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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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二十年中，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特别是市场经济为基本导向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呈现出从依附走向独立，从单维转向多维，从封闭转向开放，从情绪化走向法理化等一系列特征。一体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格局的客观进程正在悄悄地进行——尽管这一进程刚刚起步。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政治文化也进入了一个变迁过程。由于政治文化是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是其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也影响着政治行为的方式和结果。脱离了一定政治文化，与之相应的政治系统、政治体制就很难正常运行，所以研究这二十年中的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中的政治文化变迁作一大体梳理与评析。

一、政治文化发展视角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第一、从上层政治文化方面讲，在改革开放前绝对一元化政治文化结构中，被曲解了的政治思想与理论（其凝聚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形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政治文化的唯一圭臬，在整个政治文化体系中拥有绝对至上不容置疑的地位，成为对内凝聚、统一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扼杀内部“异端”政治文化，对外抗御外国异质政治文化（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根据。亚政治文化的层次性不明显，并且为主导政治文化所同化。

主导政治文化对内外异质政治文化表现出极端的傲慢与偏见乃至敌视。面对政治文化的这种实际状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要求党内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群众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1］（p143）因为，破除原有封闭性政治文化是一个根本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此后的二十年中，中共的政治方略经历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最终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的治国方针的过程。这种进程虽远没有完成，但一定会进行下去。我们不难看出，隐匿在这种政治方略变化背后的是上层主导政治文化的变迁。实际上，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有借鉴西方法理型政治文化的因素。1992年7月，乔石在全国党校校长座谈会上说：“资本主义的法制搞了几百年，其中也有可借鉴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利用。［3］

政治体制如公务员制度、完善人大制度和监督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也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制衡等原则；前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明上层政治文化实际上已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一面。

2000年8月15日，在接受美国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说：“我们要学习所有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的经验”。［4］这都表明上层政治文化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主导政治文化走向开放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主导政治文化控制范围由全能转向有限。原来的政治文化泛化是泛政治化与泛道德化的，强制地控制着乃至代替了大众文化。

改革开放后，主导政治文化开始放松对大众文化的控制。从80年代初关于流行歌曲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矛盾与争执。但“春水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强制性的政治文化已不可能继续控制本来不该它控制的领域了。

第二、从大众政治文化层面看，改革开往二十年来，尽管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政治文化的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大众的政治心理、政治参与意识等政治文化诸方面从整体上讲，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基层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冲击、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等因素使普通民众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的政治主体意识苏醒，封闭的大众政治文化开始主动向上层政治文化传输信息，与之进行双向交流。还有，二十年来，西方政治文化以各种方式涌进国门，给大众政治文化吹进了阵阵清凉的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原有的封闭型政治文化，促使其走向开放。

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对比而言，其开放程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为经济、文化、政治。包括政治文化（与一般文化形态相比，政治文化的政治性比文化性更强烈）在内的政治领域对外的开放程度远不如经济领域。与大众政治文化相比，主导政治文化的开放程度不如后者大些。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三：

①中国精英政治体制使得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转型过快容易引起政治文化的紊乱，进而导致政治社会动乱。从这方面说，主导政治文化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中采取审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②政治上层领导从现实政治进程来考虑问题，将政治社会的稳定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有的知识者则多从政治理想价值的角度进行考虑，多带有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

③政治文化要受政治体制的制约，而二十年来政治体制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已是不争的实事，这成为主导政治文化转型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

二、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情绪化逐步向理性化转变

在过去的二十中，从一定程度上说，政治现代化的努力与对政治民主化所必须的“理性化”过程的拒绝相并行，构成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在政治文化层面展开的。

80年代的调查表明，中国公民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5］但在80年代，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某些知识精英，实际上都没有真正从理性化的角度来深入思考政治民主、自由、人权及其中国具体的实际国情，就盲目地把抽象形态的政治民主等理论概念作为一种济世良方用来医治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痼疾了。

这种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的情绪化主要表现为情绪化的“左”的教条和西化的教条以及民族主义。

“左”的情绪化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凡是”及其残余意识上。它以宁“左”勿右的激进面目出现，容易激荡起人们心中的理想主义情怀。尽管现实已证明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社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方向，但它使改革步伐停滞等负面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改革开放前长期的文化专制、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官僚腐败的泛滥、中西政治文化强烈的反差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与焦虑感、西方政治文化的示范效应引起的简单的仿效思维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就便得改革初期阶段，支配人们作出政治选择的主流思想与心态特征，不可避免地情绪化，具有激进性、和浪漫性。［6］

这种情绪化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即自由化，表现在：简单搬用西方现成的民主政治文化与制度模式，以之完全替代中国现存的政治文化与制度，以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这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间的几次学潮与罢工，与其说是理性化的政治参与，倒不如说是一次社会政治潜伏情绪的无奈释放和爆发，与“”相比，其情绪化色彩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并没有摆脱对权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愤怒，只不过走向另一极端罢了。它见之于行动时，导致的只能是对社会政治正常进程完全没有直接效用的自伤性破坏以及由此决定的反动性结果。

民族主义是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又一特色。民族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其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于情绪而非理性。90年代前期的《中国可以说不》丛书创作比较粗糙，却十分畅销，这表明潜在于普通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感情是巨大的。

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后，中国民众自发性反美反霸游行示威则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的典型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从西化式的全面“走向蓝色文明”到《中国可以说不》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其间是有着某种“一体两面”的情绪连续性，其共通之处就是缺乏理性认知与判断。

进入90年代，以上几种具有激进性、浪漫性和情绪化了的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导控、市场经济的消解、世俗文化的冲击等原因，而逐步理性化。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地位得以确立，邓小平理论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旗帜，对电影剧本《苦恋》的理性批判表明情绪化的“左”倾教条走向式微。

其二，理性、智慧、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政治意识开始进入知识分子的政治道德范畴，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已经逐渐从改革初期的浪漫亢奋状态中摆脱出来，趋向于现实、冷静。［7］全盘西化式的政治情绪已没有市场，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出现分野。

自由化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只是基于一种情绪化的看法，这与自由主义渐进、多元化的宽容（当然这种宽容必须是多元中每元之间的相互宽容）基本精神是相矛盾的。这种激进的情绪外化为实际政治行动，只能是没有任何直接政治后果的，从而背离了自由主义政治精神内核。

自由化者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在。当然，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体系，自由主义也一种西方舶来品，它能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实际，还是个未知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一种自由主义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又是危险的”。［8］

因为，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一个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而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独立自主、完全没有关联的个人根本就没有。［9］

当前，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的分野，只能看成是政治文化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从浪漫性走向现实性的一个标识。

其三，中国政府对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理性引导，使其不但没有造成大的社会政治震荡，而且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文化资源。但也付出了较高的政治成本，2000年8月15日，在谈及此事时说：“我们把12亿多人怒吼的情绪引导到一个理智的轨道上去，谈何容易”。［4］

总之，中国在改革开放20年后，国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个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巨大变化，那就是一种理性化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主流，［10］妥协与宽容的政治精神与游戏规则，也逐渐发育成熟。这种政治文化与心态的变化，相对减少了大规模“政治参与爆炸”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使政府在改革方面有较大的活动迥旋余地。

三、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

原有政治全能社会体制造就了政治人的依附型人格，这严重地阻碍政治社会改革与发展，必须消除。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要在党范围内解放思想，倡导独立思考。［1］（p147）

随着社会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深入，政治人格开始从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政治人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比如见于报端的“民告官”等事例逐渐增多。特别是市场经济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动力。因为市场经济能培育人们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自由精神、宽容精神、平等观念、妥协思维。

这些意识和精神必然要渗透到政治领域形成独立政治人格和新型政治文化。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人格（特别是深层意识）固有的稳定性、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问题等诸多因素，使得我们不能对二十年中政治人格的转变作过于乐观的估计。应该看到，无论是从各层官员还是普通公民讲，依附型依然是中国人政治人格的主要特点之一。从现实政治系统运行方面讲，这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录用制度和政治监督机制残缺造成的。

前述市场培育出了独立自主民主意识观点，如果用于经济领域尚可，若说用于政治文化领域则值得商榷。也就是说，二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首先主要是一种经济文化或者说是经济人格。独立的经济人格转化为独立的政治人格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而需要一个相当的量的积累与转换过程。

从影响政治人格、政治文化变化的短期因素来讲，政治体制及其运行较市场经济更直接、更重要——尽管从长期看后者更具根本性。加之，在当前政治架构内，政治主体将这种独立政治人格纳入政治运行要冒较大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离政治较远、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如官商勾结）等因素，这都使得独立的政治人格很难较快地在政治文化中体现出来——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自诩为“精英”的知识分子以为对抗现存政权是独立政治人格的张扬，但他们企盼外援或试图借助外力以压迫或鞭挞本民族走向进步，却是知识分子奴性性格的典型。

政治运行中的怕上级、怕“公仆”、随大流的现象随处可见。官本位、权力本位、清官等意识仍广泛存在，某些官员的主奴性格（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见了狼是羊，见了羊是狼”）比较典型。“民告官”多是“官逼”民才告。正如革命时期民众被动员起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觉悟已经革命化、现代化了一样，“民告官”并不意味着民众的政治独立人格、权利意识有多高，他们只是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进行本能反抗。

这与历史上官逼民反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现行政治体制为这种反抗及解决提供了一种法律制度框架。退一步讲，与为官者侵害人民的利益的实例相比，民敢告、能告赢的比例太小了。据报道，全国范围内民告官原告胜诉率仅为35.4％，北京市仅为23％。［11］这其中的政治文化因素至少包括公民的“官贵民贱、民不与官斗”等传统心理和为官者的主人心态、司法者对行政权力的畏惧心理等。

显然，我们不能说这种政治文化、政治心理能说明国人的政治人格已完全独立。退一步讲，民能告赢的，或是有高层领导干预，或已是倾家荡产，这对胜诉者还有什么实际意义？或许能强化他们的“清官意识”、“官本位”意识和对政治运作的偏激的冷漠甚至是憎恨。

如果说政治人格完整和独立是民主政治意识成长的标识和出发点，那么，二十年来，政治主体政治人格已有初步的转变，但以上现象表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整体性独立政治人格等民主精神远未形成。

四、政治思维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式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阶级斗争理论诠释统制着整个政治文化，其二元对立特征主宰着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成为阻滞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严重桎梏。改革开放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政治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式转向务实中和式。典型的表述就是“既防‘左’，又防右”，“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12］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治思维方式既不是放弃政治原则与政治立场，也不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而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思维方式。

自由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涉及根本政治原则，决不能让步。正如邓小平所说：“自由化本身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13］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作无原则的妥协与让步，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也就不能不表现出来。当然，这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已不可同日而语，它只是在中和务实式政治思维指导下，现实政治斗争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具有全局性与指导性。

“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务实政治思维主要特征的生动表述。中和式务实政治思维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则表现在既防左又防右，不纠缠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战略观从冷战思维转向和平发展观等方面。

二十年中，政治思维方式一方面正在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并没有完全消失，还时隐时现地从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有的学者指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改革与保守、西方与中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私有与公有等二元论仍然是具有支配性的思维方式。［14］

在二十年始终不绝的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是其典型体现。民族主义的情绪化也加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在二元式思维支配下，对立双方对各自目标的单线式固执地追求，造成了中国社会不容易出现有进步意义的公正辩论气氛。而公正的辩论是一个民族获得认识上的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某些问题上，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反和平演变”策略的可适用程度和建设性效应，是值得反思的。尽管当时有西方某些大国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这一史实作基本背景。

五、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的危机与重建

“”以虚妄愚弄了历史，欺骗了人生，伤害了执着于理想主义的心灵，摧毁了人们的政治道德信念，在国人的精神家园中留下了一片废墟。

人们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大面积塌陷，出现了政治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中共纠正了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条式曲解，重新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力图消弥政治信仰危机，重建政治信仰。这对新时期政治发展、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起了重要的支撑和导控作用。

但是，社会政治的整体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信仰不存在任何裂痕、政治信仰危机不再出现。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型中，需要在对过去信仰伦理、价值理性的合理扬弃中，创造出一种新的主流政治文化来实现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整合，创造出一种科学、民主、自由的社会新情境来培育社会每一个公民的科学、理性、法制和自由创造政治精神，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要回应更深层次的现代化挑战，必须有一个世俗化的转型过程。但在现实世俗化过程中作为主导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依托的社会政治建制受到世俗化大潮的巨大冲击。

所以，在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型中，如果主导政治文化还是以过去革命年代的政治信仰来引导和教育公民，就会与公民在世俗化社会的那种希望社会公正、平等和自由追求财富与权利的意愿相冲突，从而引起人们对那套反复说了几十年的主流话语的反感和躲避。

因此，无论是以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为基调的“红色经典”，还是以正面英雄人物的歌颂为基调的革命英雄主义，虽然在对历史的反复回顾中会有着众多的资源，但在世俗化转型中，如果其主题不能促进公民的科学、民主、法制和自由创造的政治精神，不能培育公民的工具理性精神，不能让公民个人在其中联想到自身对财富追求、对财产的支配的安全和自由，而总要仰视那些英雄，总要学习这样的英雄时刻准备为终极信仰献出一切，这是会令大多数公民心灵沮丧的。

现实说明了这一点。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种政治信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大，尽管这一政治信仰在政治活动被反复强调和突出，人们接受起来也比较勉强，其号召力有逐年下降的趋势。［15］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国内外各种因素又导致了政治信仰危机的重新浮出水面。基督教在农村逐渐呈蔓延扩大之势；90年代后期，泛滥，危及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等都从一个侧面证明政治信仰危机到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这种危机在现实政治文化中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

①缺失型：主要指一般公民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想，处于一种自在状态。九十年代初的热也从一定程度上反衬出普通公民心中的政治信仰缺失导致的心理迷惘。1998年8月对山东省妇女政治信仰、政治心理方面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仅有30％的人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16］

1997－1999年北京市的一项调查表明，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认同率在下滑，而对“两院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支持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17］

由此可推知，相当一部分公民处于无政治信仰状态，主导政治文化所倡导的政治信仰依然存在认同层面上的危机。

②虚伪型：这是指有的人口头和表面上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而实质上官本位、权力本位占据着他们灵魂，在其政治观念中具有至上的地位，权力与官位成了他们的追求目标。

这实质上也是没有政治理想与政治信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处于一种隐藏状态。在我党大张旗鼓地进行“三讲”期间形成规模，其信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干部，这不能使我们对当前政治信仰、政治理想作过于乐观的估计，也不能不对政治思想工作作全方位的反思。

③异端型：指一些人持与主流政治文化相对立的政治理想政治信仰，处于自在或隐藏状态。

政治信仰的危机与政治理想的缺失无疑是一个关系到社会政治体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却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解决。二十年中，面对较严重的政治信仰危机与政治理想的缺失，主导政治文化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政治文化整合，力图重建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想。

例如，强调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旗帜问题致关重要，要高兴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要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加强党的建设与政治思想工作等等。

整体来讲，二十年中，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正处于一种危机与重建之间的状态。

六、政治价值取向在个体与集体之间调适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也会迁移到政治领域，当它们涉及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时，就变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价值取向。

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占主流，个人根本没有应有的合法地位。将集体权益完全置于个人权益之上，割裂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压抑了个人的参与政治的主动性，窒息了个人首创精神，忽视个人某些最基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成为生成子民－臣民型政治人格和政治依附心理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开始对这种政治价值取向进行调整，力图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将之统一起来。主导政治文化仍侧重强调集体主义，一方面，“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先进分子还要“公而忘私”。［18］另一方面，主导政治文化对个人主义仍保持某种戒备心理。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整体主义政治文化氛围中，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的个人主义易滑向极端个人主义。

从理论层面来说，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调适，过分强调哪一方都可能有危险，如果不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考虑，便很难判断它的可行性。从中国当今现实来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一方面，在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要将政治价值取向完全转向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个人主义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合法地位。

当在实际操作中二者发生冲突时，我们不难想象会发生什么。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进行、个休独立意识的提高，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调适，将会在保持前者主导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向后者倾斜。

综观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其理论层面上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就必须承认，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变化很少。［19］

最近一部人治色彩浓厚的电影《生死抉择》受到全国上下大多数人的倡导、称赞，这一现象很能说明问题。所以，从今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重建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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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8页。

［3］《十三大以来重要方面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153页。

［4］：《世界应该丰富多采》，载《北京青年报》2000年9月5日，第1版。

［5］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7页。

［6］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

［7］萧功秦：《从新保守主义立场看中国变革中的激进主义》，/

［8］陈彦：《当代自由主义的转型及出路》，载《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第78页。

［9］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度”》，载《天涯》1999年第2期。

［10］陈晓律：《理性化民主时代的到来》/pages/content/04/65.htm

［11］张翠玲，吴海虹：《＜行政诉讼法＞走过十年》，载《北京青年报》2000年9月26日，第21版。

［12］：《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450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82页。

［14］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

［15］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16］陈海燕：《中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特征比较》，载《文史哲》2000年第3期。

［17］刘道福等：《社会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的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建设——北京市知识分子现状调研报告》，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8］《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424页。

［19］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2000/07/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