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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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它把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社会分层和流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中国的户口还起不起作用，以及起着怎样的作用？通过对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具有城乡户口差别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存的特点，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程度与个人社会流动机会获得有正相关关系。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鉴于户籍制度的强粘附性生成了社会差别，改革这一制度的基本方向是推行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

关键词：户口；户籍制度；社会分层；流动

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的户籍制度，不仅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也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连的制度。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福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户口标准。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身份制；同时根据户口辖地管理原则，对异地间户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对身份转换和自主迁徙的控制，对中国社会城乡二分结构的形成，以及城市等级差别现象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今，户籍制度已经历了多种形式的改革，如1980年代中期的小城镇自理口粮户口及当地有效城镇户口改革、居民身份证制度试行、1990年代交钱办"农转非"的变相卖户口，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户口一元化改革试点等。尤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及城镇人口开始流向大中城市，他们在那里以临时工、合同工及农民工身份务工或从事着个体经营活动，其不正式迁移户口也可在城市照常生活的事实，让人们似乎感觉户口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另一方面，户口有时又显得格外重要，小到孩子入学，大到个人仕途发展，本地户口是获得这些体制内资源的必要条件。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有了本地户口并不觉得享有优势，但反之则会遇到重重障碍。所以，目前户口或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重新被提起，说明户口在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淡出，户口可能还在起作用。那么户口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是怎样起作用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这些作用是否还能归属正义？诸如此类的问题，从立法者到管理者、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已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及建议，可谓众说纷纭。因此有必要通过更为精确的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一阶段性总结和前瞻性展望。

就户籍制度的理论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基本在二元结构论的框架下，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是探讨户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技术性问题，这些研究主要建立在常识性认知和一般性推理之上，在分析户籍制度的整体社会影响以及呼吁改革方面，已取得一些积极效应。

但是，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有何联系？如何从户籍制度变迁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哪些已经变化了，哪些还没有，以及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变迁的效应又怎样？对这些重要的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以往的户籍制度研究则较少涉及。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经验研究尤其是以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深入细化的实证研究更为少见。因此，从社会分层与流动以及社会转型的理论视角、立足于经验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将会有助于人们更深入、更精确地认识户籍制度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差别，以及差别是怎样造成的。基于经验研究的发现和理论认识，将会增加人们改造这一制度的决心和信心，并提供改造这一制度的策略、路径和方法。

1理论和假设

在关于户籍制度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以及社会结构转型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中，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论。如蔡提出，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其形成与相关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相反，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还有一些经验研究提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市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30%左右。而肖文韬则在其研究中指出，户籍制度实际上并没有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事实就是证据，因此户籍制度并未对城市劳动力市场起保护作用。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肖文韬提出必要工业化人口与年度工业化人口的差异比率过高，就业形势严峻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因素。

此外，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社会影响问题，美国一些学者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户籍制度造成了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socialspatialhierarchy）现象。户籍制度通过对异地户口迁移的管制，使得不同社会空间的差别得以固化和凸现。如果仅仅有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并不一定造成社会差别，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迁移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从而可以平衡和消解部分社会差别。但是，如果异地迁移权被剥夺，区域发展不均衡就变成了社会空间差别，因为户口在发展较滞后地区的人，难以在较发达地区获得发展机会。

在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社会学理论中，无论是单位再分配论、市场转型论还是权力维续论，所依据的经验数据要么只来自农村，要么就只来自于城市，忽视了城乡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以及宏观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就相当于忽略了对组间误差的估计。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制度性影响所造成的组间误差通常可以解释阶层地位和机会获得差异的更大一部分。

吴晓刚和特雷曼（D.J.Treiman）在对同期群获得城镇户口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时，发现虽然教育和政治条件（党员身份）会增加"农转非"的机会，但是农村户口则明显地减少了受教育和政治地位获得的机会。由此，他们对先前基于中国城市社会高代际流动率和亲子间职业地位低相关的研究结果而得出"中国是开放社会"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判断以来自城市的数据为依据，而忽略了农村和城市户口间的差别以及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因此造成有偏向的结论。吴晓刚等虽验证了城乡户口对阶层和流动机会差异的作用，但没有考察城市间的户口等级差别。他们注意到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而没有关注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以及由城市资源相对封闭性而产生的城市户口的等级差别现象。

虽然程铁军和萨尔顿（ChengTiejunM.Selden）提出的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制"现象，其实质就是由城市行政区划级别而延伸出的城市户口等级差别现象，但他们的这一观点是基于政策和文献分析而概括出来的一般结论，并没有用经验数据加以检验。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已取得的进展，本文试图通过对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来检验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关系的两个理论假设：

假设1：在户籍制度基本规则即城乡二元户口和城市间户口迁移限制未改革的前提下，户口因素仍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产生较显着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表现为城乡分割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行的格局，个人户口级别即户口所在城市的行政区划级别越高，获得较高阶层地位的机会越多，城镇与乡村居民的阶层地位存在显着差距。

假设2：中国社会在不断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机制虽可能发生相应变化，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人们因为政策或制度的安排，获得流动的机会和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基本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一直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影响着社会流动。尽管影响个人社会流动的因素很复杂，但户口因素所构成的结构性影响较为突出，表现为个人和家庭的户口性质、户口迁移和转变的经历对个人上升流动机会存在较显着的影响。越是城市户口、越是能迁移和转变户口者，上升流动的概率越大。

2结论与讨论

实证分析的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设1提出的中国阶层地位获得的城乡差别和户口等级制现象。在党员身份获得上，虽然个人户口级别影响不显着，性别影响较显着；不过，个人户口性质和户口辖地却有着非常显着的影响，表明政治资源获得方面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以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在经济收入方面，户口的收益率相对较高，证明户口在收入差别中的作用较大，也证明收入存在户口等级差别现象，即户口级别较高，获得较高收入的机会越大。个人职业阶层与户口因素的回归结果证明，户口级别与职业阶层地位之间有着较显着的正相关，即户口级别越高，进入高层职业的概率越大，相反，户口级别越低，进入低层职业的可能性越大。

社会分层的户口等级制和社会空间等级差别现象的存在，反映了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也反映了户口仍然是获得重要资源的依据，以及户籍制度安排构成相对封闭的阶层结构。城乡差别和户口等级差别的社会分层特点，与户籍制度的关联主要在于城乡户口身份的难转换性和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这两种机制将由行政化资源配置体制所造成的城市和区域差别转为社会性的差别，体现为不同户口身份上粘附着有差别的价值。

在户口与社会流动关系方面，假设2中提出的个人和家庭户口因素对个人职业和地位流动性及晋升机会获得有着结构性影响被证实。例如，城镇户口、较高户口级别以及父亲户口迁移经历等因素对增加个人上升流动机会有积极的作用。市场转型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也使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农业户口和小城镇户口的职业及单位流动性提高，但地位晋升机会获得仍受到户口限制，由此出现伴随高度不确定性的高社会流动性。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正式迁移户口，还是不迁户口的流动，都是户籍制度开放性的表征，都对社会流动和个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户口为切入点的实证研究为中国社会转型理论以及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经验事实。从这一视角和经验事实出发，我们会看到，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结构虽经历了变迁和转型，但户籍制度安排所型构的基本格局在该制度未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仍维持着城乡分割和城市等级制并存的状况。改革开放乃至市场转型过程中，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虽发生了局部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体制外获取资源和流动机会，但户口作为获取体制内资源的凭据，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整合。由此说明，在一些基础性社会制度不改革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分层与流动机制不会有质的变迁。或许正因为如此，社会上要求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一直不断。

此外，实证研究的发现推进了我们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认识，以往人们一般认为，只要剥离粘附在户口之上的差别分配原则，便可把户籍制度与社会差别彻底分离开来。然而这一认识忽略了为什么差别原则能够粘附到户口之上？我们又怎么能剥离这些原则呢？如果可以剥离原先的差别原则，我们又怎能保证新的差别原则不会再粘附上去呢？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户籍制度与社会差别的联系，必须从制度变迁本身着手，而不能回避制度本身的变革。既然户籍制度具有较强的粘附性，且为社会差别的生成机制，那么改革就要去消除其粘附性。而粘附性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所设置的城乡户口的难转换性和户口的难迁移性，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取消城乡户口身份划分和户口迁移的行政限制，实行一元化的公民身份制，以及公民自由迁徙和选择居住地的法律制度。当然，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的制度改革，并不一定立即解决社会差别与发展问题，但是，制度至少为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提供了可靠的轨道，如果制度轨道本身偏离了目标方向，那么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从现实来看，从决策层到普通民众，可能都会担心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改革将带来社会震荡，认为农村人会涌向城市，大城市会出现人口膨胀。而事实是，户籍制度在如今除了生成社会差别外，对人口移动行为已经起不到调控作用了，任何人都可以不迁户口而流动。而且，从笔者参与全国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对北京、河北、四川和陕西等省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专题调研经验来看，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落户条件的宽松化并未诱致过多人口涌向大城市，也未造成新的城市贫困问题。再者，从理论研究结果来看，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对个人发展的诸多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因而对促进社会转型与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至于要避免因户籍制度改革给大城市可能带来的人口和资源压力问题，需要借鉴1980年代中后期的城市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和投资政策安排方面，需要改变行政主导下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级别高的城市集中的机制，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实现资源在城市和区域间的合理、均衡配置，这样既可以消解户口等级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同时也将有助于减轻人口流动给大城市带来的压力。

诚然，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和艰巨的过程，但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正视这一制度所粘附的社会差别与不和谐，用改革的方法去消解那些可以避免的差别，促进社会更加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