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制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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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官商勾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核心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二是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模式是行政组织系统，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基本上形成行政等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便于中央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的下达，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比较适合。知识经济的人力资本的集约经营需要的组织结构不是行政等级型，而是横向合作的自治契约型。国民经济管理致力于在企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建立大量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法律社团、文化社团等非营利的第三部门为自组织网络，承担建立法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宏观秩序责任可以交由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承担，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民主，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一定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企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依法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保障。新型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注重的不单是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更注重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微观主体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棋子，组织结构不只是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而是为了微观与宏观主体的聚合能量的最大化。

三是在社会自组织网络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是包括立法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权利分割与权利制衡相协调的组织结构。政府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的行政组织本身，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后有了新的组织特色。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经济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任务，但却不可能由行政部门完成，而是立法、执法、司法共同的责任。所以在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力可能分得更明确，同时，在只能分得更明确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国家机构的各部门统筹运行的综合部门，国家机构之间的扯皮现象应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