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进程中的乡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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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靖地处成都平原腹心地带，位于“银郫县”东端，正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之前，安靖镇有耕地面积17061亩，人均可耕地面积0.8亩左右，以农业为主，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小麦，少量种植玉米；主要经济作物为油菜、各种蔬菜、各种花卉和经济林木。目前镇内的90%以上的耕地已被征和出租，主要用于引进企业、房地产开发、居民安置房建设、市场建设、道路扩建、生态休闲农业、学校医院建设等。本报告将呈现“非农化”的城乡统筹进程中的乡村秩序。

一、家庭结构、养老与计划生育

安靖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如果一家有几个儿子的话，一般结婚一个就分家一个，但老年夫妇不与最小的儿子分家。如果老人跟随小儿子生活，其他的兄弟则根据他们之间的商议，按时给父母口粮、食用油和零花钱，遇到老人生大病，则医疗费用由所有儿女均摊。也有父母分别跟两个子女生活的，这种情况以家中只有两个子女，且他们组成的新家庭都在本地生活的情况居多[1]。也有极少数老人不愿意与子女一起生活的情况。

例如在土地村四社，有一个姓何的老人，就不愿意继续与儿子生活在一起。何老大爷今年已经71岁，老伴已经去世多年，膝下四个儿子都已经成婚。按照四个儿子原先的养老协议，老人每家生活一年，四个儿子轮流供养。今年正好要完成一个循环了，老人提出以后要单独生活，理由是，在儿子家吃饭了时候，要看儿媳妇的脸色。目前关于何老大爷今后的养老办法，四个儿子还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等今年吃完了再说，如果他们不同意（指四个儿子不同意老人单独生活），我要找大队和社的干部”。

在安靖，因养老问题发生家庭矛盾的很少见，我们还没有听说过有老人自杀的现象。虽然，与传统社会相比，老人在家庭中地位有所下降，老人的劳动收入并不构成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这时“媳妇一般比婆婆厉害”，家中重大决策由儿子拍板，老人“退居二线”，但老人在家中仍然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由于没有了土地，中青年人一般就近打工，因此老人承担了大部分带小孩的工作；另外，自家的新房一般都部分用于出租，子女白天不在家，所以看家的责任也自然落到了老人们的肩上。生活无忧和有事情做，老人就不会感到空虚。

例如，方碑村二社的徐老太太老两口的生活就比较典型。徐老太太已75岁，两个儿子在本社居住，儿子们的门面紧挨着，平常老人分别帮两个儿子看管门面，分别在两家吃饭，但住在一起。土地被征用以后，根据政策，两个儿子分别为两位老人买了养老保险，现在每人每月能领到280元的保险金。除此以外，徐老太太还常接些零活，主要是从服装加工老板那里领来衣服，然后往上串花纹纽扣，每天可以完成20多件，每件能赚0.4元。缝年过节，女儿会回娘家看望老人，并给老人买些礼物和给些零用钱。老伴自然做不来这些针线活，儿子在家的时候，他就有空去茶馆，茶水0.5元/人，有时候打点牌。

土地四社的黎老太太，今年62岁，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村民，老伴李大爷是上门女婿，来自河北。老两口膝下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部队上的团级军官，二儿子在成都一家公司当会计，小儿子现在是本村的村主任。黎老太太本人担任本队的妇女队长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老两口现在和小儿子一起生活，家里还有三亩多地，一亩多地种了李树，其余的租给了外地人种蘑菇，土地收入一年接近4000元；老两口都买了养老保险，现在每人每月能领到280元的养老金；她们还在家从事杂货经营，每年可以赚6000多元；大儿子每工作四个月，就会回成都疗养四个月，每次回家总会给老人一些钱，一年下来也要给6000多元；2004年大儿子还出资10万元，重建了老家的房子。老人打算将房子部分出租，收回资金将10万元退给大儿子。老两口的主要支出：吃和穿大约花费5000元/年，而且已经过得相当宽裕；医疗费用大约500多元/年；赶人情大约1500元/年。这样，老两口每年还能节余15000多元。除了物质上的充足外，她们精神上也比较愉悦。首先儿孙比较孝顺，其次她们自己比较友善，附近的本地人和稍微熟一点的外地人经常来她们的杂货铺闲坐。她们待人也十分客气大方。我们在访问黎老太太的过程中，就有一位老者来次买了一瓶啤酒，坐在这里喝了起来，李大爷则随手抓了一把花生送上，两人就聊了起来。她们的杂货铺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准公共场所”。

如果说方碑村二社徐老太太老两口的生活比较典型、土地四社黎老太太的生活代表了本地上等水平的老年生活的话，那么方桥村二社付老太太的艰难生活就是特例。付老太太今年72岁，老伴已经去世多年，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在本社生活得比较富裕，拥有一辆低档的私人小汽车，但是拒绝供养老人，甚至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与老人说过话了，也不与弟弟和姐姐来往；二儿子因抢劫罪判刑三年，今年将刑满释放；女儿嫁到了另外一个村，每年能来看望老人两三次，买些礼物和给点零花钱。付老太太现在单独住在破旧的小瓦房里，生活自理，其主要生活来源分为两部分：一是0.5亩土地出租，每年大约有650元的收入；二是做“扯纱线”[2]之类的零工，每天大约有7元钱的收入。老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必须到市场上去购买，遇到亲戚和同社人的红白喜事，老人一般要上20元的礼金。在物质生活上，老人现在还能勉强维持，但与众多的老人相比，她在精神上过得孤苦伶仃，既没有孝顺儿子儿媳的问寒问暖，也享受不到生活的闲适安逸。据旁人所说，大儿子之所以拒绝供养老人，是有理由的。几年前，60多岁付老太太改嫁到邻镇，但实际上没有办理正式的手续。老人在那里大概生活了四年，可能与老伴的儿女不太和睦，过不下去了，于是又回到本村居住。大儿子觉得老人已经几十岁了，还改嫁，现在又被迫回村，脸上很无光，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愿意再认这个母亲，拒绝承担任何养老责任。虽然经过村干部多次调解，但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据说大儿子长的五大三粗的，比较蛮横，周围的人也都不敢惹他。

目前安靖以三口、四口和五口之家居多。家中没有老人同吃同住的，一般为三口之家；有一个老人的，就为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老人同吃同住，则一般为五口之家。这种家庭人口数目除了与前述本地的养老习俗有关以外，更重要的是与本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安靖的计划生育实行比较早，相较全国的其他地区而言，难度也较小。自1960年代，安靖就开始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一般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小孩的夫妇，都容易被动员去采取节育措施。70年代最后两年，这里开始严格执行一对夫妇只准生两胎的政策，强制二孩夫妇结扎。这一政策的执行难度并不大，从实践情况来看，许多一孩夫妇都自愿结扎了，所以在后来执行一对夫妇只准生一胎的政策时（只有头胎是女儿，且几代单传或弟兄之间有不能生育的，可生第二胎），也比较容易。1987年，四川省放宽了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准许生第二胎：县以上医院证明头胎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夫妻双方中一方是初婚初育的；夫妻双方有一方是三代单传的，或者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男女平等的观念、少生优生的好处、农民负担的增加以及子女教育抚养费用的大幅度增加，使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极少见。

二、家庭收支

目前农民的主要收入渠道有三种：房屋出租、土地出租和打工。老人的收入来源则主要有两种，一是养老保险金，二是做零活或经营小生意。农民的其它收入来源则可以细分为养老保险金、当村社干部、养殖、开幼儿园、开杂货铺、跑运输、开茶馆等多种方式。农民的主要常规支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吃、穿及零用；医疗；赶人情；教育等。下表是几个农户每年典型的大致收支状况表。

表中除林某认为收入比征地前降低、生活压力增大外，多数农民都认为，土地被征用之后，他们的收入和支出（尤其是生活开支）都有所提高，年节余有所增加。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大面积的土地被征用之后，许多失地的农民并没有实现再就业，尤其是那些没有任何手艺的农民，只能靠收租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如果房屋没有出租出去或者租金收入微薄，即便是没有手艺的农民，迫于养家的压力，也必须想办法出去打工或做小生意。以房屋出租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房子能租出去呢，就有饭吃，租不去呢，连饭都吃不起！”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有些房屋无法租出去，特别是那些用作居住的出租房。还需要说明的是，征地补偿款和旧房拆迁赔偿款，往往不够建新房之用，需要另外自筹资金，不少农民因而陷入债务之中，这也是该表没有反映出来的。

三、家庭纠纷、上门女婿与离婚现象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自古只有乖乖女，哪有十全十美媳”，一家人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但因家庭纠纷而导致喝农药、吃老鼠药或者上吊自杀的现象在本地很少，至少我们的访问中还没有收集到这类案例。家庭纠纷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夫妻之间矛盾，主要原因为（1）夫妻异地，相互怀疑对方的不忠，（2）妻子讨厌丈夫的不良习气，或者埋怨丈夫没有本事；二是子辈与老人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子辈责怪对各个子女的照顾和分配不公平，或者是由于养老问题而引发纠纷，上文提到的何老大爷和付老太太的境况就是典型。影响比较小的纠纷，有时候就在家庭内部自动消融了，“一家人没有隔夜仇”，“床头打架床尾和”，更何况，“家丑不外扬”还是村民们坚持的基本面子观。影响突破家庭范围的纠纷，妇女社长往往都会过问并调解。妇女社长一般都上了一定的年纪，读过书，见过世面，在本地生活了几十年，说话比较有分量，能够化解不少矛盾。当然，更大的矛盾冲突就需要求助村干部、司法所甚至法院来解决了，但这种情况比较少，因为村民们都知道，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往往还需要承受经济损失，“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熟人之间日后还可能会积怨更深。成都平原人的包容和大度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助于阻止事态发展到“不争馒头争口气”的程度。

上门女婿比较多，这与多数城郊农村的情况相似。在安靖，基本上每个社都有好几户是男方落户到女方，多的甚至达到十几、二十多户。上门女婿一般都来自山区，相较而言，本地经济发展水平高，生活条件要好；距大城市近便，拥有较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和宽阔的收入渠道，在本地打工或者经人介绍结识了本地女孩，不少人就愿意在此地落户安家。另外，本镇的各个村，都可以归类为“资源分配型”村庄[3]，有较多的集体收益可供在籍村民分享，凡符合本地“土政策”的女孩一般不愿意外嫁。这里有必要对“土政策”作一下解释说明。一般而言，如果是独生子女，外嫁或在家迎娶都不受限制；不论个数的多少，儿子都可以在家迎娶；有儿子在家迎娶的，则女儿必须外嫁；只有女儿的，则只能留一个在家招婿；外嫁的，自动从本村迁出户籍，也不再参与村社集体收益的分配。也有些外嫁的，虽然按“土政策”把户口迁出了本村，也不再参与村社集体经济的分配，但还是在本地安家落户。凭借着“土政策”，当地人控制着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人口规模。

上门女婿现象的增多是否导致离婚现象的增加有待进一步求证。不过，近些年，离婚的案例确实增多。在方桥村二社调查时，有一次恰好有三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来凑热闹，其中两个的父母就离异了。有个女孩的父亲有三兄妹，父亲离了婚，叔叔离了婚，外嫁的姑姑也离了婚。下面介绍两个典型的离婚案例。

方桥村二社有一户，男的在外打工，经常不在家，女的在家务农。男的怀疑女的在家另外有相好的人，女的怀疑男的有外遇。有一次，男的打工回家后，发现妻子已经有几天不在家了。于是，男的找了几个人在镇上找到了妻子的“男朋友”，几个人把“男朋友”弄到了方桥村的家中，暴打了一顿，理由是：“即便他们两个关系不和，矛盾很深，但还没有正式离婚，这是给人家戴‘绿帽子’。”把这个“男朋友”教训了一顿后，夫妻二人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男的至今没有再婚，女的据说与“男朋友”结了婚。

土地村四社有一户，男的41岁，爱喝酒。女的是乐至县人，离过婚，听了介绍人的话，嫁了过来。生活一段时间后，生了一个女儿，才几个月大。夫妻两人一直过得不怎么和睦，女的嫌弃男的没本事，养不起家，还爱喝酒，反而女的自己比较有能耐，能赚到钱。二人因此经常吵架，村社干部调解无效，二人到法院离了婚，才几个月的女儿判给了男方。

近几年，媒人介绍的婚姻和跨地区的婚姻增多，夫妇双方在婚前了解较少，双方父母婚后也不经常来往，夫妇的矛盾得不到双方父母的及时调解；新婚姻法简化了离婚的手续，离婚不需基层组织同意并出示证明，只需双方到民政部门或一方到法院办理相关手续就行了；随着法制观念的加强，夫妇双方的权利意识更强了。因此，离婚明显增加，几乎各社都有离婚的。

四、红白喜事：市场化取代互助

红白喜事对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姓氏而言往往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件。对于结婚而言，虽然办理了结婚证的婚姻就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一对新人要被认可和接纳，是必须经过举办婚礼、宴请亲戚朋友及同社成员这一道程序的，这里人以此作为成就一对新人的标志。当然，同社成员一般不需要主人家主动邀请，也不是所有成员都一定前来祝贺。同社成员来的多少，往往包含了主人家的面子因素。“礼尚往来”是大家遵行的基本原则，在平日的生活中，为人比较友善又乐于人情往来的主人家在办喜事的时候，同社的村民也愿意“报之以李”，而收到的“李”越多，也表示主人家越有面子，这里面子是流向主人家的。如果是办丧事，则同社成员都会前去吊唁，而不论死者生前的面子积累的如何。“和他在这里地方生活了一辈子，走的时候也该送送他（她）了”。替老人“做生”，也是安靖农民要办的喜事，相较结婚和办丧事而言，来上人情的同社成员要少一些。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办酒席，收的礼金是不够开支的。尽管同社村民现在一般都要上100元的人情，但是要带上全家人吃两三顿饭，有白酒、啤酒，有好烟，还有可乐、豆奶等饮料，随着现在物价的高涨，一桌酒席要花费200多元，再稍微丰盛一点的就要超过300元了。所以，办酒席也是对家庭经济能力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如果子女的经济状况都不怎么好的话，像为老人“做生”这类并不一定要办的事，就能免则免了，同社的人一般也会抱以“体谅”的心态。但是只要子女在经济上还过得去，一般都要为老人办寿宴，这不是因为迫于舆论压力而争面子，倒是因为这是子女对老人表孝心的重要方式之一。这里的农民办红白喜事，较少地考虑到经济利益的得失，这与笔者的家乡湖北洪湖农村的现状有很大的不同。在洪湖农村，1990年代中期以前，农民“办事”，也同样是收不抵支，于是，除了像结婚和办丧事这些必须办的“大事”以外，可办可不办的“小事”就基本上能免则免了；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近几年，“办事”往往有“赚头”，于是人们竞相办诸如新房落成（有的只是在旧房上加了一层，原先旧房落成时已经办过一次），小孩满周岁、五岁、十岁或二十岁，孩子上大学、上研究生，老人过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大寿等等之类的“小事”。

红白喜事摆宴席，涉及到的事情多而琐碎，往往不是几个人就能忙得过来的。在以往，办这些事情往往是通过互助来完成的。互助一般发生在兄弟、堂兄弟之间，同住一个“院子”的，有时候也会搭把手。小伙子们忙前忙后，搬桌椅板凳、买烟买酒买饮料、端菜之类的活都是他们干的；妇女们则负责洗菜、切菜配菜、做饭、收拾饭桌和刷洗碗筷。“办事”所用的桌椅板凳、盘子、碟子和碗筷以及一些炊具，一般就在同一“院子”里凑齐。从某种意义上说，办红白喜事并不是单个家庭的事情，它是兄弟、堂兄弟之间还有同一“院子”人的集体事件。虽然同“院子”里的人未必都要帮忙或者说都能帮得上忙，但是喜庆的事情总是需要热闹的人群来分享，悲伤的心总是需要温暖的问候来安慰，同一“院子”的人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兄弟、堂兄弟来帮忙与同一“院子”的人来帮忙所遵循的逻辑是不同的。兄弟、堂兄弟帮忙，是基于一种亲情上的责任和义务，“你是他的兄弟的嘛，你都不去帮他，哪个帮他呢？”而同一“院子”的人来帮忙，是基于一种稳定的预期，“家家都要的办事的嘛，今天我帮了他们，以后我办事的时候，他们也要帮我的嘛”。红白喜事中，同一“院子”的人相互帮忙，无论“帮”与“被帮”都不包涵面子机制的作用，他们的互助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

市场的穿透力是强大的，它甚至渗透到诸如红白喜事之类的村民的“私人”生活领域，它逐渐蚕食着人们之间的互助机制。最早的变化从“请厨子”开始，早先的厨子一般就在本社请，紧接着，本社的厨子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口味”和对色、香、味的要求（主要是基于在外吃宴席的经历对比），于是只有少数本社厨子能不断“与时俱进”，成为比较专业的人士，而多数则只能被淘汰（其中不少是自认能力不够而委婉拒绝主人家的邀请）。随着“与时俱进”的厨子的“专业化”，他们在炊具上也有所引进，同时他们获得的报酬也不断增加，主人家办事不得不在“打杂货”——准备材料的时候，租用家里不常用的炊具，这时盘子、碟子和碗筷也就顺便一道租用。厨子的“专业化”同时也要求切菜配菜的“下手”提高相应的“专业化”水平，而互助机制中的妇女也越来越达不到要求。真正比较成熟的厨子也逐渐发展了自己的一帮下手，而这样的职业化的厨子往往在农家乐和餐馆谋生。市场总是在人们有需求的时候就为此作好了准备。于是要办事的主人家就连带厨子及其下手一并请到家中办酒席，按照市场化的价格给付报酬。在家中办，不如在农家乐和餐馆办，那里有现成的“大锅大灶”、炊具和桌椅板凳，还有比较宽敞的场地厅室供客人娱乐消遣，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主人家为少图麻烦，因而往往选择农家乐或餐馆，这时办招待的场所也逐渐市场化了。需要说明的是，在家中办往往要节省一些，于是现在办酒席的场所就有了两种：在家中或在农家乐、餐馆。

把厨子请到家中办酒席，一般分为“小包”和“大包”两种形式。所谓“小包”，就是把厨子及其下手请到家中，厨子还带来了桌椅板凳、杯筷碗碟和需要用到的炊具，洗菜、切菜配菜、收拾饭桌、刷洗杯筷碗碟甚至打扫清洁都由厨子的一帮人搞定，主人家只需要备好做菜所用的材料以及香烟、酒水就够了，这种方式目前给付报酬的标准一般为40—50元/桌。如果按照主人家和厨子的协商，做相应的菜品的材料也由厨子及其下手准备的话，就是所谓的“大包”，这种方式目前给付报酬的标准一般为280—320元/桌。而如果在农家乐和餐馆办的话，则一般只采用“大包”的形式。无论采用哪种形式，市场化的办酒席方式都不再需要以往的那种互助机制，所需要的只是人们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那种通过互助增进感情和培育共同体意识的功能也随着互助机制的被侵蚀而逐渐消逝了。

五、征地、农民闲暇与人生价值

关于征地中涉及的赔偿和安置问题，市级和县级下发了统一具体的执行文件，但在执行过程中还是遗留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征地及其相关问题

1.征地补偿、拆迁赔偿

征地一次性的土地补偿费为28000/亩，青苗补偿费为700元/亩，只补一年，另外还有房屋拆迁的赔偿费用等，具体的征地补偿标准和拆迁赔偿标准可参见《郫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郫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暂行办法和郫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4]。青苗补偿费都按时发到了农民的手中，但是不少农民对土地补偿费发放的意见很多，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是嫌地“卖”的不合理，太便宜了；二是有的村社没有将所有的补偿费用一次性全部发到农民手中，有诸如代缴社保费、留作村社集体公共建设之类的说法。房屋拆迁的赔偿费，尽管都直接全额发放到了农民手中，但在房屋拆迁过程中还是遇到矛盾，主要原因就是有村民认为赔偿标准不合理、太低。极少数村民要坚持闹下去，这些人往往被村民们认为是“说得起话的人”或者称他们为“叫鸡公”，这些人往往会被叫到镇政府去，“在多给点好处的情况下，就不闹了”。多数村民抱着一种从众心态，“大家都一样，人家都过得起走，你为啥过不起走呐!”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这多数人认为自己是“说不起话”的人，不愿做无谓的抗争。

还有一种叫做“集体土地出租”，就是农民将自己分得的责任田重新交给集体出租，农民按责任田的多少获得租金收入，租金一般按照“双七百”标准给付，即按照“700斤大米/亩和700斤小麦/亩”的市场价格给付，这一租金标准按市场价格浮动。给付由租地法人和村会计（文书）按市场价格核算，一年两次核算两次发放，第一次在每年5月底核算，6月初发放，第二次在9月底核算，10月中旬发放。据某些村干部解释，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少人的日常生活来源主要就是靠租金收入，如果一次性发了，有的人就拿去乱花了，或者拿去‘赌’了。这会影响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的。”

2.新居建造

失地的农民利用征地补偿款、旧房拆迁赔偿款和家中的积蓄，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内按规划的要求建起外观统一的安置房。新房一般按“上层住屋下层商铺模式”建造，有四层或五层，每户之间没有间隔，以“一”字排开，一般第一层为门面（拆迁和新居安置协议上，一般按家庭人口数，一人一间门面，每间门面45m2），第二层有的建成一个通厅（主要考虑到出租给服装加工老板），有的建成居室，更上面的几层一般都建成居室，用来自住或出租。有些村社的安置房是以集体的形式发包出去的，这就出现几个问题：一是每个门面并没有按45m2/间的标准建，出现了另外两种标准——41.4m2/间和36m2/间，引起了有些村社村民的不满。下文将介绍一起因此而引发的越级上访事件；二是房屋的质量问题，比如我们在土地四社看到的和村民反映的，墙上的水泥用手一抠，就成块地往地上掉，农民也因此怨声载道；三是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问题，因为要建成统一的房子，旧房拆迁赔偿款一般不够建新房之用，农民需要另外自筹资金，不少农民因而陷入债务之中，增加了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

在新房建成之前，失地农民有的租房，有的投亲靠友，按照80元/月的标准获得过渡费补偿，发放10个月[5]，但80元根本不够支付租金，10月之内多数不可能住进自己的新房，而这超出的部分都由农民自行负担。这也是农民的抱怨原因之一。

3.社会保障安置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善解决。失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补偿费、拆迁补偿和安置费，政府只是鼓励并劝说买社保，实际上买了社保的多数只是上了年龄且有一定积蓄的老人——男年满60岁，女年满50岁，因为从他们缴纳社保费用的次月起，就可以每人每月领取280元的保险金。未到这一年龄的大多没有买社保，因为建新房子不仅用完了他们原本不多积蓄，而且还背上了债务，他们很难在规定的期限内筹措到买社保的资金。[6]其次，农民对政策的说法和理解不一，有人觉得市、县政府（征地单位）替失地农民买了社保，有人觉得市、县政府把钱拨给了镇，镇应该替农民买，还有的认为政府把企业或开发商为农民买社保的钱的截留了。也就是说，农民并不是十分清楚具体的政策安排，不清楚失地农民社保费用的分摊机制。再者，政策的多变性，也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比如已到社保年龄的缴纳标准在2007年前就有几个：有缴22000多元的，有缴18000多元和15000多元的，还有的只缴纳9100元的；2007年7月1日后，新发生征地的失地农民（含未领取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人员）参保，由征地部门对符合参保条件的失地农民在其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中扣除应缴纳社会保险费总额的60%作为个人缴纳部分，并一次性划拨到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缴纳社会保险费总额的40%由征地部门给予一次性补贴，做到应保尽保。这就给农民缴得越早越吃亏的印象，产生了观望等待。

4.失地农民的再就业

失地后，农民都自谋职业，但实际上有不少人处于失业中，其中老人和妇女居多，当然也有些年轻人。除了少数满足于只吃租金的人外，失业的多数人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政府未组织失地农民外出务工，但开展过多次再就业培训，不过参加者不多，农民觉得学的东西要么学不好、要么不适用。像木工、泥瓦工、货车司机、水电工之类的技术没有竞争力。本地的、外地的做这一行的已经很多了；像电脑之类的高科技农民在短暂的几天之类是无法学会的；还有一些不用学就会，比如蹬三轮车之类的，所以不少没有其它技术的人就在从事着这一行。真正实现了再就业的是那些在征地之前就有了一定文化和技术的人，他们一般就在附近(本镇、本县或成都)“找活路”，不会走得太远。与其说这些人是实现了再就业，不如说这些人，把征地前的“兼职活动”变成了征地之后的“专职活动”，因为他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