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农”问题数据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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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已逐渐衍生为“四农”问题。那就是，在原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基础上，农民工问题凸现，并成为“三农”问题的瓶颈。所以，这里使用“四农”的概念，主要从一些权威资料中选用第一手数据，疏理“四农”问题的难点线索。

一、农业：粮食安全和土地安全

2004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2%，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达9.2％，比上年提高5.3个百分点。一年之内，农业比重和贡献率如此大幅度提高，是非常特殊的恢复性跃升现象，是中央扶持农业政策的推动效应。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和土地安全是农业的两大难点，也是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基石。

我国农业的世界比较及粮食人均占有水平。我们用占世界7.4%的土地、9%的耕地，养活了约占世界20％的人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稻谷产量约占世界的1／4，约为国内粮食产量的2/5；小麦产量约占世界的1/6，约为国内粮食产量的1/5。但这种量的人均占有还是低水平的。2004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362.2公斤；1990年，人均393.1公斤；1985年，人均360.7公斤。20年间，我国粮食人均占有水平呈倒U型，反映出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不稳定性。

国际粮食市场特点和我国农民粮食储备习惯。我国年粮食消费量大约在4.9亿吨左右，世界粮食贸易量在2.3亿吨上下，只相当我国年粮食消费总量的46%。近年来，国际粮食市场有一个特点越来越明显，就是中国对粮食的需求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国际市场粮价。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尤为关注。另外，我国粮食商品量很低，生产量的60%左右农民自己消费。与此相关，农民都有粮食储备习惯。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2004年农户净储备粮为人均148公斤，60.2%的农户有4个月以上粮食储备。这对于保证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我国粮食消费由四大块构成：一是口粮，这是粮食安全的核心，大约占粮食消费的50%以上。口粮安全是狭义的粮食安全。二是饲料粮和工业用粮，每年都有上升。目前这部分用粮占粮食消费总量的37%以上。三是种子用粮，由于种子生产专业化、产业化步伐加快，需求逐年减少，占粮食消费总量的3%左右。四是役畜用粮及损耗占7%。这四大块的消费比重呈“三降一升”趋势，即口粮、种子用粮及役畜用粮及损耗逐步下降，饲料粮和工业用粮稳步上升。

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很大，总量增加。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每人一天要吃1斤以上的粮食；20年后的今天，城市居民人均每天吃的粮食6两左右。国家统计局有数据表明，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全年购买粮食78.2公斤，平均等天4.2两。但人们并没有少吃，不同的是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口粮消费减少，食用油、肉蛋奶、蔬菜、水果大量增加。同一来源的数据表明，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全年购买油、肉、蛋63.5公斤，平均每天3.5两。如果再加上蔬菜（122.3公斤）和水果，人们食物消费总量比20年前大大增加。尽管如此，粮食安全还是食物安全的基础和核心。

近期我国粮食产量与消费量处于“紧平衡”。20多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在1978年3亿吨的基础上，连续登上3.5亿吨、4亿吨、4.5亿吨、5亿吨四个大台阶。但总体上看，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不足，基础不稳，年度波动较大，主要受制于耕地短缺和自然灾害。2000年开始，全国年总产量满足不了总消费量，每年大概有400-600亿斤缺口。粮食生产与消费“紧平衡”具有两方面现实意义：一是可以使粮食价格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上波动，使农民种粮有稳定的心理预期；二是通过进口一些粮食，主要是小麦和大豆，解决我国粮食结构性短缺问题，也等于进口紧缺的耕地资源。当然，这种“紧平衡”也有一定安全风险。

2004年我国粮食生产创三个历史最高水平。为迅速扭转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下滑态势，保证粮食安全不出问题，中央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各级农业部门通过政策引导、市场拉动、资金扶持，科技服务等发展粮食生产。2004年粮食总产恢复到9389亿斤，分别创总产增量最高水平、单产最高水平、单产增产最高水平。一年内创出这三个历史最高水平，成绩来之不易，对于宏观调控和稳定全局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在国家大局中具有重要分量。从土地的自然属性看，它是一种几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再生25mm的土表就需要300年。这种再生速度对于迅速耗蚀的土地并没有多少补偿作用。从土地的社会属性看，土地在我国革命、建设、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根据地进行的土地革命，拉开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农村进行的，由此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八十年代初，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两个凡是”的僵局，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我国耕地面积有关数据。据最新资料，我国耕地面积18.37亿亩，草地面积60亿亩，林业用地面积27.6亿亩，荒地面积16.2亿亩。但以往还有三个不同数据：农业部统计“中国的二轮承包耕地面积是14.25亿亩”，国土资源部称“截至2003年底，中国共有耕地18.51亿亩”，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数字则为“2003年全国农业税计税面积12.6亿亩”。应该说，这三个数据并不矛盾，有联系也有区别，是统计口径不同所致。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地方还有“黑地”的问题，有的省份“黑地”甚至达10%左右。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国外一些组织和机构认为中国的耕地面积在20亿亩左右。

土地安全的第一个矛盾，人均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在全世界26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中，中国耕地总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并列第二；但人均仅为1.41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资源的一半，不到俄罗斯的1/8，美国的1/6，印度的2/3。不仅如此，我国的耕地面积中，有70%多是中低产田，产出量比发达国家少很多。人均土地资源越来越少，是农村土地问题的总根子。

土地安全的第二个矛盾，工业化、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多。全国土地利用变更最新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我国耕地减少量为1422万亩，耕地面积由2003年的18.51亿亩降为2004年的18.37亿亩，与1996年相比耕地净减少1.14亿亩，人均耕地由1.43亩降为1.41亩。这是非常危险的速度。针对这一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03年下半年以来严控土地“闸门”，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务院就土地问题连续发了5个文件，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工业化、城市化必然对土地有大量的需求，这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从根本上转变。

土地安全的第三个矛盾，土地规模经营的冲动越来越强烈。我国农村现在是一家一户承包土地经营，全国2.49亿农户户均7.3亩，耕地块数5.8块，这样微小而细碎的土地规模是典型的不经济。土地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农村有一个矛盾正在激化，就是外来的承包种植大户与本地零散农户的矛盾，土地纠纷往往是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某省农场一位职工种了5万亩地，良种补贴一下子得了100多万元。这种情况集中反映了土地规模经营的强烈冲动。要追求农业利润最大化，首先在土地经营要上一定规模，但必须从国情出发。

当前土地安全的突出问题是乱征滥占耕地。目前，工农产品“剪刀差”的问题基本解决。但对农民土地权益层层盘剥的地价“剪刀差”，给农民生计的近期伤害和长远影响不可低估。据统计，1987至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395万亩，按人均耕地不足0.7亩计算，至少3400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减少土地。有关方面资料显示，现在全国起码有4000万失地农民,60%的失地农民生计困难，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了“三无农民”（无地、无业、无保障）。某省调查分析，若征地成本价为100%，其收益分配格局是：地方政府占二至三成，企业占四至五成，村级组织占近三成，农民仅占5%-10%。有专家测算，近20年有关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征用耕地的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至少拿走50000亿元。

土地安全实质是国家安全。在我国，无论科技怎样进步，社会怎样变迁，土地都是农业的命根子，也是农村的命根子，更是农民的命根子。研究“四农”问题，必须把土地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上；解决“四农”问题，必须维护土地安全和农民的土地权益。只有保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粮食安全才能得到基本保证。耕地安全是土地安全的关键，土地安全决定粮食安全，同时也决定农民的命运和农村的稳定。

坚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变。假如这个制度不坚持，不但土地安全没有保证，农村稳定没有保证，甚至会动摇农村整个经济制度。困此，要高度重视土地安全问题，深化对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理解，特别要防止土地兼并和土地私有化两大危险倾向。与此同时，积极探索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多种实现形式，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要及时总结推广基层的经验，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农村土地制度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

二、农村：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

农村首先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在这样大的国土面积中，城市建成区面积只有3万平方公里（规划面积39．4万平方公里）。这3万平方公里之外的国土面积是广义的农村，为城市面积的320倍。农村问题纷繁复杂，但如果把视野聚焦的话，主要是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两个方面。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农村。建国50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差距有多种表现，但主要集中在农村。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等各方面的差距，在城市有“屏蔽效应”，在农村有“放大效应”。特别是到偏僻农村调研，就会发现相当广大的农村是面貌依旧，很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反差是直观的，也是真实的。

我国目前城乡差距主要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200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但专家们分析，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接近6:1。这两个数据的不同点是加上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实际差距，这样就使城乡差距翻了一番。还有一组数据可能还没有被人们注意，那就是1998至2004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6%，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4.3%。8.6：4.3,城镇正好是农村的1倍。这个增速比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难以避免，“马太效应”将继续掘深城乡差距的“鸿沟”。

国外的城乡差距有多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在2:1左右。据世界银行对36个国家的分析，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1，极少超过2:1。即使在一些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不像我国这么大。就这一点上说，中国确实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城乡差距不仅仅在于居民收入的差距。我国城乡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差距4倍以上，城乡居民拥有病床数的差距是6倍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储蓄的差距7倍以上，高中学校城乡的差距是12倍以上，城乡人均拥有社会保障服务设施的差距是50倍以上，农村居民的年死亡率长期高于城镇居民至少1个百分点以上。从经济学角度讲，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决定社会事业进步的差距；反过来，从社会学角度讲，社会事业进步的差距，又使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比如教育，农村孩子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少于城市孩子，这就使城乡下一代的差距提前拉开。

造成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四个二元”。现在人们比较关注二元结构和二元经济。实际上，更为重要或者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后两个“二元”是前两个“二元”的症结所在。如果从逻辑关系推演，这里有两个循环：一个循环是，二元结构产生二元经济，二元经济产生二元体制，在二元体制框架下，形成二元社会。另一个循环是，源远流长的二元社会，是生长二元体制的土壤，二元体制的惯性保护着二元经济，二元经济衍生出加剧城乡差距的二元结构。当前，解决“四农”问题的关键点和切入点，无疑应该首先毫不犹豫地向二元体制开刀。

城乡分割由来已久。建国之初，有过一段短暂的好时光，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城务工。1954至1956年全国有7700万人迁移，这是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到1956年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问题非常突出。为此，在1956年12月后的一年里，中央政府连续了9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堵截农民进城的措施愈加严厉，甚至搬运工、保姆都不许招农村人，并且还在城市设置收容所，集中遣返进城农民。那些年，分割城乡的主要措施，是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这之后，城乡分割的壁垒全面形成。

农村的贫富差距在三个层面拉大。一是村干部与普通村民的贫富差距。在许多地方，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村干部家。因为村干部占有农村稀有的行政资源，进而能够更多地占有其他资源。二是种养大户与贫困户的贫富差距。不管政策做出如何限定，农村土地资源集中和兼并的趁势客观存在。某种程度上，农业经营规模的差距就是贫富的差距。三是农村能人与病弱残疾农民的贫富差距。能人是农村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不是村干部，也不是大户，但有头脑，能力强，很适合在城乡夹缝中发展。这些人包括包工头、经纪人等。此外，还有打工赚钱回家创业或建房的一部分人，也是比较富裕的一端。

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态势值得关注。农村社会出现新的分层，甚至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客观事实。据国家统计局按五等份分组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统计，2000年，高收入户年均为5190元，低收入户年均为802元，高低差距是6.47倍；2003年，高收入户年均为6347元，低收入户年均为866元，高低差距是7.32倍。2004年情况虽有好转，但两极分化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而城镇居民2003年的高低差距是5.3倍，农村高出城镇的2倍，两极分化的程度严重于城镇。当然也应看到，在一些地方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带动示范作用，涌现出了一批致富带头人。

缩小城乡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艰巨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总体思路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城乡统筹方略和同志作出的“两个趋向”重要判断，以工补农，以城促乡。坚决打通二元体制，一方面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计划失效的问题。通过经济结构的变革促进社会结构的变革，通过社会变革推动经济结构变革。近期的关键是加快城乡经济一体化，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拆除城乡生产要素配置的壁垒，弥合城乡社会关系裂痕。

三、农民：近忧与远虑

多次说过，谁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谁就得到了中国。他还曾说，中国农民甚至比英国或美国的工人还要好。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讲这些话的历史背景，今天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仍能振聋发聩。中国的农民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是最具坚韧性、最有创造性的农民。遗憾的是，农民也是最容易被边缘化的阶层，他们的近忧与远虑，无疑也是国家的近忧与远虑。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阶层，也是最大的弱势群体。截至2004年底，我国有7.57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2%；城镇人口5.42亿，占41.8%。一般来说，城镇人口的比例也就是城市化率，乡村人口数量也就是农民数量。农民作为农业劳动者，是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的阶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分成10大阶层，农业劳动者为第九阶层。在这10大阶层中，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是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因为这个阶层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是少得可怜的耕地，拥有的组织资源几乎等于零，拥有的文化资源也极其有限。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由快速加温到慢慢降温，由高速增长到低速徘徊，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拐点。2004年结束了7年的低谷期，实现了6.8%的增长。这个速度为1997年以来最高的，但低于1979年呈2004年平均增长水平。1979至1983年，农民收入连续5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有两年超过19%。然而，从1986年开始，农民增收就显现出后劲不足。除了1996年由于粮食大丰收和粮价上涨，农民收入增长9%以外，其他17个年份都低于2004年的增长水平，最高的年份是1988年的6.4%，最低的年份是1989年的负1.6%。这样一比较，有两点需要保持清醒头脑，一是6.8%的增长难能可贵，2004年是不可多得的农民增收年；二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平台上，农民增收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农民增收结构发生积极变化。这里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分析的数据，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略有不同，但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农民收入主要由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四部分组成。2004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1737.7元，增长12.2%；工资性收入991.4元，增长9.4%；转移性收入145.1无，增长23.9%；财产性收入63.1元，增长6.7%。这一串数据表明，家庭经营收入是基础，占总收入的59.2%；工资性收入是新增长点，潜力很大；转移性收入虽然只增加28元，但农民人均从国家得到的收入为52.1元，增长64.9%，这说明惠农政策将成为今后农民增收的重要动力。

农村居民贫困状况不可低估。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610万，贫困发生率由30.8％下降至2.8%。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但又不能不指出，目前农村贫困标准还没有与国际通行的贫困标准相接轨，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贫困标准为人均纯收入668元，按每公斤小麦1.6元计算，只能购买417.5公斤。更为重要的是这668元是贫困标准的上限而不是下限，有的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只有500元左右，吃饭都成为问题。如果按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概接近1个亿。这就涉及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因，如果套用这两个概念，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相对贫困人口近1个亿，中国的反贫困任重道远。

农民未富先老，农村人口加速老龄化。2005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突破1个亿。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将逐步凸现。未富先老现象，在农村最为普遍。种地的人大部分是60岁上下的老人，40多岁的妇女。农村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之所以还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主要原因是严格的户籍制度掩盖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指出，近年来城市用工的年轻化，是以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为代价的。我国发展道路上老龄化“陷阱”越来越近，农村和农民将首当其冲。

农村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据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男女比例失调的趋向非常明显，男性66976万人，女性63012万人，男性多3964万人。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在农村尤为严重，有的省份男女比例已经超过了130:100。也就是说，在相应的年龄段，130个男人中可能有30人找不到配偶，而这30人的绝大多数肯定是农民。由于性别比例失调造成的婚姻积压，已经被国外别有用心的人纳入中国威胁论的一部分。有美国人危言耸听地说，中国未来为了解决严重的性别比例问题，会选择地区霸权主义道路，甚至通过战争转嫁矛盾。

四、农民工：民工潮与民工荒

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而出现的独特阶层，民工潮和民工荒是我国就业问题的独特现象，它不但涉及到农民身份转换和农民工权益，关系到工人阶级成长壮大，还影响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我国就业结构的大体轮廓。到2004年底，我国就业总人数为7.52亿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3.52亿人，第二产业就业1.69亿人，第三产业就业2.30亿人；城镇就业2.64亿人，乡村就业4.87亿人。这组数据有“两个大头”：一是三次产业就业的大头在农业，二是城乡就业的大头在乡村。这“两个大头”说明，我国64%以上人员就业在农业和乡村。由此可见，无论是按产业分就业，还是按城乡分就业，农业和乡村都为就业承担着巨大压力。正因为这种巨大压力的存在，“盲流”就演变为声势浩大的民工潮。

农民工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数据，因为这一社会群体的组成比较复杂。国家统计局统计，2004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为1.38亿，但其中有一部分不是农民工；而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分析，2004年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就业人数达1.02亿，但其中不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这两个数字显然不能简单相加，但又不能随意相减，这里只能对总数做一个保守估算，目前全国农民工大概在1.8亿人左右。

民工潮现象还将长期持续下去。八十年代初，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进城务工就业，民工潮现象愈演愈烈。I亿多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大规模、大跨度流动，就是持续多年的民工潮现象。1994年全国春运客运量为12.2亿人次，2004年达18.9亿人次，10年间增长6.7亿人次。一般认为，农民工占春运客流的60%以上。决定农民工涌向城市有两个决定性变量。一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这两个变量在我国充分具备并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民工潮现象也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方面调查，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农民工是农民向城市居民过渡的桥梁，是农村联结城市的纽带。农民工对改革开放的贡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对农村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当然。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民工荒发出我国农村青年劳动力短缺信号。近两年来，民工短缺的报道屡见媒体，不仅技工难招，普通工也难招，其原因说法不一。有研究分析表明，从供给总量来说，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农民工供大于求显而易见，问题主要出在农民工的需求结构上，尤其是缺少25岁以下的女性农民工。比如，全国农民工中25岁以下的劳动力占47.3%，而广东东莞市缺工的需求17~25岁之间农民工占87%，男女性别比例为1:4。但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15-25岁的乡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18.7%。因此有人推算，25岁以下农民工存在700万人的供需缺口。大量情况表明，我国农村已经进入青年劳动力短缺与中老年劳动力过剩并存的阶段，这一矛盾提前表现为民工荒。

民工荒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结果。民工荒现象，很值得进一步深思。经过市场经济洗礼，农民工理性经济人的特征日趋明显，他们学会了“用脚投票”。首先，农业生产效益与打工收益的成本比较，中央的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收入，有些农民选择了在乡务农。其次，哪里农民工的就业环境较好，企业待遇较公平，农民工就流向那里。再次，城市对农民工的拉力、推力因素，农村对农民工的拉力、推力因素所起的综合作用，也是决定农民工“用脚投票”的重要依据。

关键是要给农民工公正平等的待遇。城市和企业使用农民工，还有一些不平等的条件、不公正的待遇。歧视农民工不仅造成对农民工权益的伤害，还在于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不平等。随农民工流动的大概还有2000多万儿童，大部分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其中有10%的流动儿童失学。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乃至“四农”问题，最终的出路是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给农民工真正的市民待遇，这将是中国农民的最后一次彻底的解放。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