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构建路径社会制衡模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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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运行机制和谐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核心元素。制约政府运行机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一种是以社会制约权力即社会制衡。社会制衡是对政府运行的外部制约，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注重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等互动，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社会制衡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有效路径。在和谐政府构建过程中，可以探索两种社会制衡模式：其一为社会中间机构的显性制衡，其二为社会民情的隐性制衡。

关键词：和谐政府；社会制衡；中间机构；民情

一、社会制衡思想的内涵与缘起

所谓社会制衡，它是与权力制衡相对应的概念，最初表述为民主的社会先决条件或者是民主的社会因素，随后直接表述为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制衡，相对于国家权力制衡而言，被定义为非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它是国家权力的外部制约机制。

社会制衡思想由来已久。19世纪法国的社会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对社会制约权力机制在政治民主的发展中，在公民社会的培育中，在政府运行的外部制约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了深刻揭示。托克维尔始终在寻求一种增强政府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社会制约机制，以此来保护少数和个人的权利。他认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来源于政治社团、宗教、陪审团、民情、法学家精神、美国乡镇精神以及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一个由各种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团组成的公民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

继托克维尔之后将社会制衡思想发挥到极致的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他认为：第一，在民主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在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的进程中，宪法规则都不是重要的，社会制衡才是有效机制，更具有基础性地位。他认为美国并非因为有了宪法才保持了民主，而是因为这个社会基本上具有公民精神，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宪法才保持下来。“宪法之所以残存下来，只是因为它不断地受到调整，以符合正在变化着的对权力的社会制衡。”第二，社会因素是政府运行机制民主的先决性条件。他认为，政府运行机制的民主建构于多样性的社会之上，意见的多样性或目标冲突本身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意见的多样性一方面是由于选择的群体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偏好强度的差异性。而构建一套规则或程序，不仅要考虑到人数，而且也要考虑到偏好的强度。可是，对于偏好强度问题，不可能通过宪法或程序性的规则获得解决办法，只有社会因素才能解决偏好强度的难题。面对冷漠的多数与热情的少数相冲突的问题上，为了保证每位公民正当利益不受侵害，只能求助于社会的因素。第三，多重独立的社会组织是政府运行机制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须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公民参与的最大化，改善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分散政府统治资源，越容易增加政府垂直统治的成本，势必导致政府将等级式的统治秩序推向扁平化，从而有利于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公民协助政府管理国家事物和社会事物，以此来确认、保障并实现公民自己的权利。

二战以后，社会制衡这种外部制约机制在整个权力制约机制中的地位日趋重要。

二、和谐政府构建与社会制衡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建设一个和谐政府。和谐政府的目标指向是构建政府组织和谐、政府生态和谐、政府关系和谐的政府和谐圈。政府运行机制和谐是政府组织和谐的核心元素。政府正是以一种与其生态环境互动反馈的特性和机制来实现政府自身的和谐；同时，政府也在以这种独特的互动反馈机制来为自己纠偏。政府运行机制的核心是政府权力运转，政府权力运转和谐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核心元素，而制约政府权力运转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一种是以社会制约权力即社会制衡，因此，社会制衡是构建和谐政府的可能路径。

社会制衡思想认为：分散的人民大众是最终的权力来源，这种分散的个别权力的结合形成多元的、竞争性的社会权力中心，它们与政府的等级式的社会权力体系不同，是平行的、竞争性的权力安排，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的博弈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决策往往是调和这些掌控社会权力中心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需要的结果。多元的、竞争性的权力中心能够基于人民大众的权力通过影响政府政策而对政府运行机制、对国家权力加以制衡。

同时，社会制衡思想的价值诉求是公平和正义。多元的、竞争性的社会权力中心追求正义必须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而公平只有在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能存在，防止权力滥用的一个手段则是社会制衡。因此，通过社会制衡，以社会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逐步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合意，达到公平是追求正义的公平，正义是有助于公平的正义。这些价值诉求也正好是和谐社会、和谐政府的价值取向。

社会制衡注重加强公民意识，强调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和谐，实质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互动和谐，这种和谐状态有助于使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接受公民参与，符合公民需求，更有助于公民在了解、信任政府的基础上认同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进而形成和谐社会协调发展的向心力量[2]。由此看来，社会制衡思想，对于政府运行机制的和谐，对于和谐政府的构建，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理论任务，将为此提供有效路径。

三、和谐政府构建路径的两种社会制衡模式

(一)显性制衡——社会中间机构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

所谓显性制衡，主要指有形的社会中间机构，如公民大众、非执政党、利益集团和舆论媒介等对政府运行过程的制约与影响。

1、公民大众公民大众是一种间歇性的社会中间机构，它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不是经常性的，但却是最强有力的。公民大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公民选举。选举是公民决定政府、代议制机构任职人员的主要手段，也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方式。在不同国家，公民选举产生的机构和人员互不相同，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产生代议制代表，如议员、人大代表等。二是选举产生政府首脑。通过选举，公民可以间接地影响国会或人大的立法活动，制约代议制代表的立法行为，甚至可以间接约束政府首脑的行政活动，使代表和行政人员向选民负责。第二，公民直接投票表决。公民投票是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决策活动的一种方式，它对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最终生效具有决定性意义。公民投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割立法权，是代议机构的有效补充。当然，公民投票不是取代代议制度，而是代议机构不能有效运行时的一种补充。二是削弱政党的作用。它使投票者不是从党派的立场和偏见，而是根据自己的观点和意志对某问题进行表态。三是促进政府运行机制民主，保证政府政策的合法性，并使其得到公民更广泛的支持。第三，公民群体性活动。主要是指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请援、上访等等。这是公民普遍采取的制约政府权力的手段。公民的这种群体性活动对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与政府的决策和执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压力，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立法和决策行为。

2、非执政党在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是在野党或反对党，但在野党又并非纯粹的非国家权力组织，而是执政党的预备队，它也不是唯一的非执政党，而是势力最强的非执政党。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执政活动的制约尤为明显，执政党的合法执政可以说就是因为在野党的存在而存在的，党派竞争异常激烈，这样就能有效制止国会中代表多数的党派为所欲为，从而防止权力制衡的缺位。在野党的存在，迫使执政党谨慎施政，它使“任何一个政党总是在国家权力与非国家权力之间，或者说，在社会与国家之间来回摆动。当它上台执政时，它是受着社会与反对党监督与制约的力量，当它在野时，则是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非执政党作为一种制衡国家权力的社会因素，其发挥作用主要基于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提出议案。非执政党根据其选民的利益提出议案，为少数党派及其选民伸张正义，保护权益，防止一切议案都以多数党派及其选民为中心。二是通过辩论、质询等形式讨论立法机构的议案，追究政府活动的合理合法性和合意性。三是运用媒体力量和公众力量宣传、批评政府过失，对国家权力造成强有力的压力，促进政府运行机制趋近民主。

3、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是影响、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促进政府运行机制走向和谐的核心社会中间团体。在西方，亦称作院外集团或压力集团，根据其目标，大致可以划分为维护本集团成员利益的、维护种族、民族或妇女权益的、促进社会公益的和实现社区、州乃至国际目标的等几种利益集团。这些非政府性中间组织既有盈利性中间组织，也有非盈利性中间组织。利益集团是政党组织的补充，其目标不在于执政，而在于通过影响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和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来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或促进本集团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利益集团影响、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通过选举和游说影响立法活动。在选举方面，利益集团通过电视、报纸、广播、发传单、消息和发表评论等手段影响选民的选择，并通过捐助竞选、提供免费服务等方式影响立法委员的决策。在游说方面，利益集团直接接触立法委员或其助手，直陈观点和要求，争取立法委员的支持。第二，通过游说或施压影响政府的决策。利益集团可以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或进行游说，使其接纳自己的建议。第三，通过渗透和舆论影响政府的执政行为。利益集团有向政府组织渗透的倾向性，若能将集团成功地渗透到政府组织，将有力地制约政府行为。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舆论媒介评价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从而有效地对政府施加影响，进行监督。

4、舆论媒介舆论媒介犹如一把利刃，时刻制约着、监督着政府的行政行为，对政府提供了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法提供的监督作用。鉴于其重要影响，新闻媒体被称作“看门人”、“议程决定者”；也被誉为“政府第四部门”、“人民的斗士”、“政府的批评者”，可见其对政府政策及其行为的制约和监督是强有力的。就舆论媒介与政府的关系而言，它首先应该是维护和改进政治制度的，其次才是政府的批评者。

(二)隐性制衡——社会民情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

隐性制衡主要是指沉淀于社会及其人员之中的无形的社会民情，如信仰、传统与习惯、文化与心理对掌权者行使权力的制约都有影响。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民情“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民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因此，民情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风貌”，是习惯、思想和习俗的总和。

1、信仰信仰融合了信念、认知、情感、良知、德性等各种内在因素。人们或许并不了解信仰究竟是什么，但他们大都认为自己是有信仰的，甚至当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对象全然不知或者仅是一知半解时，也毫不犹豫地、不加论证地接受了信仰。在人类生活中，信仰其实是一种常态，没有信仰才是偶然的状态。西方国家的信仰基本上是宗教信仰，在东方国家，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消极的迷信，严格地说，它仅是一种信念，而非积极意义上的信仰。信仰作为公民内化的社会因素，它对国家权力行使者的制约主要在于它对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的影响上。第一，信仰宣讲良好的、同一的道德，节制公民的无限激情。一个拥有同一信仰的社会，容易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情操，树立公认的善恶标准，确立适宜的秩序和规范，使人民的行为有章可循，因而可以把漫无边际的想象力限制在某些范围内，节制公民的过度激情。在法律允许公民自由决定一切的同时，信仰却可以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因此掌握国家权力的人由于制度缺陷的原因，即使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也有可能因为信仰而受到节制。第二，信仰引导和教化民情，影响法制。社会由家庭构成，社会民情也源于家庭观念，因而信仰对民情的引导和教化，可以通过家庭中介来完成。信仰可以通过约束家庭而对政府发生制约作用。缺乏信仰的人喜欢用扰乱社会的办法来忘却其家庭的忧伤，而受到良好的民情熏陶的人则从家庭中汲取对秩序的爱好，然后再把这种爱好带到公共事物中去。第三，信仰塑造一种博爱的精神，使公务人员逐步具有一种公共人的观念。这使他们不把视野局限于个人或团体的狭隘利益当中，因而可以更为理性地在政府中行使国家权力。

2、传统与习惯传统与习惯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选择，而是顺从于非理性的传统行为习惯和本能的冲动。传统是活生生的力量，是从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中传递到现代生活之中的东西。传统的延续促成一种习惯，习惯的不断重复就构成了生活与行为的方式。传统与习惯、习俗对现代政府权力运行的制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传统道德伦理将权力行使限定在既定的德性许可范围之内。尤其在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的伦理观念至今依然深入人心，处处成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过程中的道德准则，因而对传统德治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匡正了人心。其二，传统制度与精神影响着政府运行机制。罗马法典仍然是许多国家制定宪法的蓝本，这说明，传统制度虽然失去了外壳，但其制度精神依然保存了下来。一个社会可以制定良好的制度，但往往难以培育相应的贯彻制度的精神，而后者却更为必要。因为即使制度尚未建立，精神形成的习惯仍能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社会的存续。其三，习惯建立的关系渗入到政府运行机制的各个层次。传统的人情关系网络对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运行过程中权力的获取、行使及其影响等都有至关重要的渗透作用。传统与习惯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影响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要做到有效制约政府权力，必须把握两点：一是根除消极影响，发挥积极影响。二是形成良好的传统与习惯，以使之有效地制约权力。传统与习惯是一个渐进的形成过程，今日的现实就是明日的传统，因而重在现实的塑造。比如为公民社会的建立，为和谐政府的构建创造可行的制度、文化、心理和行为规范；培育公民的自主精神与合作习惯；树立权利和义务观念；引导公民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等等。只有塑造良性传统与习惯，才能为社会制衡，为和谐政府的构建提供具有内在潜力的社会因素。

3、文化与心理广义的文化涉及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面，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认识、掌握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及其创造、保存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社会制度的综合整体。在此，笔者所要探讨的是社会因素对政府运行机制的隐性制衡，因而观念形态的文化及由此孕育的社会与政治心理对权力运行的影响是讨论的重点，这也是笔者将文化与心理作为一组隐性制衡因素的原因。任何一种权力，都得由作为主体的人来行使，而人是文化的人，即“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制约着人类，规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没有文化，则没有人”。因而文化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政府管理层面往往表现为一种制约权力的法制文化、行政文化。而心理因素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影响基于两个层面：一是一定的文化形态塑造相应的心理状态，而行为则受心理的支配。二是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个体的心理状态又有所差异，从而人的行为也各不相同。文化与心理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制约是深层次的，是通过权力主体的内在制约而完成的，因而培育公民型的政治文化和心理对于政府权力运行、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和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