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思想组织管理现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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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米歇尔·福柯被称为20世纪优秀的哲学家之一，冠有“思想怪杰”的称号，在法国及中西方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1]。作为法国的中心知识分子以及政治社会的斗争战士，福柯的作品千变万化，涉猎广泛却研究深入，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对语言、权力、主体、生命政治、美学等展开研究，主题突破学科界限。近年来，管理学学科领域也开始引用福柯思想，通过边缘知识的考查，权力和主体的冲突，对近现代组织治理现状进行批判。本文将追随这一波浪潮，通过对福柯的主要的研究方法———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以及主要作品的主要思想进行回顾，以对当代组织管理中的知识管理、企业创新问题和现状进行探讨和反思。

关键词：福柯；知识考古学；谱系学；主体；组织经营；知识管理

一、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

福柯早期的博士毕业论文加以修整后的作品《疯癫与文明》[2]是一部描述疯子的历史，更具体的说，是描述在历史中人们是如何对待疯癫之人，界限（正常人与疯子）与越界的问题。因为疯癫之人自身不善于表达，所以描述疯子的历史，并非主流，而是边缘性的知识。而在文艺复兴时代，倡导理性至上，政治经济学为名家学者趋之若鹜的主流兴盛学科。但福柯认为有些知识是被剥夺和压制的。特殊的、局部的、区域性的知识都可能被压制，比如精神病患的知识。福柯意识到知识被压抑的存在，所以他要用这种被压制的知识，来对抗批判主流知识。再者，有些知识是边缘知识，福柯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某种知识，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福柯不关心进化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而是关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背景知识，通过尝试让主体消弭来回到真实状态，充分了解个体受到的限制，透过边缘知识，来进行考古。福柯在乎的不是某一特殊的文本，而是这一对象发掘场所的整体结构。根据日本管理学家野中郁次郎的SECI理论模型[3]，比喻和类比是将隐形知识外显化的重要手段。因此，知识考古学在本文中，可以被通俗的解释为，比如对于一个捡到的陶瓷，要把这周围掘地三尺，来考察陶瓷所处的当时的社会历史自然环境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条件的研究。康德认为限制条件是先验的，但是福柯认为这些限制是不断变化的。通过知识考古学，了解到不同年代的知识底色，发现不同年代的局限。所以知识考古学就是一种局部言谈分析的方法学，透过一个年代所处于边缘的知识，来分析一个年代的规律与局限。绕开权威，通过历史的边缘性知识的判断，来避免本源性的一些谬误。而谱系学是冷僻知识和热门知识结合的一种产物。通过关注没有被关注的，小写的，边缘的历史，把被压抑的知识解放出来，关注的是局部的，非连续的，对抗的知识，不是追求历史的同质性，研究的是历史的异质性，认为历史是断裂的，不是连续的，不是一定有因果关系的[4]。如果福柯去了解文艺复兴，他不会选择去看米开朗琪罗等大家的历史，而是去观察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疯癫者的历史，通过这个边缘知识，去发现那个时代的事实。谱系学不认为事情有终极的规律和原则等待我们去发现，而是不断生成的、断裂的、强调不同质，不规律的过程。

二、《疯癫与文明》

如上所述，这是一部关于疯子的历史。在中世纪，麻风病从东方波斯传来，福柯引用“愚人船”，来描述文艺复兴时代的麻风病和其他疯癫者的流放方式。船在宗教里有特殊的含义，一般是道德之船，或者是丰富的想象力源泉的代表。教会在维护统治体系的时候，船代表着天堂，彼岸和救赎[1]。麻风病人通过乘船通往天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福柯解读为“我思故我不疯”：疯癫不能思考，意味着疯癫者不存在。在崇尚“理性至上”的文艺复兴时代，劳动者与懒散或者其他疯癫忧郁症躁狂症等原因无法劳动的人就划分了道德的两边，“总医院”禁闭异己———疯子、乞丐、无业者。监禁合法，成为脱离法律的道德堡垒，因为法律只针对正常人，一旦把他们化为异己，法律已不适用。在18世纪的欧洲兴盛的是政治经济学，正统文化需要确定什么是“我们”，能够劳动在那个时候成为正常。有时候人们还会去展览疯癫者，把疯癫者赋予兽性。这样通过展览疯癫，表明“正常”人的权力已经控制了疯癫和异己。《疯癫与文明》代表着福柯对文艺复兴时期理性至上的批判，对把疯癫者划分为异己、禁闭疯癫、展览疯癫的批判。在现代社会，疯癫非罪化。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后，心理学开始出现。相对以前治疗疯癫都是从身体上治疗，而现在选择把疯癫患者关进精神病院。父权形象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像疯癫者的父亲一样，去看管治疗他们。通过缄默（要求病人安静）、镜像认识（要求他们自己去认识到自己是疯癫的）、审判（通过检验方式不断告诉他们他们是疯子）等只是从身体控制转变为心理控制的方式来表明现代社会的“温和”实际上并非是一种进步[5]。

三、《规训与惩罚》

它是《疯癫与文明》的姐妹篇，前者是关于疯癫者的历史，关注的是如何看待疯狂，如何定义疯狂，研究政治经济学（权力）如何生产知识以及对理性的批判。后者是关于犯人的历史，关注定义犯人之后，权力如何运行，法律如何对待犯人，揭示权力通过什么方式影响个体，即权力与主体的关系[6][7]。二战后哲学领域开始出现身体和语言的回归，反对笛卡尔二分法，认为心灵无法脱离身体而存在，要透过身体来产生作用，所以监狱惩罚是通过限制自由作用于身体。所以，福柯在本书的重点是关注权力与身体的三种冲突：惩罚、规训与制度性安排。封建国王时代，权力与身体的冲突就是通过惩罚来展示，通过一套体系，往往包括仪式和表扬，体现王权维持权力的手段。资本主义兴起的近代和后现代，酷刑慢慢淡出历史，所有的惩罚都逐渐走向人道主义，而司法的审判范围在逐渐扩大，把先前违反道德的主体也纳入法律的管辖范围，不同专家代表不同技术参与定罪，量刑不仅仅是对身体惩罚，而是更加倾向于对各种权力的剥夺[7]。边沁的圆形监狱[8]已经被应用到学校、部队、医院等，监狱这套系统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权力的运行———监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身体和权力的冲突，从过去酷刑的坚硬得对抗与服从，变成无时无刻柔软得服从[10]。《谍影重重5》里面的铁网计划、无时无刻地监控、公司的指纹打卡系统、角落里的监控摄像头等等，这种观看和监视代表了权力的体现，从酷刑惩罚变成无时无刻地凝视和纪律。凝视已经成为一种支配式语言，观看者的凝视实则为一种主宰，而身体会屈从凝视的力量，人类主体可以预知在有无摄像头时的行为差异，这种被观看代表了主体进入了被主宰的领域[9]。消费主义亦是一种柔软的权力，不仅控制身体行为，更控制精神思想，通过更科学的设计，时间上不断地重复，像货币一样的符号，生产关于罪和规训的知识，让顺服的思想根深蒂固，多少人消费只是为了别人的目光。宣传经济学利用圆形监狱的方法在社会构建一套管教体系，各种绩效管理工具（例如KIP，OKR）就是层级监视的体现，个体成为某种符号，进入了某个排行榜，层层监视让权力不再是一个个体，不再是国王，不再是主教，而是一套系统，像毛细血管一样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没有主体，好似权力监视是自然存在的，让每个人像机器一样工作，而并不知晓反抗的对象。又如英美的陪审团制度，不再是一个裁判或法官来判罪，而是让个体感觉是整个社会在判定有罪，如果是整个社会都觉得我有罪，还能反抗什么呢？以圆形监狱为代表的控制体系是要求改造个体，犯罪变成了一个错误，改造并不是消灭罪犯，而是通过改造成为权力系统要求的服从纪律的居民。通过对时间、空间、连续的动作行为的安排设计使其称为毛细血管网络中的一个个驯服的肉体[11]。

四、组织知识管理的反思

在科学被奉为圭臬的当今社会，科学就是最高标准，科学是理性的，理性至上，这背后不是科学问题，是权力问题。所以，如果现在判断一件事物是否科学，是想赋予其地位和权利，如果认为它不科学，就是想剥夺它的地位与权力，科不科学的判断是一个赋权的过程，背后是讨论它有没有权力。过去的企业管理以有形资产等作为生产资料来创造价值，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难以把拥有独自构想或者知识资产的员工私有化。经营管理不再仅仅依靠系统性、科学性，而是个人价值观与科学的互相竞争，正如藤原正彦所说：“……也许局部的判断或只聚焦于当下，那么逻辑和理性就足矣，但如果要目光长远，除了逻辑、理性，还需要有情感。逻辑从假设出发，假设则由提出者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所决定，和教养和情感相关。”[3]科学一定好吗？一定要追求经济发展吗？人道主义一定是正确的吗？所以知识考古学就是一种局部言谈分析的方法学透过一个年代所处于边缘的知识，来分析一个年代的规律与局限。尼采的权力观中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控制个人的社会力量决定的。权力是潜藏在知识之下的。阿尔文·托夫勒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权力的来源由军事实力向经济实力，然后向知识能力转变[3]。尼采说上帝死了，神学观念在世界文化中死了，福柯说，人死了，在《词与物》最后，他说道：“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的形象。”[12]这是福柯对主体性的消亡引发的思考。在现代组织经营管理中，每一个主体都不应该被只是当作一个个符号、工具、符合或偏离正态分布的圆点。移情（Empathy）已经是组织管理者一个不可或缺的能力，焦点小组、观察、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应更多地被运用以重视每一个主体的洞见与声音[13]。晚期福柯探讨自身技术，透过权力的探讨来完成自我控制，管辖自身[11]。彼得·德鲁克指出“自我选择”是每个企业家应该不可忽视的现代员工提高生产效率的动机[3]。对每一个个体来说，知识的掌握与个人的生活方式，个人价值观，自我实现以及自我超越息息相关，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问题，努力生活，这一切变得富有哲思又实际。这世界也不仅仅是马克思语境里面的唯生产论，每个主体有其真正需要守护的人事物。比如,在某些城市，为了抑制高涨的房价，政策规定一个家庭只能买一套房子，有些夫妻离婚为了能够多买房，他们考虑的是成本，而有些人要去守护的是和谐的家庭夫妻关系。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已经渗透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各种导致的用户隐私问题（美国Facebook案件），更有甚者各种被产品经理吹捧的关于如何让用户上瘾的模型与书籍大卖，实则暴露出资本市场凭借其权力，通过科学和柔软的设计和时间上不断地重复，进而控制身体行为，更控制精神思想，因此，管理者及高级计算机工程师的伦理问题，应成为组织经营管理不可忽视的一环。福柯思想与组织企业经营管理，尤其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知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领域，近年来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14][15][16]。正如福柯所说：“权力的运用不断创造知识，而知识也不断诱发权力产生影响。”[14]知识与权力互相依存，权力是积极的，是创造性的，它创造了真理[7]。而关于个人主体，福柯认为个体研究的焦点应该转向“可知性”即分析个体被构建产生的过程，个性不是固定的，同一性是偶然的、临时的，身份不是绝对的，但总是关系的[17]。个体的身份具有多样性，且各种身份之间产生连接的这一观点，与胡塞尔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互相呼应，知识管理设计的知识的创造，知识的获得，知识的分享与转换，知识的应用都应注意由于个体身份的多样性以及主体间性而产生的跨领域的扩大效应。福柯对医院，收容所，监狱的研究中反映出地理和空间上的分离，对应在生产管理领域，就有了工作空间的区分。早期的组织通常是物理上封闭的空间，在工作时间通常通过高墙、栅栏以及大门来隔离。虽然办公室开放性日渐增强，但这种“圈地”在极大地影响了有偿无偿劳动的区分，通常，根据工作的空间，个体被分类为:失业，退休，在职，兼职等。再者，工作空间对技能和劳动者性别、分工的定义有特殊的影响，例如某些情绪、养育类，尤其是女性的工作往往被忽略[18]。时间表作为一个总体框架，实则也是监督控制机制的一种体现，白班、夜班、加班，以及各种考勤表等。但在通信技术的发达、国际人力资源的配置、居家办公以及全球肺炎的影响下，原有的限制与分类将被打破，管理者需要应对改变，重新思考。福柯笔下的规训、惩罚与制度性安排在组织管理领域还体现在对权力与身体的冲突。例如，绩效评估中已详细规定个体应该如何与其他对象互动，比如建议雇员应展示微笑的表情，应保持眼神交流，应何时点头示意等等。绩效评估是由工作要素、评价标准和绩效描述符号等组成的体系，它明显地涉及知识的产生，这些规训是一种强制力的体现，使劳动的过程更加“可视化”，对行为和活动的精确规定催生了个体对某种“法典化”的能力的增加。在早期的工厂组织中，管理者认为劳动力无差别，但随着越来越细化的分类系统的实施，不仅仅是个体的技能、年龄、性别，更多的心理、态度、情感、行为等主体性的新维度被引入对个体进行详细阐述和物化，例如各种各样的人格测试中，关于个人的自我导向，尊重的需要，权力的需要，自我成就的需要等都纳入生产过程。人被创建成各种类型，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X，Y，Z型人等等。回顾管理领域最初的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一切只是设计得更加巧妙和柔软，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根据斯诺登和布恩（DavidJ.SnowdenandMaryE.Boon）的领导者决策框架理论（Cynefin框架），在环境越来越复杂的今天，试图强加控制的领导将会失败，探索、感知和回应是每一个领导者在复杂环境发现更多创造力的应对之策[19]。每个人都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能力、需求、优缺点和目标，没有一套现成通用的方法可以为上级提供他做出这样的决策所需要的知识。所有的这些技术和测试只能充其量得出一副不完美的图画。领导者应为员工铺设舞台，耐心等待并允许各种变化的出现。作为组织中的个体，福柯晚期主张通过自我技术来挽回消亡的主体。福柯认定的获取自我认识的主要技术是忏悔（confession），但其富有较强的宗教意味，可以用批判性反思（criticalreflectivity）进行替代，通过批判性地思考最基础的假设，例如对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思考，个体可以开发出更多的协作性、响应性和道德的管理组织的方式。社会建构主义学者Cunliffe认为，社会现实是通过我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在日常互动中被建立起来，知识不仅是理论或信息，而是一种由人类主体建构的隐形实践意识，以此，我们了解我们周围的人事物，并据此采取行动。因而，一个自觉的人是理解和学习的中心[20]。个体通过单环和双环的反思本我，真我，超我的假设和现实，以及通过思考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自我认识，并采取后续如何处理障碍的行动，来取得进步。因此，领导者可以通过树立模范榜样、培养移情能力、鼓励支持并尊重员工的个人成长等方式（例如个人必须有权力定义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来禁止他人对自我身份的操纵）来传递组织的道德情操观，实现个人与组织（本体论）在知识管理（认识论）上的实践突破（方法论）。

作者：吴昕 单位：福建江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