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应面对的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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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矛盾日趋突出的“三农”问题，国家近两年以来出台了许多前所未有扶持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政策。目前正在全国大多数省市开始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以及与之配套的乡镇机构改革，特别是农业税的缓征和免征，对三农问题的缓解起到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在减轻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上取得明显的效果。但由于这种改革是单方面的，尚未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全面和核心部分，一些新的矛盾也随之暴露和产生，并在逐步影响着三农问题最终解决的效果。这些矛盾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农民对土地需求的扩张,加剧了人地相争的的矛盾,使农村土地纠纷成为引发农村冲突的新的导火索。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完善，国家支农政策的逐步出台，农业效益有了显著的提高，农民收入有了明显的增长，农村土地收益开始回升。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停滞一段时间后，又进入了一轮新的高潮期。土地的增值所带来的土地纠纷，将成为农村冲突的新导火索。这种土地纠纷与过去的不同，由过去的为改善温饱等基本生存条件的单一、单户的简单的土地纠纷为维护土地公平使用权等农民的自身权益而发生的群体的、多层次的、复杂化的土地纠纷。首先，农村可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农村人均耕地占有量在不断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非农产业圈占农村土地的风气日趋高涨，农民可耕种的土地成几何数下降。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了土地污染、水土流失和耕地沙漠化进程，使农村耕地资源逐年减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其次，农村土地承包格局并没有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不断减少的农村土地存量与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增量不相匹配。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家庭人口的增减，特别是进城打工人员的回流,耕地的自然退化和非农产业不断占用，无论是存量，还是农户的人均占有量都发生了变化。但农村土地的分配格局二十年没有随之得到改变，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村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的土地占有量的不均衡越来越明显。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按人配地的方式，将农村土地均衡的分配给每一个在册的农村人口。但由于人们对三十年不变的政策的曲解，使得农村土地占有一直滞留在上世纪的分配格局上没有变化。其实国家政策规定农村承包土地三十年不变，其实质应该是农村土地实行农户家庭经营承包的政策三十年不变，是相对农村改革前的土地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而言的。而不是说每个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总量一定要保持三十年不变，如果是这样，那么,某户举家迁走，在外地安家落户多年，那他承包的农村土地不要闲置到他三十年的承包期满？又如，原有一户家有十口人，因各种原因现在只剩二口人，那他种不了的土地就让它抛荒？因此，这种对政策的曲解，造成农村土地不能因时制宜地调整。一方面使长住农村的农民没有地或少地，只有高价去承租别人的土地，既浪费了人力资源，又增加了这部分种田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那些离开农村土地，从事非农业产业或者进城打工，并在城里安居乐业的人，他们在首轮承包的农村土地不是被抛荒，就是高价转让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户，收取高额差价利润。无形地增加了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抱怨，对乡村干部办事不力的憎恨，人为地为农村土地冲突埋下了隐患。其三、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民负担大幅度降低，农民从种田中尝到甜头，农民的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土地成为抢手货。前几年，由于农产品总量的相对过剩，以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成为买方市场，价格比较低。加之农民每年每亩农田承担的负担高达300元以上，农民种田不仅没有效益，而且有时还是呈负增长，土地大面积荒废，农村劳动力大部分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随意转让承包土地，任意改变土地用途和弃田抛荒的现象比比皆是，从而打破了原有的、规范的分配农村土地的机制。人多地少，人少地多，账实不符，成为当前农民土地占有形式上的通病。而从2002年开始，国家实施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今年开始的农业税减免，使农民负担大幅度下降，平均每亩减幅在200元左右。农民种田开始有了利润，土地重新引起了农民的关注！原来从事非农业的农民，开始争夺自己已丢失多年或转让多次的首轮承包土地。其四、国家逐渐加大的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使农村土地的比较效益开始显现，土地重新燃起了大多数农民的致富希望，加剧了农民更多地占有农村土地的欲望。特别是新的农村土地管理办法的出台，规范了土地的补偿标准，保障了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获得补偿的权利。过去几年并不起眼的一亩土地，现在可卖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使一部分贫穷的农民，把他自己承包的土地当成脱贫的希望。一部分已解决温饱的农民，把它当成财富积累的途径。农村土地再次成为引发农村冲突的导火索！调查中发现：有一个县市仅2003-2004上半年就发生农村土地纠纷106起，其中上访到省级以上部门的有3起，县级以上的21起，乡镇自己内部解决的43起，村组调解的39起。其中，因土地纠纷死亡2人，致残6人，打伤50多人。

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波动风险,以及农村税费改革所带来的成本风险,将成为影响下一轮农业增效的不确定的因素和农民稳定增收的最大障碍。上一年的农业增效给农民带来收入增加的喜悦的同时，也为今年农民对新一轮农业形势的走向产生了一些忧虑。突出表现在市场价格和改革成本的不确定因素将会给2005年的农业持续增效带来的风险，即农产品价格的市场风险、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市场风险和农村税费配套改革的成本风险。这三种风险对农业增效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农产品价格的市场风险，增大了农业增效的波动，影响了农民增收。近几年农业增收，特别是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能达到2936元,为近七年来农民收入的新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农产品提价，而农产品价格到目前为止已接近极限，好多农产价格已超出国外同类农产价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面对入世的冲击，已无法招架。国家今后的农产品价格政策提升还有多大的增幅空间,现在很难料定。因此,农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农业增效的不稳定,造成了农民增收的波动。其次，是农资产品的价格的市场风险，增大了农生产成本的波动，增大了农业增效的风险。随着农业生产资料农村合作社的解体，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被个体工商户所取代。由于缺乏规范的质量监督体系、合理的价格调控机制，假冒农药、化肥、农膜、农机具等农用生产资料，充斥农村市场。农民每年因假冒的农业生产资料造成的损失占农民年收入的10%-15%。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和价格的垄断经营，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攀升。虽然今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但获利的只是生产农业生产资料的厂商和营运商，农民并未有从国家优惠政策上获利。调查发现：今年化肥每吨上涨了200元，农药农膜上涨了30%左右，种子上涨了15%。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影响农民增收和农民对农业的投入，带来了农业效益的波动，遏制了农业增效的潜力。其三、农村税费配套改革,打破了原有的涉农服务体系,使农民失去了农业技术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撑,增大了农业风险。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农业科技的开发、储备不足，农业科技体制和推广体系的不适应，使得农业技术的进步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本来就不高，还不及发达国家的50%。即便如此，但由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初设计的不合理，致使本来就不很完善的的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因转制而面临瘫痪。（一）乡镇农技站、畜牧站和水产站的解体，农民失去农业技术部门的支撑。对新技术、新品种缺乏认识和了解，致使农业耕作方式、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种植技术仍然停滞在小农经济时代，远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粮食生产仍以解决人们的温饱为目的，其它大宗农产品也结构单一，模式雷同，品质低劣，是同品种的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缺乏相应市场竞争力。（二）是水管站农机站的转型，使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乡镇基础设施更是雪上加霜。特别是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的养护与维修面临瘫痪。缺乏农业科技的支撑,使农产品的品质和价格缺乏市场竞争力;缺乏农田水利和道路交通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撑,增大了农业丰收的风险。农业作为一种靠天收的弱势产业,要承担巨大的自然风险,面对日趋疲软的农业基层设施,农业保丰收将会更难。三是国有渠道的解体,使农民一下子失去了面对市场的国家保护屏障。特别是粮食、棉花等收购部门的转制，公正、公平的国有农产品交易市场被利欲熏心的农产品中间商贩垄断的民间市场所取代，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只能流动于不规范的民间市场。农产品中间商的暴利欺诈，小农意识的侥幸投机心理，加大了农业效益的波动趋势。

这种风险的产生就其原因:一是2004年国家积极的宏观农业政策在使农也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为下一年的农业增收带来了压力。近几年,“三农”问题已进入各界视野，特别是引起了中央高层近些年来从未有的关注。国家对“三农”的投入，无论是农产品价格的增长幅度，还是国家扶农资金的投入都已达到一定的极值，加之2004年时少有的风调雨顺年，使得农作物总量增长很大，农民收入增加明显，农村经济也步入发展轨道。但这种政策因素已接近极点，2005年能否坚挺下去，还要看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的走向。而气候状况更是一个不可确定的因素。而这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风险的不确定。二是政策因素造成的。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改革步伐的加快，计划经济体系已被打破，但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健全。特别是在农村，计划经济的烙印还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行事准则。中国是一个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很大的国家，完全的计划经济或完全的市场经济都是行不通的。正如中国现行的体制,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传统意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完全的计划经济，无论是生产方式、生产目的、农作物布局和农产品种类，还是农民的行为都因管得太死，使农民丧失了进取意识，农业科技失去创新活力，农产品失去市场竞争力，这已被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的现实所证实。而完全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在目前中国这种经济成分复杂,东西中地域经济水平差异很大,农业和工业、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会因一时放的太开，农民还缺乏准确的市场判断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面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冲击，不知所措。盲目模仿，投机买卖，增大了农业风险成本。

“三农”问题中首先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农村青年的问题，农村青年是农民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农村税费及配套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对社会的抱怨心理和不满情绪。但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长,农村新增劳动力的不断涌现,农村土地资源逐年减少,就业机会逐年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呈逐年上升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特别是农村青年的走向，成为农民问题关注的焦点。农村青年稳,则农民稳,国家经济发展就稳;农村青年动荡,则农村动荡,国家就动荡。农村青年将成为诱发农民风潮的新的不确定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青年的数量近几年将呈上升趋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年代，尤其是农村人口增长的更快。据权威机构估计，农村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500万。这新增的500万农村青年既是一支庞大的产业新生力量，又使本来严峻的就业形势面临更大的难题。二、农村青年的文化素质呈下降趋势。前些年，由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单一，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体，而农业效益低下，农民收入减少，许多贫困家庭面对农民子弟得高额学费只好望而生畏，一般只读到小学程度就止步。农村女孩的文化程度则更低。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农村青年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7%，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4%，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农村青年文化程度低，影响了他们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能力，无形的缩小了他们的就业范围。许多农村青年只好从事第一产业，在城市也只能干那些很多市民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和危险工作。报酬低，社会保障差，被人瞧不起，增大了他们的自卑感。三、农村青年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由于农村资源的存量与农村劳动力的增量不相匹配，每年新增的500万青年劳动力无法扎根于广袤的农村，而一度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大就业天地的乡镇企业，在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每年1300万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岗位的辉煌后，进于上世纪九十中期，由于经不住市场经济的冲击，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呈逐年下降趋势，每年接受不到300万人。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则每年排斥农村劳动力在350万人左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拖家带口离开他们祖祖辈辈世代生活的农村，涌向就业形势本来就严峻的城市。但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产业结构的提升，高科技的引进和国家对城市下岗工人就业力度的加大，许多低文化，低技能的农村青年，被天然地排斥在外，只好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四、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年的逆反心理在暗自滋生。随着大量农村青年离乡背井，一股不可小视青年民工潮波涛汹涌。民工流民化，流民青年化，青年理论化，理论歧途化,已成为农村青年动向的真实写照。在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年中，一部分人用自己的知识和头脑，用现代文明武装自己，很快的适应了城市生活。但农民身份成一张永久烙在他们心灵上的名片，无论他们多么富有，在城市人眼里总是低一等。面对城里人的白眼，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激进,行为变得偏执。更多的人则是在感叹自身能力弱小和孤立无助的同时，迷茫了前途和心智，对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极度的恐惧心理。在丧失了对社会正义和公信力的信心后，沉湎于迷信和歪理邪说之中。有的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同时，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五、农村青年将成为民间农民维权组织里的骨干分子和中坚力量。随着三农问题的公开化，尖锐化和复杂化，农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从分散的、隐蔽的向各级组织祈求个人利益，向公开的、有组织的民间农民维权组织方向发展。形成正式纲领，统一口号。祈求的目的再也不仅是个人利益，而是代表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利益。农民维权组织中的代表也由过去文化层次较低的中老年农民，向青年农民过渡，并逐步成为代表中的骨干和核心。农村青年的加入，使本来就复杂化的民间农民维权组织，充满更大的变数。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留守农村的青年中的优秀分子，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政治头脑。他们中很多人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亲历过城里的繁华，饱受过因农民身份受到城里人蔑视的屈辱，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了解，社会发展动态的信息，比他们的上访前辈更熟悉，更快捷。再与分流的国家公务员，待业的大学生和城市的下岗人员频繁的接触，也更多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更易冲动和采取过激的行为。如果四者结合在一起，那对社会的冲击程度将无法估量！

离岗分流作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由于在操作过程中的简单化，造成执行过程中的反复，成为稳定基层政权的新的不确定因素。精简机构，简化职能，裁减人员，降低财政支出，减轻农民负担作为农村税费配套改革的目标，无可厚非。但不切实际的一刀切，未免过于简单化。首先，以精简机构为名的七站八所的转体，将一些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息息相关的重点涉农部门一并改制，激化了农民与乡村干部和基层政权的对立情绪。将农技站、水管站等涉农部门从国家财政补贴序列中完全退出，必然会导致他们的自动解体，这样会使本来就不健全的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土崩瓦解。因为失去了农业技术部门的支撑，农民就无法掌握新技术，认识新品种，农产品就会失去竞争力。会使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农田水利、乡村道路更是岌岌可危。特别是河湖地区，农业一旦失去了农田水利设施的保障，就会增大农业丰收的风险，增大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势必会导致农民对对这种改革正确性的怀疑，增大农民对乡村干部无视农业减产农民减收的抱怨和敌视情绪，爆发对乡村基层政权不满的过激行为。其次以减轻负担为名，对乡村利益分配如格局的调整，减少了村级收入来源，使村日常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以枯竭村级行政成本为目的的农村减负,虽然达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效果,但也加速了村级财力的赤贫化进程。村集体本无积累，国家又无财政支持，农民集资又缺乏政依据，因此，村级政权组织无力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解决农村五保户特贫户的社会救助上满足农村和贫困农民的需求。试验型的村委会选举办法和失去农民热情参与，村委会成员的产生不是流于形式，就是采取贿选，家族房头和黑恶势力渗透干扰霸选。有些村级组织甚至被人称为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看家狗！这及降低了村级组织在农民中的威信，又使它的可信度和号召力大打折扣。而村干部待遇无法保障，使他们也高兴乐得个“无为而治。”不是当个维持会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到处混一口劣质酒菜来打发时光。就是把它作为捞起政治资本，侵吞集体资产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损害农民的利益。于是上级斥责他们无能，农民骂他们无用！上级的斥责，农民的谩骂，让村干部两头受气。村级政权形同虚设！宗族组织，黑恶势力趁虚而入，动摇了基层政权根本。其三以裁减职数为名的乡镇配套改革，增大了乡镇政权的对立面，给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带来了不确定的因素。乡镇公务员下岗分流，使农村稳定问题复杂化。因为这些改革的地方，在分流政策的制定上不科学，巨大排外情绪干扰下产生的结果，使这部分离岗分流下来的人员的抵触情绪很大。一是这些分流人员中虽大多数是外乡人，但他们中得很多人是通过自己的真才实学而得来的。有文化，有见识，有政治头脑。二是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本来就是乡镇干部中的精英，长期扮演的是重要角色。对国家政策十分熟悉，对上级处事原则也十分了解，对官场的内幕也十分清楚，在地方也有一定的威信。三是这些人都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基础。无论是在政界、知识界、经济界，还是城镇市民和乡村农民中都保持一定的联系和影响。同时这些人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调动社会经济资源的手段。多年的从政经验使他们熟知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和能量，如果他们以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源与调动其他社会经济资源的手段结合在一起，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不可估量，甚至会导致乡镇政权的瘫痪！正因为如此，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和对公众的影响力也就更大。大闹乡镇机关，封堵县市府门，上访省、市、中央，一批又一批，大有星火燎燃之势。给各级政府造成很大压力，给地方的安定和基层政权的稳定造成很大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像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那样的历史剧变，是因为在农村，没有明显的贫富悬殊，乡村政权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很强；在城市，没有下岗工人，破产市民，城市社区组织功能健全；在青年中，没有待业的大学生和流民化的农村青年，爱国激情在他们身上没有泯灭，而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的有，不是消亡，就是被偏激的理论所取代，迷乱了人们的心智！乡镇分流人员若再与农村青年，待业大学生，城市流民汇合在一起，对社会的冲击更是不堪设想！不仅会使乡村政权处于瘫痪状态，而且会影响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前苏联和东欧巨变就是前车之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当然，说以上四方面是三农问题的焦点，并不是说农村经济的迟缓发展，农业主体的弱势地位，农民收入的城乡差别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是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历史和体制原因形成，它的解决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对农村的影响也不在一夜之间就会形成。但目前正是农村改革处于最关键的时刻，也是农村新旧体制冲突最激烈的时刻，农村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时刻，各种矛盾公开较量的时刻。如不正确处理好以上四个方面的焦点问题，它们就像一个充满汽油的火药桶一样，随时都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爆炸。为此：

必须从长远的高度,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的长效机制。农村土地分配方式，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社、大队和生产小队三级所有，改革为现在的按人配地,农户承包的农村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收入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在国家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大政策下，如何因时、因地相宜制定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三十年不变的细则和条例，对于这件关乎农村发展前途的重大工作，在改革的二十年里无论是国家政策部门，还是具体执行的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做，或者没有认真的做，这不能说这不是农村改革二十年中的一大失误！首先,要澄清农村土地三十年不变的真实内涵。我认为，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是指把农村土地使用权由原来村集体的共同享有使用权，变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分户享有使用权的这种土地使用权的政策机制三十年不变，是针对宏观层面来讲的。而不是人们目前理解的某一家庭所承包土地总量一定要保持三十年不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这既符合辩证唯物论，又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微观层面。其实,在首轮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推行十年后,很多地方也着手开始进行农村土地的二轮承包,只是由于农村家庭人口和农村土地面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农民从村集体的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农民的思想也随之变得开明和活跃。那种乡村干部一言九鼎的神话，在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中破灭。抵制和抗争的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最终使农村土地的二轮承包被迫夭折。以后由于农业效益的反复，乡村干部威信的下降，而那时国家正被国有企业改制忙得不可开交，也无力顾及农村土地延包之事。因此，这项涉及到千家万户利益,又延滞近十年的农村土地延包工作被永久的搁置下来，这也就成了模糊人们观念的重要原因！所以，只有正确理解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真正内涵，才能够解放人们的思想，开阔人们的视野。才能打破目前人们在农村土地使用权争论不休上的僵局，农村深化改革才能稳步持续下去，其它矛盾也随之得到化解。其次,重新登记确定农业从业人口,这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因为只有落实了农业从业人口数量，才能最大限度地公平分配农村土地使用权，最大限度地扩大农业从业人口的土地资源占有量。同时也可以从挨家挨户的登记造册中挤干农业从业人口水分，从而收回闲置和私下转包多年农村承包土地来扩大新一轮承包土地的总量，增大人均占有量。其三,重新核定农村土地承包权。这是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制必须要走的一步，也是落实国家农村土地政策的重要步骤。在原有承包权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在乡镇的统一领导下，以村为单位，成立农村土地评估小组，通过核定农户承包面积，界定承包户土地使用权四至方位，确定承包土地种类和土地质差,分等定级来保护合法承包户的权益，减少因土地权界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同时为农村土地今后能出租、转让、入股、互换和抵押，提供重要依据。通过收回长年闲置承包地，特别是对那些闲置多年，在核实土地使用权时又不愿交出承包地或私下转包的，要采取强制收回或征收承包土地闲置费或承包土地私下转租费。用征收闲置承包土地费的手段来维护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严肃性！其四、保护无地农业人口的权益。在重新登记农业人口，核实承包地权时，如确有农业人口耕地占有量严重失衡，甚至完全靠租赁别人的承包地来维持生计的农户，又是世代都生活在这里的农业人口，要适度调剂承包土地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计。主要从收回的闲置承包地,抛荒的承包地和村组集体农田中解决。如仍无法解决，要进行适度的经济补偿。补偿资金从征收的承包地闲置费或承包地私下转让费中解决，以次来缓和农村矛盾

必须从发展的高度，完善农业机制和农业结构的转型，加快农村经合组织和农民专业协会的建设步伐。农村正面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新旧体制碰撞的最为激烈。随着农村税费配套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在失去了乡镇政府的组织协调，涉农部门技术支撑和农田水利保障的形势下，面对瞬息万变的大市场，单个农户独自无法应对。因此，面对家庭经营承包制中出现的经营规模小，经营主体分散，组织化程度低的局面，如何解决好家庭生产小规模与农产品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是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关键。所以，加快农村经合组织和农民专业协会的发展步伐迫在眉睫。这些组织和协会，既是联系农户和市场的便捷通道，又可通过它来提高农民的呼声，维护农民的利益。虽然目前在农村有一些经合组织和专业协会，但它们数量少，结构单一，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法律意识和规范准则。首先是区域范围窄，覆盖面小。大多以一个乡镇为中心辐射本乡农户。跨乡镇，跨县市的少，跨省的更少。调查中发现：某一县市2003年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和专业协会只有137个，参加的农户9486户，占农户总数的11.87%。其次是农民独立法人少，而且很不规范。目前有四种类型，即龙头企业牵头型的占31.13%，政府和部门带动型的占26.77%，机关干部领办型的占7.19%，能人大户自办型的占34.81%。

在交易中，农民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利益受损。其三是结构单一，服务简单。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以种养业为主占总数53.22%，加工业占总数的21.48%，运输业占总数的9.27%,其他占16.13%。其四是服务的内容大多数是低成本的技术和信息。因此要想使中国农业适应市场化的需要，必须加快农村经合组织建设的步伐，调动政府、企业；个体和专业协会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在这一过程，政府重点抓好农业信贷，农业教育培训，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的储备,负责跨村、跨乡镇的农田水利建设和交通电力的投资。特别是农业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的储备,在明年要作为今年国家的“一降三补”的扶农政策的中重要补充来试点推广。因为农业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农民不仅要承担市场风险，还要承担自然风险。只有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和农业风险基金储备制度，在农民遇到市场风险或自然风险时就能因对无险，并能很快恢复生产。企业和个体负责农产品保鲜、包装、加工、运输和销售。组建负责市场信息、生产资料供应、种养殖技术指导和病虫害的防治的专业协会。通过农村经合组织和专业协会与千家万户的农民组建成多层次多形式的联合和合作，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使分散经营的家庭农户组成各种专业联合体和规模生产基地，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农用生产机械得以采用，使家庭承包经营与市场化的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得以解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强对农村轻的引导和教育，密切关注农村青年的走向趋势。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重点问题，而农村青年问题又是农民问题中的重点。但到现在为止，农村青年问题仍被人们所忽视！中国就是这样，每一个问题的解决，不是在他产生的萌芽中，而是在他造成危害现实的时候，才去采取取补救措施，那所负的努力和风险就要大得多。因此，对农村青年问题一定要做到未雨绸缪！首先，是提升对农村青年关注的层次。农村青年无论从总量，还是从发展速度对未来中国农村来，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度都是无法估量的。因此，中国农村青年的问题，不仅是农村的问题，县市、乡镇重视的问题，而是省，乃至中国最高决策层尽快提到议事日程的大问题！此事不容延误!其次、是提供农村青年的就业平台。要解决农村青年的问题，关键是要给他们创造更多得就业机会。一是要开展多层次的就业培训。通过不同形式，不同渠道的培训，来提升他们的文化层次，教育素养和就业技能。国家要向关心大学生一样，加大对农村青年培训资金的投入。使他们不仅在农田土地上能施展拳脚，而且还在乡镇企业，进城打工上有所发展。其三、是拓宽多领域的就业渠道。(1)是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村青年享有平等的就业、劳资和其他社会保障。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阻断农村青年走向多领域发展的桎梏。即使是在乡镇企业，对青年农民工也是采取歧视政策。更不用说在城市就业则更是三等公民看待。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种是青年农民工干的。工资得不保证，工伤得不到救治，劳保和退休保障则更是望尘莫及。总理帮助农民工讨工资的报道，既是对总理爱民如子的褒奖，更是城市农民工凄惨遭遇的无声控诉。(2)消除身份歧视，让农村青年享有平等的晋升和参与社会、政治的机会。中国的现行体制仍然无法改变农民的儿子世代为民的尴尬处境，农民身份无形的标签，永远注定了农民的一生与中国的政治无缘。即便有少数农家子弟走出了农村的土地和深山，走进了政府、商界和上流社会，但他们中的多数也因自身利益，环境的变化早已不再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了。或从来就没有作过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即使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全国人大代表中也没有一个真正常年扎根于农村土地上的真正意义的农民，充其量是一个与农字有关的政客或技术官僚！因此，由于农民在中国政治生活的消失和稀缺，使农民的声音从来就没有被人在国家的高层中高声呐喊过，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所以，消去农民身份的歧视，让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更多的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获得与其他人一样的晋升权力，是保持中国政治力量结构多元化，维护农民利益，保持农村稳定，推进中国真正意义的民主进程的关键举措。其四、加强农村青年的国情教育。对农村青年的关注除了扩大就业渠道，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外，还要加强他们的国情教育和爱国教育，让他们从迷茫和迷惑的心智中解脱出来。对青年的教育,韩国和日本就要比中国做得好，无论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影视作品，到处都充满了爱国情结。而中国目前被金钱和权力的欲望所笼罩，使青年人丧失了理智和信仰，特别是农村青年面对自身的弱小和社会的无助，更容易被人引入歧途！

必须从稳定的高度,妥善处理好乡镇配套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农村改革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旧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集团正在重新组合，各种矛盾冲突面临着公开的激烈较量，农村的稳定在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但目前的情况并不乐观，特别是这次乡镇配套改革中出现的新动向，更令人担忧。为此首先是要密切关注上访形式的新动向。为了申张正义，反映冤情，过去和现在的主要办法是逐级上访。但过去上访的对象只是单一个地区，单一各部门，为单一件事，单独上访，而现在有了新的变化。如在一个县市，最近所发生的一件上访事件就令人担忧。有一财政供给部门，因不满这次改革中的某些做法进行上访，堵塞了政府大门。这次上访的对象中不仅有城镇的上访者，还有乡镇的；不仅有厉害关联的部门的人参与，还有企业和社会其他人员共同参与；不仅是白天，而且十二十四小时静坐。这是一种社会力量的大纠合，也是上访形式的新动态。再与待业的大学生、分流下岗的机关干部和教师医生等知识分子汇合在一起，其后果不堪设想！其次是及时理智的化解上访者的对立情绪。现在的上访者除了参访者的成分和动机有新的变化外，参访者的社会地位、文化层次都有明显的提高。过去的上访者大都数是受屈的农民和下岗的工人，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相对低一些。而现在的多是分流下岗的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都相对高一些，官场背景和社会关系网要复杂些，对党的政策和解决的办法都比较了解。因此处理起来要复杂得多。加之随着乡镇配套改革面的不断扩大和深入,那些分流下岗的国家公职人员就不仅是几百,几千,几万,甚至是几十万!那将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所以要组建素质更高,责任心更强的专业人员和机构来调处这件事。其三尽量将矛盾的对立面控制在最小范围。消肿减员，是农村配套改革的必然趋势，谁也无法阻挡。但改革中的问题，是长时间历史所形成的。比如机构设置太多，人员编制太大，这不是一次改革就能解决的。况且下岗的国家公职人员中不乏有精英分子，裁撤的机构中不少是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单位。因此，如何因时、因地、因环境优化改革方案，最大限度的爱惜人才，是改革当权者慎之又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