备和灌溉的投资。

农民可以租借土地，但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最初，农田的大小由于中国缺乏合法的产权而受到约束。大多数农民对他们的土地持有更新的期限为30年的承包合同（最近在15年的基础上延长的），而正式合法的所有权属于地方政府。这些长期的承包合同用来鼓励对这些土地的投资，但是有时候地方官员废除这些契约、阻碍投资。这是中央政府已经承认的另一个农村问题。"这项保持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必须始终如一地贯彻"，国务院最近宣布。"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侵犯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只有农民自己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决定种植什么以及怎样种植。"

所有权的缺少限制了发展。从理论上说，允许农民转让或出租他们土地的使用权，但是他们作为承包人，当然不能出售土地。由于禁止土地出售和造成的有限的规模经济，这一土地使用制度是限制劳动力发展和扩展的主要因素-把技术保留在中国的谷类种植上。缺少合法的权力也防止了农民间接地出借他们的土地，还阻碍农民出售他们的土地以及利用这一政策来发展非农业的商务。

令人惊讶的是，缺少合法的使用权并不是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社会主义的50年加上千百年来一些家庭一直把土地看作他们仅有长期的作为经济保证的资源，这使大多数农民都反对土地的完全私有化。中国也缺乏土地私有化所需的合法基础设施。对农民来说，关键问题是保护他们现存的承包合同-拥有租用或出租他们的土地的权力。

六、解决办法

（一）减少农民数量

农村最严重的问题是那里有太多的中国农民。朱总理鼓励农民离开土地寻找其他的工作，而且郭凤莲是这个转变的主要标志。

20世纪60年代，郭凤莲是推进农业产量运动时期的宣传海报上的形象人物。她是大寨模范村"铁姑娘生产队"的领头人，而且所有的中国农民都知道这个标语，"农业学大寨。"郭凤莲现在55岁了，而且还是一个更现代的标语"从农业到工业，学大寨"的海报形象人。

记者EdmondLococo最近到大寨访问了郭凤莲，她在那里是党委书记，现在那里大多数农民在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所有的水泥厂、一家生产男衬衫的工厂、一个煤矿或一家酿酒厂里工作。"我们在发展一种多种经营的经济，农业收入只是一小部分"，她说。在典型的农业村庄里，现在农业产量还不到总产量的1％。

学术界和政府官员认为农民的数量必须减少。"农业的解决方法不在农业本身"，一位官员宣称。"完全清楚的是农村人民将来的富足不是主要取决于农业，而是为在农场里工作的工人以及新加入农业劳动力大军的人寻找更多的非农业工作，"美国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赞同道。

减少农村劳动力要遵循发达国家制定的模式。1950~1980年期间，美国、日本和丹麦的农场就业率减少了65％~70％，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500％。"如果像1940年那样，美国农场的就业是1000万，不是现在的200万，那么耕作所挣的收入会比现在低得多-可能还没有1940年挣得多"，约翰逊说。

即使中国农场的规模没有扩大，减少农民的数量也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例如，在台湾，农民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但是农场的人均规模-1.1公顷-不比1967年大多少。但是在1967~1997年之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基于在传统耕作上的发展，雇佣一个农民就可以做10个农场的实地耕作，这样就允许那些家庭中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业性工作。中国沿海的一些省市已经开始遵循台湾的模式，创办了农民所有的"土地共有合作社"。村民们合作经营他们的土地，并且把耕作工作留给少数人，让他们把种植从谷类转为经济作物（水果和蔬菜），他们还能投资那些有利于提高产量的化肥和灌溉设施。其他的家庭从事非农业性工作-同时还能得到合作社中挣的一份利润。

必须停止耕作的农民数量并不少。一位农业部的研究员告诉我们，他估计中国能以1.5亿农民的数量来维持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因此反对现在农村5~7亿的劳动力总数。劳动部长说他要在2005年以前让4000万农民离开土地。美国农业部估计在未来的十年内，每年有800~900万中国人会放弃农业耕作工作，盖尔·约翰逊同样预计农民人数每年会稳步下降800万人。

数百万农民中一部分想离开农业的人将会在农村寻找到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工作岗位，但是不少人指望向大城市跑。

80年代集体农业组织解散，农村劳动力剩余，恰好中国向外资企业开放而需要低工资工人，于是向城市流动。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差异较大。1978~1983年间，每年从农村到城市的净流动人口估计为470~730万人。据一份研究报告称，1984~1990年，每年流动人口约为850万人。目前在城市从事临时工作的人，即"流动人口"约在1~2亿人之间。

如果中央政府不加管理，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将会变得很大。1955年中国采取了苏联的办法，即户籍登记。这种户口办法一直承袭下来，使一名流动人员几乎不可能在城市获得住房、就业、教育、医保或食物配给。这放慢了但并未停止农民进城的流动，并在城市居民中出现了底层成员。

许多城市关注着向外来移民提供服务所需的成本，而农民则为城市带来了利益。外来移民从事的是城市居民不愿做的活。在北京和上海的饭馆里很难找到操本地语言的侍者。外来移动人口工作时间比本地的长25％，收入则为本地的25％。因为这些人没有户口，就不具合法身份。不能获得本地居民享有的住房、保健、孩子就读的权利。尤其在广东省，邻近香港，这里的廉价劳动力成为出口型合资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农村已经从对外移民中获取利益。移民将自己收入的20％~50％寄回他们家里，或者将储蓄带回家乡开办一项小的事业。1995年移民们的汇款占四川省GDP的7％。又据中央政府估计，全国范围内的外出打工的移民的汇款在1997年为240亿美元。

数百万农民必须离开土地，但并非所有城市人为此感到鼓舞。在许多国家里关于外出打工的移民是否有利的问题展开着持续的争论。

中央政府让农村-城市间的人员流动更为容易。一位官员称，我们已把城镇和农村间的传统的相互关闭的关系给打破了。

但是中央政府并不希望农民流向主要城市，那里国有企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政府鼓励农民流入小的城市和大的镇（人口在10~20万人之间）。

（二）税收改革

反对乱收费和乱征税的农村地区的造反成了中国社会稳定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一年中国领导层决然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朱镕基说，农村地区税收和收费改革是一场重要的革命。

在限制地方政府收钱的同时，中央政府向农村乡镇提供并不充分的教育经费。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朱镕基已经发动对农村税制进行全面检查，其目的在于减少农民的负担，并提高中央政府的有关投入。

但是对此仍然存在疑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说："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号召降低农民税收。十年来他们一直这样说。他们每年这样说，每月这样说，甚至每天这样说。但是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相反地，它越来越重。"

朱镕基的新战略是：一面废除乱收费，最终为农民减轻负担25％~30％，另一面增加合法的税收。2000年在安徽进行了"费改税"政策的试点工作。试点范围还是很有限的。

北京将依靠地方政府来终止所说的收费，但长期以来乱收费的同样是这些政府。这件事将如何运作呢？财政部的一位官员说："中央政府将依靠农民。过去他们并不切实了解乱收的费用到底是什么，现在他们明白了。如果地方官员还要非法收取，农民可以控告他们。"北京和安徽的官员说，实验已经取得成功，省内农民的人均负担已经取消31％。农业税从每户的5％提高到8.4％。在这总额中，20％直接归村级政府使用，其余部分各级地方政府分享，包括镇、县或省。税收增加的同时，省政府取消了50多种不合法的收费。

不幸的是，安徽的试验虽然明显地取得了成功，可是它所作出的代价比预期的要大得多。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财政部将向地方政府直接拔款以弥补取消非法收费的影响。这方面取消所带来的影响远超过原来的预期，北京需要给安徽以10亿美元作为第一年特殊补助。看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开这一体制要延迟了。一位财政部官员称，他们觉得原来要在预算中每年拔出36亿美元给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将是不够的。现在还看不清楚朱镕基的税收改革中的"主要革命"是否将要在其他各省推行。

要想较大幅度地改善农民生活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的教育体制。农村地区缺少教育意味着农民很少有机会参与非农业的工作岗位。经济计量学模式已经说明在农村地区教育同农业增长和非农业就业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更多的地方教育经费，而这又与政府关于减少地方税收的希望相矛盾。

中国没有给学校更多的经费。一个可悲的事例是：江西省一座校舍爆炸，那里的学生为了补充学校经费不足而从事爆竹生产，数十名学生丧身。地方政府虽然划出预算的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但不少农民家长依然付不起学费，半途辍学的农村学生每年达400万人。

根据联合国199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按照人均教育开支来说中国在130个国家中名列第119位，但自此之后情况有了改善。教育开支从占GDP的2.8％下降到2.55％，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为4.1％的数字要低得多。在发达国家，加拿大约7％，美国、法国和新西兰约5％。在中国国内，富裕省份对每一学生的开支比贫困地区高出1.5倍多。

教育不足也出现在高等学校。高校招生比例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据教育部估计，高校年龄段的人口中只有40％能上高等学校，比发达国家低40％，比全世界低7％。

教育机会不足是全国性的问题，但在农民中表现得特别尖锐。如果中国打算继续把上百万或数百万的农民转移到城市那么必须增加教育经费。

七、WTO与中国农村危机

中国进入WTO并不会加深农村危机，甚至可以提供一条出路。

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懂得WTO带来的长期利益，但担忧当前会进一步减少农村的收入。他们还认为，国外进口的粮食将在中国市场上泛滥，压低国内粮食的价格，驱赶数百万农民离开土地。（一）WTO带给中国的好处大于外国从中得到的

我们不同意这种传统看法。参加WTO后中国不会被国外进口的粮食所淹没。数百万农民理应离开他们的土地，但这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民的数量实在太多。三亿农户的平均规模小于0.5公顷土地，面对这种现实，不管参加WTO也好，不参加也好，中国必须调整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

"中国和台湾加入WTO后，从中获得好处的最大赢家将是这两个经济体本身，就全社会获取的好处来说，中国每年约200亿美元，台湾每年为40亿美元。"美国农业部开始承认它过分夸张地宣传了中国入世给美国农业带来的好处。

WTO成员资格所带来的痛苦，已经被过去20年里中国为了应对市场力量和日益与全球性贸易体系相结合所采取的各种步骤措施所冲淡。

过去20年里，中国已经降低了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从50％下降到15％，与已经进入WTO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相当。中国政府也从国内市场撤离出来。1978年，94％的农产品价格由政府确定，94％的零售价、100％的工业品和资本货物的价格也都是政府制定的。但是根据经济学家尼克·拉迪和世界银行的分析，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只有17％的农产品价格，9％的零售价、16％的工业品和资本货物的价格才由政府确定。

政府减少控制的一个例子便是棉花。1999~2000年度，政府第一次不对棉花制订收购价格，让其在市场上浮动。政府还在棉花的收购和销售方面停止垄断行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与消费国的一宗大事。

中国在加入WTO之前已经同世界经济有了很好的结合。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980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10亿美元。外资企业的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85年的只占1％增加到2001年的49％。对外贸易额已经从1985年的690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4000亿美元。

（二）关税配额安全阀

入世只对中国农村经济产生温和影响，其主要理由在于中国不会出现国外粮食的泛滥。中国的农民将受到被称为世界贸易神秘手段-关税配额体制的保护。

关税配额是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中所提出的双层关税，即两种不同标准的关税。在这制度下，某种进口货物在规定数量内适用低关税，超过这一数额的其余进口部分则提高关税。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高关税体现着抑制进口作用。四分之一以上的WTO成员国，主要是长期来推行保护性农业政策的富国使用这种关税配额的办法来限制农产品进口。欧盟和美国正是采用关税配额的主要国家。

中国参加WTO，将把关税配额制度应用到它的最重要的农产品上面去，包括小麦、玉米、大米、油籽、食糖、羊毛和棉花。允许以低关税（1％）进口的数量是很低的，使之对于国内价格或农户收入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例如，2005年小麦的低关税额度为该作物国内消费量的8％，大米和玉米的配额则仅仅为每种谷物的总消费量的4％。中国并不需要进口大量谷物。中国政府没有公布粮食储备的数量，但外国粮食贸易商估计中国的储备大概在年消费量的50％以上，远超过二亿吨。这方面的估计数字还没有包括储放在三亿农民家中的粮食。

即使中国需要进口粮食，也不会购买关税额度之外的数量。一旦达到关税额度，在这数量之外的进口将被征以65％~77％的进口税。高到足以使中国忍不住高关税而不愿再进口，从而不会出现进口粮食泛滥的局面。这一税率可能听起来觉得高得荒谬，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便觉得不算一回事了。

美国对于超过关税额度的进口商品的税率，食糖为197％、奶制品为144％（1996年）。欧盟对超过关税的进口税率，食糖为297％、奶制品为288％。

中国决定参加WTO是因为中国需要借外国竞争的压力来加速国内私有企业的成长和国有部门的退出。为此，中央政府决定落实有关开放市场和降低关税的承诺。但是我们也预见到，北京会同其他现有WTO成员一样，当国内基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便会转而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中国政府对于国内压力退让的程度和频率有多大。大豆的实例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三）大豆进口增加31％

大豆是中国不实行关税配额的极少数农产品中的一种。其结果是，中国是世界上大豆的主要买家，8月31日止的年度内中国的大豆进口增加了31％，达到1300万吨。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在年度内向中国输出了价值10亿美元的大豆。大陆的大豆加工企业，即烹调油和动物饲料的生产者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们所需的原料即美国大豆比中国国内的大豆每吨便宜八美元，甚至把运费计算在内。中国的有关公司新设立数十套榨油设备，都建在沿岸地区，还配备了大型高质量的运送设施。

中国北部的大豆生产受到迅速增长的进口大豆的打击。6月间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行政步骤设法让外国大豆不再大举进入。粮商告诉我们这些步骤包括一些新的规定，如要求对改良品种大豆的证明、杀虫消毒要求、延迟下货单审发、提高运费升至每吨八美元，拉平与本地大豆的价格差。中国的这些新规定并不公开见之于文字或投诉，海关官员私下警告中国大豆加工厂不要再为大豆进口下定单，暗示以后经过任何沿海港口的这样的进口都会被禁止。面对这样的不稳定性，许多美国商人停止向中国运货。

布什在访问上海期间，告诉这是WTO要消除的一种保护主义，中国主要贸易官员赶紧宣称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美国官员和粮食商反对说，中国海关和检疫等部门仍未消除那些导致进口滞阻的非正式的行政壁垒。

中国对于大豆进口的处理没有给我们在中国承诺市场开放方面留下乐观看法。农业以外的部门怎样，大陆对于来自私人和国外的竞争尚没有作出很好的准备。

（四）一个真正的WTO赢家：纺织业

肯定会从中国入世获取巨大利益的部门便是纺织及其设备行业。因为，中国在该领域具有全球性领导地位，服装出口占全球的16％和纺织品出口占全球的9％。

纺织和服装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合起来在全部商品出口中占22％，1999年的价值为430亿美元。WTO成员准备取消配额和降低关税，中国入世后将有可能十分巨大地增加纺织品出口，促进中国的就业。

从1974~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纺织品和服装的世界贸易依靠配额进行安排，配额是在关贸总协定《多纤维协定》的规则下通过双边谈判确立的。面对保护国内纺织品生产的政治压力，许多关贸总协定成员无视关贸总协定组织的基本原则，即调控对外贸易时要更多地通过关税而不是配额，以及非歧视地处理问题（配额针对的是低成本国家）。

1995年，WTO（关贸总协定组织的继任者）用《纺织品和服装协定》（ATC）替代《多纤维协定》（MFA），前者为降低并最后取消配额，安排了过渡进程。但是中国当时还不是WTO成员，所以没法享受《纺织品和服装协定》规定的减少配额的利益，而当时已经成为WTO成员的墨西哥和土耳其却眼看着本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迅速增长。

根据《纺织品和服装协定》，到2005年时配额将通过分阶段进行而最终取消，这就给中国以巨大利益。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称，作为WTO成员，中国的服装出口在10年里会增长375％以上。这一出口增长将极大地繁荣农村地区的企业就业。

中国的农民也将从配额的终止中获得利益。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纤维，占全世界纤维生产总量的40％以上。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我们难以估计，一旦配额取消，中国会增加多少个工作岗位，但不防来剖析一下，在世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的美国，棉花行业拥有40万个工作岗位，从农民直到纺织工人。还有北京决定取消棉花的国营贸易垄断并不再确定国内价格，中国的农民还将从这一意义上获取利益。

（五）增值农产品出口

中国农民也一定会在增加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方面以WTO成员国身份取得利益。中国在开发这一市场方面做得还差。2000年出口的水果、蔬菜和鱼类仅值42亿美元。参加WTO后便可要求日本降低保护主义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如不科学的卫生标准等。

中国农民若要享受到这些机会带来的利益，就必须具备生产或提高这些商品的技术或技能，并为起始时的基础设施筹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