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交易成本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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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是从家庭中分化出来而又没有完全摆脱家庭、家族关系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家族的控制下的一种经济形态。作为我国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却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而这种忽视的背后，则是学术界对家族企业所固有的歧视，而对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盲目崇拜和神化。在他们看来，家族企业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形态，而企业组织发展的历程也必然是从家族企业向股份制企业演变的过程。但相关的研究数据却表明：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由家庭所有或经营。因此，重新认识家族企业，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还可以从中总结经验，有利于相关学科的发展。

一、家族与企业

以往的家族企业研究都是从文化或社会学上作出解释，即中国传统的家文化与家族的对中国人的行为规则产生很大的影响。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正式生活的主导因素，并导致了家族主义与泛家族主义在企业中的复制、延伸。

这些观点只是简单地把企业主的行为动机归纳为追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但费孝通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呈现出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代表的“差序格局”，是能放能收的伸缩性网络，它暗示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这表明，虽然人的行为受家族主义的影响，但个人依然有自身利益的追求。

因此，本文在具体分析以前，首先对企业主的基本动机作出新的假定：“行动——结构”互动的双重动机假设。它强调，作为社会人的个人动机是由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组成的，双重动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由此决定着个人的行动。

从这个基本假设出发，本文认为，企业主基于利己动机希望企业能得到发展，而价值动机也促使他把家族的兴盛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而作为家族兴盛的条件，就是先把企业搞好，企业搞好了才能带来家族的繁荣。因此，本文的逻辑起点是，企业主不论是出于利己还是价值动机，都要把企业的兴盛作为自己追求的动机。

二、企业与交易成本

企业如何才能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给我们分析企业，包括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分析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因其对制度的关注而有别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的兴起改变了传统上的把企业作为生产机器的看法。科斯认为：企业与市场是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是作为市场的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人们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合作，又可以通过企业形式实现合作时，并且两种合作的效果是相同的时候，采取哪种形式的合约取决于交易成本。

在张五常那里，市场交易涉及的是产品与商品的契约安排，而企业交易涉及的是生产要素的契约安排。相应的，科斯关于企业边界的结论也就演变为：“当产品市场发生的交易（定价）费用的节约在边际上等于新兴的‘市场要素’中费用（也是交易成本）的增加时，就达到了均衡。”

这里涉及到交易成本问题，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在进行比较研究时的基本单位，主要是在产权（根据契约）被用于市场商务活动中的交易时发生的，是：“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它们区别于生产成本，既执行合同本身而发生的成本。”更为具体的来看，它包括以下各项行为所引起的成本支出：（1）进行市场调查；（2）讨价还价过程；（3）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的过程；（4）监视合同签署人；（5）贯彻合同；（6）保护双方权益，防止第三方侵权。

上面的相关研究给我们一个分析的框架来对家族企业进行研究：在企业生产成本和市场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企业的规模由交易成本决定。而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则表现为企业主与“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的契约的签订所花费的成本。因此，要想企业壮大，必须减少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这样，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治理结构就成为企业主的首选，只有这样才能扩展企业的规模，进而荣耀家族。

三、交易成本与信任

企业内的交易成本主要体现为企业主与劳动力之间的契约成本。按樊纲的六分法来看，主要体现在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和事后可能出现违约造成的成本。具体表现为：由于企业主的有限理性使分散的人才信息的搜集变得困难，而且应聘人员机会主义的存在导致信息障碍和信息失真所造成的信息成本；合同签订后员工可能出现的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企业要设置相关的人员与机制来监督员工的工作，从而造成监督成本；同样利益的冲突和外来的引诱都可能导致员工出现违约行为，从而导致企业主的损失等等。

合同签订的一系列成本导致了交易成本，这些成本所产生的背后都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信任。从信息成本来看，在信息爆炸、各类信息真假难辩、社会诚信有待提高的社会中，如何辨别所需人员的信息的真假，找到自己要找的人才是企业主和应聘人员签订合同时面临的问题。同样，企业主不信任员工，怕他出现机会主义，员工对自己企业的不信任也会导致机会主义，所以企业主要花费监督成本来减少员工的机会主义。而违约行为的出现也是双方缺乏信任，对未来没有信心的表现。

而且，信任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有利于防范机会主义，减少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降低员工对未来的不确定，从而减少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它还有利于促使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使人际沟通更加顺畅，提升企业的凝聚力。

信任在企业内部的作用如此之大，对于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在生产技术和市场结构不变的前提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只要是理性的企业主都会注意这样的问题，并把企业内部信任的建构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而中国社会的信任建构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家文化对信任的建构又有什么影响呢？

四、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与信任的建构

正是因为信任的重要性，使其成为国内外炙手可热的研究话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信任的研究取向有两种：（1）将信任理解为人际关系的产物，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2）将信任理解为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法理（法规制度）或伦理（社会文化规范）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以关系和制度两种对信任的建构机制不同取向的研究也表明，信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的维度，是和社会结构、文化规范想联系的。因此，对中国信任问题的研究，其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和社会格局。

相比较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制度化的信任机制的缺失，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上的家族成员所拥有的天然的、义务性的信任，不仅仅能减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以满足企业主的利己动机，而且使用家族成员，带动家族成员发家致富，也是符合企业主的价值动机的。因此，比起雇佣外人或陌生人给企业经营带来风险，使用家族成员来经营企业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企业主的首选了。

但是，只用家族成员来经营管理企业是以企业的小规模经营为前提的。随着家族规模的扩大，不仅家族的劳动力供给会出现短缺，而且企业需要的各项专业人才也不是家族能够供应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招聘也就不可避免了。面对这些非家族成员，一方面要运用各种规章制度对他们行为进行约束，另外，与他们建立私人之间信任关系也是企业主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人对关系的分类，可以分为“自家人/外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是值得信赖的、可靠的，而外人则相反，给人一种不安全感。因此，基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企业主有必要把“外人”转化为“自家人”，使其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家族成员。根据龚晓京的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将正式的人际关系转化成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拟亲化现象。在农民原本可以通过契约的关系达到合作或获得资源的情况下，却倾向于通过拟亲化的途径来解决。而其途径，不外认同宗、认干亲、拜把子等形式，这样基于利益关系的业缘关系就转换成一种类似的血缘关系，从而纳入“差序格局”的范围。

通过聘用家族成员和把家族外对企业发展有影响力的成员纳入自己的“差序格局”，企业内部的信任就能产生，并对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产生影响：从信息成本来看，不仅家族网络能够提供信息的来源，还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从监督成本来说，企业内存在的家族网络使得监管的信息能及时有效地反馈到企业主手里，对员工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家族或泛家族认同的存在，也有效地遏制了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其更好的为企业工作；同样，血缘与地缘的制约，使得违约行为也变得不太可能。

五、结束语

企业主作为家族的一员，拥有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而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有利于家族的发展与壮大，因此发展企业既可以满足企业主自己的利己动机又能满足价值动机；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依赖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减少，其表现为企业主与企业员工签订合约所花费的一系列成本；信任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在中国这个由亲而信的国度，家族成员和泛家族化的“自家人”所具有的信任就成为企业主追求的目的；而这些信任关系的建构最终将使企业内的交易成本最小化，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而这些就是家族企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