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农民收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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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当前，学界中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对农民特别是农民收入构成方面的研究更是如此。业已发表的理论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了。然而，中国的三农研究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解放后又因为严格的户籍控制政策，到现在为止仍有8亿多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中国东西南北农村情况迥异，要用仅从某一地区的数据推理所得理论来解释全国层次的三农问题，无疑是贻笑大方的。本文不求以一推十，只求把自己暑假调研所得的一些数据与大家分享，但求对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有所助益而已。

根据目前学者们对农民收入构成的划分，农民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政性收入。本文尊重这一理论成果，但为了撰写报告的方便，作者根据调研的实际情况将农民的构成分成了大概这样几个元素：土地经营收入，打工收入，工资收入，房屋出租等。

2007年7月17日至21日，作者连同其他四位同学来到安靖镇土地村开展为期五天的实习调研。我们对土地村共9个社（小组）作了全面走访，并随机调查了数十名本地村民。调查发现，本村村民个体虽有所差异，同时又有着高度同质性。对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的调查数据准确无误，足以反映土地村的现实情况。

二、土地村的基本情况

经过调查发现，土地村的在耕土地远不足1300亩。在土地村的几个社中，都有责任田废弃不种的现象。特别是土地村八社，有相当一部分土地闲置，等待政府征用。即使是在耕土地，农民自己也没有尽心耕种。我们发现部分农民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栽上果树（并没有挂果）和柏树（约3年树龄，远远不能成材），就是为了在将来政府征用土地时能够多得些补助费。

在安靖镇的村级政府体制的设置中，“社”作为村级下设的村民自治小组，却是一个实体组织，有着很大的独立性。社自主进行内部财务管理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村委的各项工作也以社为单位进行部署和开展。由于各社离主要公路的远近不同和社内情况的差异，土地村各社的农民收入也存在不小的差距。纯农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也有所差异。

三、典型案例的分析

7月18日上午，我们在一家装潢简陋的茶馆内找到了土地村八社的毛某及他的父亲。毛某约45岁，三口之家，是土地村中年村民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典型代表。

案例一：毛某祖上并不是土地村人，甚至并不是四川人。祖上是从湖南湘潭在建国后湖广填四川时迁到此地的。

据毛某讲，他自己还有三亩责任田，已经不种稻子玉米等粮食作物了，主要是栽培花卉。因为面对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的渠道，种粮食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栽培花卉的收入一般在1万多元。2006年的花卉收入不足15000元，当年没有房租收入，主要是投资兴建房屋，投资额几年下来高达14～15万元（自己的积蓄连同借贷），今年的房租预计收入近四万，按平方米计算的话，每平方米月收益为20～30元，临街的店铺就要贵上许多，约合60～70元/平方米/月。但是在实际计算房租时，大家并不是按平方米计算的，而是按照“间”来计算，每间房子约合200～300元每月。主要租给前来打工的外地人，其中从事纺织业的又占绝大大多数。配偶没有工作，平常主要是帮助自己管理花卉和做家务。

家里另一个收入来源就是自己的女儿。女儿已经二十岁了，未婚，职高没有读完，现在在成都市一家超市上班，月工资在700到800元之间。但是她一般不往家寄钱，自己工资还不够自己花费，有时还需要家里支援。除此之外，家里没有任何其他收入了。

毛某家里父亲尚在（70岁），母亲已经过世了。但父亲并没有随着三个儿子轮着吃住，而是自己开火。老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三兄弟并没有约定每年要给老人的赡养费。毛某自己在2006年给了父亲大约1000元。

当谈及对未来的规划时，毛某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但是作为父母，他们并没有为女儿张罗着说媒。他说，未来嫁女儿肯定是一笔大的花费。我们准备和其他家庭一样，从外面招婿。当地所招的女婿一般来自临近经济不发达的县乡。招婿花钱比较多。女方要准备好房子，仅此一条要10万左右。女方要给男方彩金约1万左右（毛某的打算是一万，但是随后我们通过土地村三社的一位老太太口中得知，村里彩礼一般在3000元左右）。结婚的礼仪费用（要宴请宾客等）也要10000元。毛某自己现在除了盖好房屋外，手里并没有储蓄。当问及怎么处理时，他的回答是“借！”。

如果说毛某代表了土地村比较富裕的中年村民的话，那么来自土地村四社的黎姓老太则是土地村收入上等老年人的典型代表。她今年62岁，仍担任四社妇女社长。自己留有责任田，夫妻二人每月都有280元的养老金，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外当兵，是一个军官，二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当会计，小儿子就是土地村的村主任李某。她本人读过书，初中文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在当地是很少见的。

案例二：黎某说现在常在家吃饭的有5口人：老两口，小儿子夫妇及一个9岁的孙子。自己留有3亩多的责任田，主要种李子，部分租给别的村民栽培蘑菇。土地产出约3000多元/亩，老人在家开了个杂货铺，年收入5000多元。在前年（实际在2004年左右），自己交了2万多年的资金买了社保（当时的政策是政府补助全部金额的30％），现在我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280元的养老金。我是村里的妇女队长，村里要补贴800多元/年。小儿子是土地村村主任，年收入约30000元；儿媳在成都市里一家大商场里卖东西，月收入也有3000多元。大儿子很是孝顺，他每四个月回来看我一次，年年要给我大概5000～6000元的样子。今年老两口投资了12万新建了房子，其中大儿子投资了10万。眼前准备出租出去以收回大儿子的成本。

与他们相比，接受我们访谈的另一位来自八组妇女李某家庭，就显得相对“贫困”了。她家主要有五口人：自己夫妇，小女儿夫妇和一个3岁的外孙。

案例三：据她的说法，今年房屋租金收入约2万元，丈夫当建筑工，工资约为50元/天。家中仅剩5分地（即半亩地）栽种稻子等。大女儿一家到广州打工去了。小女儿在家操持家务，小女婿在火车站附近打工，主要是收铺子等体力活，每月1500元左右。自己闲暇时间为服装加工厂穿珠子，一天能赚20～30元。也就是说她们家的年收入约莫56500元。

另一位典型代表是来自八组村民的郭某，他是典型的三口之家，父母均已过世。

案例四：他家中约有3亩田，收入主要是靠房屋出租和土地产出。3亩地种了大约1亩地的蔬菜，卖菜收入800元/月。其他田里种上了稻子、玉米等。去年年底靠借贷刚刚建成房屋20多间，全部用于出租，租金年收入约莫3万元。儿子已经20多岁，在成都攻读研究生，由于儿子今年新添置了电脑，花费了约14000元。现在还负债54000元。

四、对农民收入构成的初步分析

根据以上案例和官方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内容：

一、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农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已经从以土地种植收入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农业过渡到了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乡结合部新类型——收入构成多元化。

众所周知，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主要收入就是土地种植收入。而在当地，受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农民的收入构成多样化，包括了三个产业部门。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村农业已经不是村民的最佳选择，面对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的渠道，选择农业意味着丧失更大的机会成本，打工或者房屋出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二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成为了厂房或者商业住宅区。剩下的可耕种土地已不多见，失地农民不得不另谋活路，寻找另外的收入途径。

二、土地村农民的主要收入以房屋出租为主，其它工资性收入为辅，土地经营收入退居其次。

造成这种收入结构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思路不无关系。安靖镇提出了实现“一个目标”和推进“三个集中”的政策，重点发展“四大支柱产业：市场物流业，校园服务产业，生态休闲产业和房屋出租产业。在这种发展思路的指导下，土地村现在基本是“家家是厂房，处处是工厂”，但当地农民在经营工厂和经商上没有优势，兴建或修葺房屋以出租给外来打工的人口便成为了绝大多数农民的选择。

从纵向来看，农民收入的组成部分中增加了更多的现代化因素，农民收入的多元化过程就是农村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农民收入的多元之“元”，就是工业、商业及其它服务业。如图一所示的黎姓老太太家庭收入构成：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黎姓老太太家庭中上班收入和打工收入共占了80％份额，土地经营所得仅占全部收入的13％，商业收入也占到了7％的份额。

五、城乡一体化中影响农民收入构成的因素考察

根据土地村的调查数据和实际情况，我把城乡一体化中对影响农民收入构成因素分为这样几个方面：土地所有制结构，当地经济大环境的外部影响、政府政策的推动、历史惯性等。

1、土地所有制结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逐步落实，带来了一个时期以来的农村经济飞速发展，农民收人也随之大幅度提高。而最近几年，土地村已经不是单纯的农业经济了。经济结构和市场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产品在本地市场没有竞争优势，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渐增加。“在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经营规模小的现实情况下，不改变农民收人的构成格局，开辟新的增收渠道，要想实质上改变农民增收难的现况是不可能的。”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土地村以土地使用权换取资金，开始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此时，原本有地的农民就变成了失地农民。如前文所述，这部分农民在拿到补偿款后便不得不开始多样化的投资。有的农民甚至是被迫从事打工行业的。

2、当地经济局势大环境的外部作用

土地村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经济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明显，土地平坦，虽土壤肥力略弱，但临近府河，凭靠便利的灌溉条件，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很强，这解释了为什么部分农民仍从事着传统农业；交通便利，成铁西环线穿镇而过，距成都火车站仅5公里，为土地村发展物流业和服装加工业提供了可能性；背靠荷花池、五块石、金府机电城等西南地区有名的大市场，直接促进了村庄形成“家家是工厂”的工业格局，并引进巨额资金，建成了“XX金属厂”“XX物流中心”；人口流动量大，外来人口大大超过了本地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两倍多，导致了租房的市场需求等等。

3、政府政策的正负作用

其实，在我们的调研中听到了许多指责当地政府的言语。例如有的反映土地村八社的土地补偿款没有发放到农民手中（由于调研有着时间和经费的研制，我们未能够和八社社长取得联系，无法证实这一消息的证实性。但有四位村民出来向我们的调研者提供材料）。

不过客观的讲，本地政府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特别是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卓有成效的，土地村的村民平均年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政府功不可没。村政府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当地的提法是“以地权换资金”）引进了大量资金，促成两家大的公司在土地村落户，创造了约2000个工作岗位，现在的土地村年资金流转量超过了1个亿。政府在协调当地出租房建设和租房市场需求方面的努力不大，我们发现部分农民建成出租房后面临着将近饱和的市场，租不出去，这对以租房收入为主的农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坏的消息了——“房子能租出去呢，就有饭吃，租不去呢，连饭都吃不起！”。

4、昔日的“刺绣之乡”，今天的服装加工工厂。

历史上的安靖素有“刺绣之乡”的美誉，是蜀绣的发源地之一。历史的惯性使土地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服装加工业作为当地的优先发展产业。

六、土地村农民收入构成存在的几个问题

在我的调研过程中，常常产生一些疑问，例如：为什么村里两家大的公司创造了2000多个工作岗位而村里人鲜有人在其中就业呢？在土地村开厂房做服装加工和商铺经营的老板们绝大部分是外地人，为什么本地人没有参与呢……

这么多的问题，有的在当地人的口中得到了部分解答，有的没有人能给我答案。我在整理调查笔记进行理论分析的时候做出了另一部分解答。下面我就土地村农民收入构成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出自己的一些判断。

1、对房屋出租的依赖性太过强烈，结构不合理。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房屋租金收入占土地村村民收入的大部分份额，有的高达80%以上。据土地村七社的一位妇女介绍，她家对房屋租金的依赖性更强，基本上全部是靠房屋出租生活；二是，农民要增加收入，并不是依靠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是“随大流”扩建房屋来求取房租。案例一中的毛某就是这类城乡一体化收入构成变化的典型代表，如图二所示：毛某2006年收入仅有26000元，人均收入8667元，农业收入比重70％；2007年收取房屋租金后，在没有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收入净增加40000元，全年总收入达66000元，人均收入22000元，农业比重28％，房屋出租收入高达60％。但是，目前房屋出租业基本上接近饱和。新建的质量不过硬房屋或离主要公路远的房屋租出去就有一定困难了。

2、打工收入低，强度大，需长时间离家。

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只有部分得到了转移。男劳力在火车站附近和成都市区干收铺子、送东西等体力活，工资一般在1500元左右。妇女劳力的转移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些文化的就在城市市区商场当售货员或收银员，另一种就是到广东等南方地区进厂打工。

3、土地征用，农业荒废，农村稳定基础丧失，同时又没有和城市接轨：各种社会保障

没有到位。

土地使用权已经转让的农民失去了与他们千百年来血肉相连的土地，部分农民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当地政府又没有将他们全部妥善安置，有人对征地补偿款数额不满，出现过闹事事件，虽然得到了部分解决，但这部分人仍成为了土地村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各种社会保障也没有到位。养老保障需要前期需要大批资金的投入，参保率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不能完全覆盖全村人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暂时不能满足村民们的需求，但村民对未来预期乐观。

4、土地适度经营规模化不够。

过去在土地村并没有进行大规模地进行政府征地时，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劳作，缺乏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工商业资本很少参与到农业经营中来。目前土地被大块征用，剩下仍然以大块田地为主，另外有部分零星田地，因此完全有条件进行规模化经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值得赞赏的探索，例如花卉种植业初具规模，取得了一定成就，由于政府对此控制较为严格，农民需要办理“资格证”才能种植，限制了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应该“引导和鼓励工商资本参与农业开发”。

5、自身素质低，资金缺乏。

让我们回到本节开头的两个问题上：为什么村里两家大的公司创造了2000多个工作岗位而村里人鲜有人在其中就业呢？在土地村开厂房做服装加工和商铺经营的老板们绝大部分是外地人，为什么本地人没有参与呢？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本地村民素质低，在与外来人口的竞争中并不占优势，他们和其它地区的农民一样，没有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中立足的商业头脑和管理才能，缺乏购买设备和前期投资的资金。对此，官方有着另一种解释：本地村民有着房租收入。可以不参加劳动就可以得到高额收入，不愿意到厂里受苦受累。但我们在实际调研中确实发现部分较贫困农民非常愿意到厂里工作，但由于达不到厂方要求或没有门路没有得到工作。对此，政府应该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对自主创业的村民进行适当的贷款补助或者提供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