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坤：“三农”问题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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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三农”问题，用一句话说，就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在“三农”问题中，核心是农民问题，最突出的是农民收入低。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认识上的差距，也有工作中的不足。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打破，“三农”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

●“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就是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

“三农”问题历来为我们党所重视。特别是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解决好“三农”问题已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农”问题是什么

“三农”问题，用一句话说，就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农民贫穷，主要是农民的创业能力低，就业渠道窄，非农收入少；农业不发达，主要是产业循环能力低，一、二、三产业脱节，工业和农业分离，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产业链条短，农业效益不高；农村落后，主要是农村发展能力低，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落后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当然，这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及二、三产业和城镇而言的。“三农”问题是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决非是今天才出现的。古往今来，有许多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站在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积极、主动地谋划解决“三农”问题。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三农”问题在宏观层面上还仅仅是农产品的产量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过去经常讲粮食安全，不太全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彻底解决吃饭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吃饱饭，是1978年以后的事。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已经不仅仅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了，而是演变为以收入、消费、就业为重点，覆盖工农、涉及全局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讲“三农”问题。

把“三农”问题分开来说。

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穷只是表现，说到底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或者说是国民待遇问题，是农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问题。由于历史和发展阶段等原因，在很长一个时期对市民和农民实行双重标准。而眼前农民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低。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拉大，二元经济结构的壁垒尚未从根本上打破。

关于农业问题。农业是特殊产业，既是基础产业，又是弱质产业；既受土地和经营规模的限制，又受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受自然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受自然约束，是由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决定的，加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农业投入不足，抗灾防灾的能力有限，结果一遇较大的自然灾害，农业就大幅度减产减收。受市场约束，是因为农业产业循环能力差，产加销分割，一、二、三产业脱节的问题较为突出，加之市场机制不健全，农业市场开发能力有限，大部分处在卖“原字号”产品的阶段，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差，结果一旦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就会出现产品卖难和谷贱伤农的问题。

关于农村问题。目前，农村相对落后，发展能力较低。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发展方向，积极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最终还是会有一个农村问题。未来的新农村（尽管是不断变化的）是什么样子？有关部门做过小康村的标准模式，叫小康示范村。但这种示范村花钱太多，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不是真正的发展方向。发达国家的农村，除了庄园就是乡村别墅。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如江浙一带的新农村，是按城市低标准的样子建设的。不管怎样说，有两条是肯定的，一是新农村一定要与城市相连接，尤其是与小城镇相连接；二是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我国人口多、土地少，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应该有一种新的模式。当前农村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的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与城市差距过大，失学儿童较多，妇幼保健差，有病没钱看、因病致贫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三农”问题当然远不只这些。在“三农”问题中，核心是农民问题，最突出的是农民收入低。影响农民收入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农民创业能力低，就业不充分。从农民本身来讲，主观原因是素质不高。但我们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是大量的外部原因，重点是研究如何构建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三农”问题的成因

“三农”问题并非我国独有，但在我国有其特殊性，这就是我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可能形成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期，更谈不到实现工业化，反而是大量的资源和财富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掠夺。这是新中国成立时接受的一笔最大的经济、政治、社会遗产。

我国面临的国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经典作家没有遇到过的，也是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在个体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资借鉴。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是长期、复杂、特殊的问题。“三农”问题的成因，最主要的就是同志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一穷二白”。因此，“三农”问题要在短期内完全解决，是不现实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思想认识和具体工作上就不存在问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的农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也确实有一些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从思想认识上说，曾长期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对农业的基础地位认识不足，说的和做的有距离；二是一味要求“三农”作贡献，忽视对其大力支持与帮助；三是改革以后对“三农”的变化、取得的成绩估计过于乐观，对严峻的挑战认识不足。工作上也有一些教训：一是对“三农”取的多、予的少；二是农业积累不足，农民缺乏投资能力；三是长期城乡分治，农村难以得到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辐射、带动，更谈不到反哺。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同志首次明确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可以说，这是“三农”工作一个新的开始。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采取一系列支农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等，这必将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历史性的机遇。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认识上的差距，也有工作中的不足。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打破，“三农”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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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英国花了近百年，美国用了七八十年，日本通过两代人的努力，才使本国的“三农”问题得到解决。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既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又面临国内“三农”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就是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其重点是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加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不能牺牲“三农”利益，而是应该工业反哺农业。二是促进“三农”裂变，即大力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使更多的农民变为市民；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村分工分业的过程，就是“三农”裂变的过程。也就是说，要用工业化富裕农民，用产业化发展农业，用城镇化繁荣农村。裂变的说法或许夸张了一点，但比较形象。同时，应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既要制定阶段目标，又要注重分步实施。第一步，解决当前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即农民收入问题、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问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问题。第二步，解决城乡差距问题，遏制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这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及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第三步，解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较长时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