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进程中的乡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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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闹事、上访

从前面的叙述中看看到，在征地补偿、拆迁赔偿、新居建造、社会保障安置和再就业问题上，农民并没有免除后顾之忧，农民的不满情绪往往以“闹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形式，比如有的社因为觉得钱没有按规定发到农民手中，因而阻挠施工；有些因为房屋拆迁赔偿不合理，因而阻止拆迁，等等。影响最大的要数去年发生在雍渡村的村民群体上访事件。近90％的农户为上访筹了款，10元/户。最终的结果是镇政府和村两委迫于压力，为全村人均补偿了一千几百元，原先打算卖给开发商的几十亩地，也将按照事先的规划建成村民休闲广场。上访暂时告一段落。一封题为《还老百姓一个公道》的上访信交代了村民上访的缘由。

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尊敬的政府各级领导：

你们好！

我们是四川省郫县安靖x村村民，我们生活在天府之国的边缘，自然也是看着成都这块热土这些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切实的提高，相信这些都是在应证党和政府先进英明的领导。

现在，也就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政府以进一步提高老百姓生活质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精神为出发点，为本村引进国际集团项目，我们老百姓由衷感激党和政府这一卓有远见的工作举措。从那时候起，我们每一个老百姓无不拍手称道人民的政府为人民美好精神，同时也开始为不远处的“好”日子构画着自己心里的一份蓝图。

但是，美好的东西总是浮于表面。就如一个鸡蛋，外表看起来光洁如鲜，把壳打烂后里面的汤汤水水就全都出来了。当现实与预计相去甚远时，是否可以产生一些疑问呢？

同是安靖镇所在管辖范围内，土地村、方碑村农民安置房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为45平方米，到了我们x村民头上，为什么人均就只有36平方米。据说仅这36平方米还是我们的父母官为我们争取到的，党中央文件只答应给我们35平方米。如果说每个村都是安靖的孩子的话，我们x村就应该是最瘦的那个，难道是因为瘦，胃口小，就应该少占地方少吃饭吗？不过，应该承认，我们的父母官的确做事仔细且有经济头脑，把一些他们自称是“边角余料”的土地“变废为宝”，以几百个街道铺面地皮的形式高价出售，实现了其经济价值。至于这笔资金作何安排，相信我们的父母官已经在不分节假日的会议中确定了它的走向。

相信，投资商征用我们的土地不会是用来种粮食。如果是用来种粮食，还可以有个土质优劣的说法。那么，为什么统一征用的土地社与社之间要划分不同的补偿标准呢？按照父母官给我们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缩小农户之间的赔付差距，对这样的说法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最初，大家的责任承包田亩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后来的发展变化中，一部份人的土地被外来投资商租用或征用了一些。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少了田亩的人已经得到了相应的补偿，也就是说这部份人已经试先走在了奔小康路的前头。如果要缩小差距，后面一部份人的土地应该相比前面那部份人的土地补偿标准要相同或高一些才算合理吧？为什么还要“借前面来压后面的价呢？”究竟怎样才算是合法合理的补偿标准，党中央出据给我们老百姓的政策是怎样的，我们都无从知晓。

尽管老百姓文化知识不多，但一些基本的道理还是懂的。地方上的大事情我们老百姓是插不了手，也不应该插手。所以，我们只是默默地配合领导的指导方针。就像一条鱼，被拉出水面以后，用来蒸还是煎，总应有个知情权吧？

根据成都市国土局2005年十月十八日《关于进理步规范我市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若干意见》所规定：征地时必须对被征地农民公开、公告征地的目的、批文、补偿标准和其它相关文件，以及具体的征地面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定：失地农民有权知道原属责任承包田的租用或征用情况，并在农民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租用或征用给其它企事业单位，不允许某些领导隐瞒农民签署任何租征用合同。

可能我们的父母官对“父母”二字的意义领会得太深，以至于只顾着履行“大人做事，小孩子别插嘴”的原则，把党中央或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思想都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关于我们土地的支配问题——征用多少，租用多少，利用多少来建造新家园，还剩余多少原封不动的，征用和租用分别是多少钱一亩，剩余原封不动的如何处理。这等等的一切都成了“大人们”保守的秘密。做“子女”的再“多管闲事”就要挨板子。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思索，当领导做“大人”的也太专横主义了吧？光是这土地支配问题不让大家知情不说，就连几百个铺面的出售，事先也未向我们老百姓透露半点风声。后来见老百姓实在知情心切，我们的父母官领导才把情况一点一点地告诉大家。据我们分析，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可能刚开始还在销售进程中，不便于告诉大家，这样显示出领导不愧是有沉着谨慎的一面；二是可能领导考到销售所得金额巨大，一下子说出来会吓坏一些身体虚弱或是患有心脏病的老百姓，所以他们一点一点地说，从几十个说到上百个。

俗话说安居乐业嘛，意思是要先有安稳舒适的居家环境的前提下，人们才能高高兴兴地去做好自己的工作，从而才能为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点自己微薄的力量。我们这个被称为示典的新型社区，能够容纳好几万人。时至今日，连一些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都还没有着落。只听领导“大人”说过，以后什么都会有的。但据我们实际察看，除去住房建筑占地，空余的地面积已经所剩无几了。按照“大人”的意思，难不成要将医院、幼儿园、老年活动场所之类的建成空中楼阁吗？要不然它们哪里去找栖身之处呢？可见，并不是“大人”说的话就百分百地正确。

看着我们的父母官在百忙中抽不出时间，于是我们带着诸多的疑问，想到更高一级的领导处去寻求解答。但这时，我们父母官的表现就有些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了。我们只是想去解除一些疑问，他们有必要紧张成那样子吗？有必要对我们百般阻挠吗？组织大量警力，就差动用军队了。

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时，只希望我们的父母官能用公开、公平、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子民”，从而让我们老百姓能够得到合法合理的安置和补偿。

老百姓始终坚信：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党，党和政府为人民。

XXX

x村全体失地村民

2006.10.10

（二）农民闲暇与人生价值

征地以后，提前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未实现再就业的中青年人，就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茶馆是大多数人打发闲暇的去处。当然老年人去茶馆，不一定打牌，有时候他们只是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谈天说地。而中青年去茶馆，则一般要打牌，很少见茶馆里面的中青年人“闲”得住的，尽管他们有时候由于赶不上桌，而只能在一旁观看。与征地之前相比，闲暇时间增多了；与在“院子”公共场域中闲暇相比，打发闲暇时间的消费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当然，我们不应该对农民增加了一些闲暇消费就说三道四，这里我们并不涉及有关个人权利的话题，我们要说的是：如果说交往本来就是人的生存需求的话，那么征地前后交往场域的变化，就说明了在现时代对公共生活（交往）的迫切需要。如果说，在新农村建设中为农民投资新建一些公共活动场所，引导农民转变公共活动方式，那无疑是迎合了闲暇农民的需求。进一步讨论下去，为什么打发闲暇时间的交往场域会发生变化？如果把仅仅把“征地”当作原因，是不足以让人信服的，这还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征地”至多只能当作这种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换句话说，发生这种场域变化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异质化程度，而削弱其同质化程度，尤其是在诸如地处大城市之郊的安靖农村，市场化的程度更深刻地改变着农民的生活。如何理解呢？费孝通说，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农民“生于斯、死于斯”，已经熟悉到了不用思考就可以按地方规矩来行为，就可以理解其他人会如何行事的地步，以致“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7]即便是在迈向现代化的集体时代，农民们也是在天天见面，共同劳动、共同参加集体活动，没有职业上的分化，较为均等的收入分配，较少的社会流动，共同的地方生活经验和生活规范，这些都使得人与人之间维持着较高的同质化水平，从而人们的心理防线维持在较为“松懈”的水平，心理上的差距也较小。改革开放后，集体劳动变成了个体劳动，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着各行各业，社会流动增加了，职业分化了，社会交往圈扩大了，农民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了，收入差距加大了，生活经验和习惯多样化了，简言之，异质化程度提高了，“院子”公共场域可以找到的公共话题减少了，“院子”公共场域提供的交往对象有限了，于是人们把脚步移到了更大的公共场域——只要付费就可以进入的“茶馆”是当然的场域之一（我推测，而人们讨论的话题也从“私人生活领域”退出而较多地转向了“公共生活领域”）。交往场域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在征地之前它就在悄然地变化着，直到征地之后“院子”公共场域的消逝，它还将继续变化着，市场化的脚步不停滞，变化的脚步就不会停滞。

回到“茶馆”式的公共场域的闲暇打发方式上来，讨论闲暇人群的人生价值。如果说老人们到茶馆去消磨时光是他们在奉献了一生之后应该有的享受的话，那么，作为这种享受本身就是人生追求的价值之一。如果说这种“职业化的享受”天生只能是人生的一阶段——老年阶段的专利的话，那么如何理解中青年人也把“茶馆生活”当作职业化的享受呢？不排除某些中青年人确实已经从心理上认同了这是他们的收入渠道之一（不论这种观念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也不能否认确实因为存在无法再就业的问题，使得部分人“被迫”进了茶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这样的生活长久下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的意义，是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如何将有限的生命放再无限的生活长流中，从而获得意义”[8]，并为未来的人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是有关人为何要不断生存和发展下去的根本问题。调查中，一位老人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天天泡茶馆，社会就要乱，乱还谈什么发展呐？”能将有限的生命放在无限的生活长流中，从而获得意义，并为未来的人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的，只有劳动。劳动不仅创造出人类生生不息所必须的物质财富，劳动还满足着人们不断提高的精神需求，在劳动中人类还不断塑造着人类自身，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依赖于人的劳动，这也正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已经劳动过了，或者说已经丧失了继续劳动的能力，他们在享受着他们前半生所创造的一部分，并把剩余的部分留作后来人发展的基础，享受的价值于他们而言就是他们后半生的人生价值。对于部分中青年人而言，或许他们真正把“麻将”当作了劳动，但那是真正的劳动吗？那既不能创造物质财富，更不能创造精神财富，甚至连精神享受都算不上。而对于那些“被迫”进了茶馆的中青年人来讲，他们渴望真正的劳动，他们欲求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而不可得。

六、村社共同体

“当一个村庄中的全体或大部分成员意识到自己同属一个村庄，大家有着明确的共同利益，共享对人际关系和外界社会的共同看法，能有效地组织村内的合作，应付外界环境变化对村庄的影响，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进行与外部社会的交往，我们就可以说这样的村庄是一个村庄共同体。”[9]“抽象地讲，村庄共同体由三种边界构成，一是自然边界，二是社会边界，三是文化边界。自然边界构成人们交往的空间与基础，当前村委会一级的自然边界一般都很清晰；社会边界是对村民身份的社会确认或法律确认，具有村籍就具有村民的公共待遇，就可以承包村集体的土地，就可以从村集体收益中享受再分配的好处。村庄有保护村民的义务。反过来，村民也存有对村庄的义务；文化边界即村民是否在心理上认可自己的村民身份，是否看重村庄生活的价值，是否面向村庄而生活。”[10]考察村庄共同体的边界构成，蕴含着考察村庄共同体本身是否存在以及怎样才能形成村庄共同体。在目前的安靖是否存在村庄共同体呢？让我们从上述三种边界来考察。

（一）自然边界日渐开放

“自然边界是村庄内频繁的生产互助和生活交往的基础。”作为共同体存在的村庄，“要有自己确定的地域范围和物质设施。目前，对村庄共同体自然边界最具决定性的是村庄土地的集体所有。一个村庄有自己确定的土地，山林、水面等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边界。边界确定了一个村民相对于他村庄的自然区位，自然资源数量则成了村庄之间经济和社会差别的重要基础。”[11]不能说目前的安靖各村的自然边界是清晰的。尽管每个村委会都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地域管辖范围，知道自己管辖着多大的土地面积，多少人口，多大的水面等等；而且，随着城郊农村土地的升值，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大片的土地被征作非农之用，村庄管辖的土地面积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村庄可掌握的集体财富的多少。但是仅仅以村庄土地的集体所有，是不足以界定城市化进程中安靖各村的自然边界的。安靖镇的事实是，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少集体土地被拍卖，或者被集体租用，尽管人们凭借着以往的“一亩三分”获得补偿和租金，但是在甲村的“一亩三分”和在乙村或者丙村的“一亩三分”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至于在甲村可以多分一份和在乙村少分一份存在着的差别，随着农民收入渠道的多样化以及土地收益在总收入中比例越来越小，这一差别对构成村庄之间经济和社会差别的影响小之又小。而且随着征地过程中，旧居拆迁而在政府划定的地方集中建造新居，一些村社已经连在一起，甚至交叉，边界已经模糊。另外，安靖也有“合村并组”，这意味着无论分与和，村庄都面临着对自身的自然边界进行重新界定，由此而带来了村庄成员资格的认定、利益分配以及成员义务的分担等方面的矛盾。

（二）社会边界受到冲击

安靖镇各村社的社会边界在总体上是清晰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找到证据：一是前文提到的关于由于婚姻而带来的新增人口户口的“土政策”；二是严格排除外来务工经商者入村籍。我们在土地四社碰到一对来自遂宁的夫妇，他们带着两个女儿在本地打工了15年之久，但是仍然不能入村籍。他们打算在老了之后仍然回到老家，他们买不起本地的土地（使用权），因为太贵，据说他们即使有经济能力在本地买到土地和房屋，他们还是不能入村籍。需要指出的是，对获得村庄成员资格的条件的严格限制，只是缘于安靖镇的村庄均属“资源分配型”村庄，这些严格限制的唯一意义在于，它使村民分享集体收益的权利不受到侵犯。

但是，仅仅考察获得村庄成员资格的条件是不够的，考察社会边界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考察村庄成员之间的人际联系与互动、村庄成员共享规范的约束力以及维护村社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能力，正是从这一层面，我们才说安靖镇各村社的社会边界受到了冲击。前文已经提到人们的闲暇打发场所逐渐由“院子”公共场域转向了更具有开放性的“茶馆”之类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人们谈论话题的转变意味着村庄公共舆论力量的衰弱，原有的村庄成员共享规范的约束力量无论是对村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还是普通村民都越来越失效，而新的共同规范却因为村民异质化程度的提高而难以形成。村社的集体收益以及共同的集体收益分享权利可能刺激村民为维护这一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但这一刺激作用同时可能受到多个因素的作用力而削弱。村庄成员收入渠道的多样化以及土地收益在总收入中比例越来越小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其次，集体行动是需要村庄精英发挥作用的，因此对精英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一要有发现公共利益的能力，那村庄精英就必须有胆识，有气魄，有长远眼光；二要出面宣传公共利益，使村民相信集体行动能增进个体利益，这就要求精英必须有相当的表达能力，善于说服人或者压服人；三要组织集体行动，精英由此就得具有出众的组织才干，指挥众人协调矛盾的本领；四要公正分配利益，这就要求精英要有一心为公的好品德，不贪图个人私利，不有意偏袒一部分人，侵害一部分人。村庄有这样的治理精英是形成共同体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2]但是在安靖，巨额的集体收益恰恰是为牟取个人利益而觊觎的目标，因为，社会流动加剧，异质化程度提高，共同规范解体，公共舆论评价系统崩溃。

（三）文化边界受到挑战

贺雪峰教授说：“对于村集体占有大量经济资源，村民可以从村集体的再分配中获益的村庄，村民有更多关心村庄的理由。村庄占有经济资源，可以拉近村民对村庄的感情，村民以是这个村庄的村民为荣。这时候，村庄的自然边界模糊（比如城市化引致的），并不影响村庄的共同体性质。反过来，一个村庄虽然有明确的自然边界，但村民不能从村民身份中获得好处，他就乐意放弃村民的身份，村庄的社会边界因此模糊起来。”[13]我要补充说，当村民从村庄中获取的好处对他们而言越来越不重要的时候，村庄对村民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小，从而对村庄的文化边界构成挑战，这里我不打算熬述，为什么对安靖的村民而言这种吸引力会越来越小。在安靖，村干部职位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但并不意味着村干部具有村庄生活面向，村干部并不把村庄作为成就他们事业的舞台，罩在村干部头上的意识形态的荣耀光环早已荡然无存，他们也不再将村民整体福利的提升当作荣耀（尽管他们的某些做法事实上有利于增进村民的福祉），而把以干部身份和权力牟取个人利益当作主要目标，并为进而“跳出农门”打下经济基础和积累社会资本。而对一般村民而言，“村庄由于有来自城市的强大经济优势和先进生活方式的吸引，已丧失对村民的向心力”[14]，稍有能力和资本的村民便“跳出农门”，从而割断与村庄的社会联系和心理联系。当村庄成员不以村庄生活为未来预期的时候，村庄的文化边界自然模糊起来，村民不再在乎自己在村庄中的面子和影响力，也不在乎村庄对自己的评价，即村庄成员并不认为能在村庄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文化边界受到的挑战同样削弱了村庄成员为维护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从而使巩固村庄共同体的可能性进一步丧失。

小结一下以上所述，在安靖镇的各个村社，村庄共同体已经解体。如果说非要说共同体还存在，那维系共同体的唯一纽带只是那对许多村庄成员而言越来越不重要的集体收益的分享资格。

有必要澄清一下，为什么在存在着分享集体收益的好处的情况下，分享集体收益的好处并没有促进村庄共同体的巩固呢？这只能放在历史语境中去解释，那就是在有集体收益可供分享之前，村庄共同解体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挽回，或者说，在经济社会变迁中，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地方政府，又或者是村庄成员自身没有挽回这一趋势的社会经济环境和驱动力量。而当分享集体收益好处的时机突然到来之前，并不具备一个时刻准备着村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