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文化与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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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刺激了政治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上个世纪后期，一场以民主化为标志的改革运动引导了政治全球化。在这场以制度化为主要内容和标志的民主化进程中，民主文化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它必将在本世纪引发一场民主文化的创新。在已经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西方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在事实上形成了以西方政治文化为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化。这场社会化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活动场所，以间接的政治社会化为主特征，以普世主义为理论指导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但也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在对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化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非西方国家应该勇敢地面对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态势，立足于在政治文化的互动交流与融合中寻求文化创新之道。一种新的以多元文化为特征，以国际集体主义、民主、平等、宽容为价值取向的新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可能会在新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大放异彩。本文在提出了“国际政治文化”和“国际政治社会化”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对以上过程做了粗浅的分析，以期为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全球化问题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5年中持续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一热潮有增无减。据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NKI）的检索统计，自1994年起，仅在题目中出现“全球化”字眼的文章就有1800多篇，关注全球化的中文网页估计至少在25万以上[①]。然而，这些内容更多地限于经济学范围的考量，在政治学界，这一思索的头绪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以维普数据库为例，以全球化为关键词的文章多达2384篇，而加上“政治”一词的二次搜索则仅有16篇。长期以来，人们对政治全球化讳莫如深，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幻想阳光，演绎着现代版掩耳盗铃的传说。殊不知，在潮流涌动的国际社会，一场泥沙俱下的文化之争正在拉开帷幕，并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而走上前台。本文拟以民主化和民主文化为例对国际政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理论及其模式。

一、民主化与民主文化

就在1974年，一群葡萄牙人于4月25日发动政变，无意中成为一次世界性民主化运动的开端。在此后的整个20世纪晚期，世界上大约有120多个国家形成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几乎所有的国家受到了民主化潮流的冲击。[②]

这一次民主化浪潮是以西方式的民主来加以衡量的。学者们在探讨这一事件时对民主概念进行了低调处理，倾向于将选举制度的建立作为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取胜的标志，将“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③]视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将竞争和参与视为民主化的两个维度，[④]而民主化进程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⑤]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波民主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胜利，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同经济市场化相媲美的政治民主化之翼。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奇迹”：民主化在波兰花了十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东德花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花了十天，而在罗马尼亚则花了十小时。[⑥]民主化国家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速度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很快地，人们开始对这种“骤然出现”的民主提出置疑。法国学者居伊·埃尔梅指出了所有关心这次浪潮的学者都在关注的两个问题，即这种新的民主体制的长期可维持性以及扎根的可能性。[⑦]

西方民主的源头在古代希腊，但雅典式的民主被现代人视为笑柄。随着西方政治的发展，雅典民主的理想化取向被逐渐磨蚀，雅典民主的精神经过古罗马时代的“基因重组”传给现代西方的。经历了长时间的“接力”与“组合”，西方社会才形成了自由民主的“杂交优势”。即使这样，作为民主最重要权衡的普选权，其实现在英国用了近两个世纪，美国也并不比英国短。

自由民主的来之不易使西方学者在审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时喜忧参半。享廷顿在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时问道：“为什么在西班牙、秘鲁的统治之后立即出现对民主的认同，而在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威权体制垮台之后要经历20年时间才形成相对的认同呢？”[⑧]

事实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突飞猛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主剥离了价值层面的认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民主化的巩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最高标准，即“巩固的民主”，它预设了“一个长期社会过程的存在，以对大多数公民灌输民主的价值”；另一个是最低标准，即没有出现对制度的合法性的挑战和重要政治团体对行为规则的系统性违背。[⑨]对民主化退而求其次的态度表明了西方国家对民主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的宽容，同时也厘清了两个不同层次的进程，即民主制度化的进程和民主文化的嬗变。

我们看到，作为政治全球化标志的民主化还只是停留于表面，对民主文化的认同，也即政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才是民主最终得以巩固的标志。政治全球化进程的重点已经开始从民主制度的全球化上移开，进入了一个更为扑朔迷离、深浅莫测的领域—民主文化的全球化。其焦点将专注于政治文化跨平台的交流与融合。那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迅速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将面临着文化创新的任务。它将最终决定民主制度的稳固与持久。

当民主化的制度性扩张接近尾声时，真正的政治全球化才刚刚开始，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将是政治全球化的下一个焦点。一场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将会随之展开，尽管其结果可能是没有结果的结果。不断伸展开来的民主制度为各种各样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回旋的空间，等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者”争夺“冠名权”。[⑩]

将制度与文化分离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政治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特色，它反映了“第三波”式的民主认识路线[11]。且不说托克维尔对美国式自由的误读，单从那位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民主理论家熊彼特被抬出来的现象就可以看出一种倾向：民主化的理论家们试图从一些经典理论中得出一些令人满意的对现象解释，但最终结果是连自己都一头雾水：制度之外被弱化的政治文化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对现象的解释又为新的现象所推翻。在错综复杂而又琢磨不定的力量面前，民主化的研究陷入窘境，缺乏预见性。[12]

美国著名的史学家约翰·托兰在《战争之神》一书的结尾描写了这样一个场面。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推动下进行民主化改革。一个日本老人在向麦克阿瑟政权表示敬意的同时对天皇顶礼膜拜。这生动的写照了在美国占领下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人们政治价值的转变。美国的烙印尽管鲜明，但是，传统文化的因子又是如此充溢，雕琢着政治文化躯体上的每一个细节。

尽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成果让那些西方的政治理论家们欢呼，但庆功的宴席上却并不全是欢声笑语。如果以这里提到的民主概念[13]来考量像土耳其、印度、斯里兰卡、俄国和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时，它们确实可以称作民主国家，但是，它们的民主与西方式民主的差距却也不容忽视。戴尔蒙德不得不承认，

“在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之间的这种差距，已经成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差距将对理论、政策和比较分析产生严重后果。”[14]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研究方面最负盛名的政治学家享廷顿也得出结论认为，“自由化可导致也可以不导致全面的民主化。”[15]如果将该句前后加以调换后形成的命题“民主化可导致也可以不导致全面的自由化”就成为西方民主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关键性命题。理论的审视正像扎卡利亚认为的那样，“宪政自由主义从理论上与民主不同，从历史上与民主有别”[16]由于西方世界的特殊历史发展过程，自由与民主这两条线索，在西方政治结构中是相互交织的。当这种政治结构继续向外伸展，而试图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政体时，西方学者不无失望地看到，自由和民主“在世界其他地方则分道扬镳了。民主繁荣了，宪政自由主义并未昌盛。”[17]

事实上，西方所谓的“自由国家”在“民主国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增加，而是减少。也就是说，并不是那些实行了民主制的国家均接受了自由。[18]更为糟糕的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在数量上停止不增，在质量上却急剧恶化。让人担心的是“许多国家民主被逐步地空洞化了，只剩下一个多党选举的外壳。”[19]

出于西方立场的这种担心正在为另一种努力所替代。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基础上，丰富多彩的民主文化正在形成。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实际上已经“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民主形式，像“东亚式民主”、“南亚式民主”、“伊斯兰民主”、“非洲民主”等地域性的民主模式，而在理论上，“管理民主”、“有指导的民主”等一些新的模式作为民主化过程的产物也得到了人们认同。[20]

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互动正在形成，文化将在综合的全球化进程展开相互影响的步子。正像英国学者科恩和肯尼迪在其新作《国际社会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之布的最终成形就是全球化的各个方面—经济、科技、政治、社会和文化—几乎同时聚集在一起，相互强化并不断扩大对他人影响的过程。”[21]

在政治文化领域，这种互动影响将会造成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国际政治文化[22]。政治文化这一用来分析一国国内政治体系的方法将用来分析国际政治体系的文化内涵。国际政治文化是在国际社会中某一特定时期流行的国际主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的统一体。它为政治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个价值基础。

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及其特征

国际政治文化又是如何超越国界得以形成的呢？根据政治文化的理论，政治文化的养成过程即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那么在国际政治领域里，有没有像一个国家内部那样普遍存在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呢？

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我们对国际政治社会化[23]一词感到新鲜，但它无疑已经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了。国际政治社会化指国际政治主体获得政治文化的过程，它在本质上是各种政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过程。

像那些限于一国内部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一样，国际政治社会化具有一般政治文化培养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社会化，从这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全球政治社会化。然而，问题的外延并不简单。国际政治社会化在主体、客体、途径、方式、过程、功能等各方面均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相异，这使得国际政治社会化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意义。

如果说全球化在不断发展中亦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24]恐怕是它最好的注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实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它具备了一定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主体上，被动社会化与主动社会化并存

与一般政治社会化以公民等国内主体为核心不同，国际政治社会化以国家、国际组织这样的国际政治主体为核心。主体上的区别使国际政治社会化具有了完全不同于一般政治社会化主体的特征。一方面，由于国家、国际组织这样的国际政治主体只是一种拟人化的存在，其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将会从根本上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政治社会化主体是那些完全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在无政府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在实践中，主权国家总会由于追求更大的利益而让渡部分主权，这使得通过某种方式的干预、诱导而推动主体被动地进行社会化也是可能的。

作为一个特殊的过程，罗尔斯在其新作《万民法》一书中提及了国际范围内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罗尔斯认为，万民法的过程即“引导自由社会与合宜社会的人民[25]，甘愿接受正义的万民法所体现的法律准则，并按此一准则行事。”[26]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一过程即我们这里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

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中，主体的主动社会化与被动社会化同时存在。那些具有强势文化的民族会在政治文化的养成过程中更具主动性；而那些文化上的弱势民族常常是被迫接受改变而表现出被动性。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手段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干预、经济上的引诱、军事上的控制，利用这些手段，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常常会主观地将西方的价值观强加给那些文化上处于弱势的民族国家，从而出现被动的社会化。这常常会造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并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被动地接受。

拉丁美洲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弱势文化使得它更容易接受西方价值。在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塑造了这些国家与西方一致的政治态度、信仰、感情和价值观，有的学者甚至视拉丁美文化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27]这种主体政治文化的塑造不但有着被动的性质，还有着主动的成份，成为一种具有指导性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与之相反，像伊斯兰这样的强势文化就很难在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的认同。在西方国家步步紧逼的强大的政治社会化压力下，伊斯兰国家非但没有形成对西方价值的认同，反而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剧烈冲突。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弱势文化的被迫社会化。在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弱势国家在让出自己国内市场的同时也面临着对文化结构调整主动性的挑战。弱势文化无情地遭受改变的同时被整合进一种陌生的体系，忍受着孤独和冷落，与西方文化强势扩张而形成的救世主心态形成对照，成为畸形发展的帝国主义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2.在客体上，以普世主义推行西方价值

从客体上看，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客体依然是政治文化。但是，由于其范围越出了一国的范围，因此，客体的内容将是种类繁多的文化体系。享廷顿划分的六种文明[28]概略地描述了全球政治文化可能存在的几种样式。事实上，由于各种文明内部的政治文化又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同，全球政治社会化的客体内容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完全超出了一般性政治社会化客体内容。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在客体内容上表现为以普世主义推行西方价值。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未来要做的六件事时，指出，“全球化的确需要有一些最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规则的相同性。”[29]这从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提出一种普世主义的视角。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主义在西方有着牢固的思想基础。从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古罗马的万民法到近代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隐含了一条普世伦理的主线。与这条主线一脉相承的，如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建议”等等不一而足，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国际政治的现实，成为当代新自由主义文化的传统因子。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大师罗尔斯在区分了自由人民的公共理性和民族社会的公共理性后，却并没有看到这两种理性之间的巨大差异，认为其作用“颇多相似”。[30]类似这样的叙述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世界的普世主义情节，普世主义本身就体现了西方价值。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普世主义再一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作为全球化的极力鼓吹者的新自由主义在民主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普遍主义和社会向善主义的角色。在全球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普世主义”成为西方社会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31]

经济全球化势不可当的力量在不断向外扩张的同时模塑了一种同质的“消费主义模式”，以一种普世主义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出现在全球政治文化领域。那些文化上的强势国家凭借经济整合的外部力量，剥去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压迫多样性文化的生存空间，以确立文化的普世性为借口寻求引导世界文化潮流。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总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扩张的意志。

西方式的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的传播使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一物质形态的背后可能会隐藏了一种普世文明。然而，夸大了的想象并不能代表现实。正像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Mac）（‘巨无霸Magna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32]

普世主义常同现代化相联系，其背后的实质是“西化”。然而，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取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33]当今世界更多现代化、更少西方化的事实也正预示了普世主义这一影响的逐渐削弱。

3.在方式上，以间接为主

我们仍然可以将全球政治社会化在方式上区分为直接的政治社会化和间接的政治社会化两种。但是，受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影响，间接的政治社会化至少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主要的作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概念、价值、规范等内容将会通过转移的方式而在国际政治体的政治心理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

新自由主义试图将一些新词汇融入人们的话语之中，从而实现政治文化模式上的转变。由于可替换性[34]的影响，西方国家总会倾向于将其在经济领域内的权力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里。这种努力表现在政治文化上，就是将经济领域里一些价值、规范等移植入政治文化领域。正像亨廷顿指出的那样，西方社会正在、并将继续试图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以代替过时的“自由世界”叫法，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全球合法性。[35]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确实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些含混的新词汇，如“全球化”、“新经济”、“后现代”、“零容忍”、“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灵活性”等等。随着全球新话语的传播，那些诸如“资本主义”、“不平等”、“阶级”、“剥削”、“统治”等具有实在内涵的传统概念则被一些人以过时和落伍为借口束之高阁。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成功地避免了一些传统的、让人不愉快字眼，而将一些更为灵活的词汇加进了人们思考的词汇表。赵刚在《文化研究月报》2001年第10期发表文章《反全球化该召唤出什么样的知识与政治──“慢社会学”的一个初步勾勒》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里的语言烟幕和各种雅称进行了威廉斯式的关于关键词的研究。例如以自由代替市场至上，不准干预；以弹性代替随时听命加班，多找几个零碎工作，没有退休金；将高科技的工厂称作校园；将加班没加班费的人称为专业经理人员；把五个人的工作、四个人的薪水、由三个人来做的“五四三”经营称为“企业瘦身”。

在叙事模式上，与西方后现论对大叙事的解构相反，新自由主义独创了“新的跨国大叙事”，并将其加入了人们的语法体系。这为以西方为标准的制度转化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全球化。

4.在途径上，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场所，

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它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在传播途径上具有格外的特殊性。从理论上讲，只要有国际政治主体活动的地方就有可能形成国际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从已经完成的全球化实践来看，经济全球化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提供了主要场所。

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时，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美国的一个秘密武器。乔姆斯基认为，美国正在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出口其价值观念。[36]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确实成为美国迫使那些正在寻求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就范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新自由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中，从经济上的自由化到政治上民主化、文化上的普世主义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力量的盘根错节是不可避免的。正像第三世界国家所深恶痛绝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在输出自由市场理论的同时，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文化上的西化成了巨大经济诱惑的“配额”。为了实现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目标，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私有化的发展道路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附带在以资本输出、贸易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之中就不可避免。

经济上优势，直接决定了文化先在性的压迫方式及其权力体系的形成；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权力的规模和制度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体现出对于经济强势的倚重。

5.在功能上，冲击了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

在功能上，国际政治社会化同一般的政治社会化一样，只不过由于主体的不同，其功能发生的对象也有所不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国际政治社会化担负着赋予全球化时代中国际政治主体以特定的政治人格，促进不同政治文化体系的交流和融合等诸多功能。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引发的主权国家在政治文化上的变化从总体上来说是较为显著的。一方面表现在西方国家以主动社会化的方式进一步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全方位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政治文化嬗变引人注目。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值得人记取。即使那些认同了西方价值的国家在转型期所经历的痛苦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在最初阶段，由于西方政治文化的入侵，一些政治文化上的弱势国家纷纷面临了一次认同危机，引发的制度与文化上的冲突成为战后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失败的根源之一。而在那些无法同西方价值达成认同的国家和民族中，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先是以理论界的觉醒为标志，不但在东方，而且一些西方学者如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迪厄、美国著名左翼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麦克斯切尼等人，成为反新自由主义的斗士。在实践层次，民主化的浪潮停留于制度层次，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政治文化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认同。它使民主形态进一步分化，不但非西方民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制度模式，而且，西方国家内部也面临着进一步的整合。

三、国际政治文化的趋向性分析

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相伴生的，正是反新自由主义的浪潮。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力的逐渐削弱，这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正在事实上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化模式。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舵手，而只是这一惊涛骇浪中的一页扁舟。国家作为主体所经历的也决不仅是经济上的市场化，而同时亦是政治上民主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那些以优势地位加入全球化的国家经历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稳定，文化上的融合；而那些弱势国家则在全球化过程中饱受经济上萧条、政治上动荡、文化上迷惘。阿拉伯国家的恐怖主义就是受挫心理的一种反应。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得出弱势文化只能在这场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消亡。事实上，除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全球政治社会化外，发展中国家在不断的探索中也提供了一些成功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同一些伊斯兰文化的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相比，新加坡在亚洲价值系统上建立的现代化社会对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提出的挑战更为坚强。包含了多种政治价值的政治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一种坚强的韧性。在儒家的文化圈里，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国家地区在建立民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为制度化的民主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粘合剂。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以亚洲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制度。

从根本上讲，经济全球化并不要求政治文化的同化，不同政治文化之间成功地进行经济交往的案例比比皆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缺乏真正的基础。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指腹为婚不但再一次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添加一个佐证，而且演绎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拉郎配”。

随着全球政治社会化进程的深入，全球范围内可能会形成一种新政治文化模式。尽管这一模式还只是处于胚胎之中，我们还是能够透过对一些表层现象的观察对这一发展的态势做一简单的描述。

1.多元文化

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对外政策的双重性行为与普世主义原则的两面性。这不但体现在新自由主义对于西方世界内部存在着的不民主现象的放任态度，而且体现在对那些亲西方的非西方国家的纵容。亨廷顿在提到政治全球化中的双重标准时，也承认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双重标准，他罗列了一系列明显的事实。“民主需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37]这种双重性使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中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和置疑。

人们看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并没有将西方的人权、自由、个人主义等一系列被称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反而摧生了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在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后，新兴的民主化国家却在保留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申明了价值上的独立。可以说，多元文化在文化“同化”、“西化”的洪水峰头筑起了一道“安全堤”。

由于儒家文化所特有的多元包容性，在“和而不同”的指导下，儒家文化可能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新模式的产生提供原创性的贡献。像儒家处理不同主体关系的“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情境下可能会更具亲和力。杜维明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一文中提出了文化的“添加价值”（addedvalue）的概念，为总体性地考虑文化提供了思路。

2.以国家为核心的集体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以个人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其对集体性行动的否认并不适用于仍然需要政府干预以发展经济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它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拟化为个人与个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国际政治以国家或政治组织等为单位进行集体化行动的重要事实。

与之相反，新的国际政治文化有可能形成一种以国家为核心的集体主义内涵。一方面，在国际政治中，国家更加将自己作为整体来考虑问题，为摆脱跨国公司对国家侵蚀提供了思路；另一方面，国家间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以国家为单位的集体主义，集体地行动，以打击霸权主义。

儒家文化在对待不同民族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可能会对这种国际政治社会化有所裨益，而对国际政治文化的形成有所贡献。

研究南北问题的著名学者克莱斯勒博士将形成统一的价值体系的能力视为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地改变国际制度的一个重要变量。[38]这一点为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的国际政治实践所证实。那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致而完整的意见，它们更容易协调立场，采取共同行动，在同发达的西方国家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在这样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国家间的集体主义政治文化。在《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中，作者亦提出了欧洲各国“携手并进”的设想[39]，试图以欧洲为遏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主力。

3.民主文化与文化民主

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实际上要推行的是美国那种被乔姆斯基称之为“头脚倒置”的民主。[40]以美国为“楷模”的这种民主实际上就是“民主和自由市场”，其实质是“保护富裕的少数人的利益不受贫穷的多数人的侵犯’。”[41]在国际领域里，这种民主的所映射的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少数大国掌握着国际政治的主动权，而多数弱小国家则丧失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剥夺了发言的权力。与这种国际政治领域里的“自由民主”相比，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民主文化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然而，大国地位及角色转换将是这种政治文化养成性的最大困难。

在文化上，一种文化民主更容易得到认同。揭穿普世主义的文化幻想，呼吁全球文化的民主化，以对抗全球文化上的少数独霸现象正是非西方国家孜孜以求的。对于全球政治的民主化进程，需要讨论的是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意见分歧，而不是共识。那种建立在否定了决策自由基础之上的共识被证明只能是一种暂时的、脆弱的共识，无法为民主化的持久负责。

4.以平等为核心构建全球政治文化

由于奉行自由民主的原则，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对平等的损害。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性内涵是自由价值的全球化，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第三世界强烈要求的国际社会的平等。在第五届世界宪法大会学术研讨会上，一些学者提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私有化与自由主义价值盛行的趋势虽然强化了整个国际社会对一些基本人权的保障，但是，由此带来的对平等价值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42]

与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社会化中推行的自由理念相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发展一种平等的政治理念。事实上，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它们在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中的成员身份。在那些以一国一票为原则基础的组织中，发展中家总会以数量上的优势击败发达国家的某些企图。努力建设一种以主权平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将会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全球化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

正像著名的学者克勒斯勒指出的那样，体现了主权平等原则的联合国成为第三世界的讲坛。[43]在当今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领域里，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初期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某些类似特征。穷人在声嘶力竭地追求平等，而富人则辞严义正地主张自由；穷人在为每人一张的选票而摇旗呐喊，富人则唯恐民主太多。同样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在长达两个世纪的不断斗争中，穷人争得了普选权，富人则退回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上去。事实上，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第三世界重又面临了这样一个选择，为自己争取一份平等的普选权成为别无选择后的选择。

以上几点仅仅是可能存在的趋势。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出发，我们可以将国际社会划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互动发展的部分。如果说物质形态的经济全球化、技术全球化是经济基础的话，那么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则成为国际社会的上层建筑。对它的变化所做的任何预测同那些有形的物质形态的全球化进程比起来都显得过于苍白。我们将拭目以待，一个更开放的世界不但会为我们带来丰裕的物质，还有美丽的诗篇。

[①]所得数据根据世界著名搜索引擎google的统计资料。

[②]本文所列数字来源于DavidPotter(ed.),Democratization,PoliticalPress,1997,p.38.其中包括了自由民主国家和半民主国家。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

[⑤][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页。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8页。

[⑦]居伊·埃尔梅：导论：民主的时代？载《民主的再思考》（赵宝骅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8页。

[⑨][美]尼基佛罗斯·戴蒙都罗斯，《南欧民主化的成功故事》，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6页。

[⑩]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例举了各种各样的民主。举凡提到民主的，无不冠以名头：诸如古典民主；自由的民主；直接民主；保护型民主；合法型民主；竞争的精英民主；多元主义民主等等，不一而足。它传递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民主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国情来看都不存在统一的模式。

[11]即由托克维尔、熊彼特到享廷顿、达尔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民主的定义，其焦点集中于从制度上定义民主。

[12]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亨廷顿阐释了这一点。他将这部书定位为“一部解释性的专著”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事实上，整个政治发展理论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几乎每一次关于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推测均落空，亨廷顿本人也陷于从权威的马基雅弗利到民主的马基雅弗利的双重角色替换。另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1页。

[13]事实上，民主化的研究者并不满意这一定义，将其称为“底线定义”。拉里·戴尔蒙德在《第三波过去了吗？》一文中指出，“当代民主的底线定义，即我这里所称的选举民主，是与自由民主相对应的。”[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2页。然而，将这两个概念进行这种牵强的比附并不能说明西方式的民主已经最终意义上取得胜利。

[14][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4页。

[15][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页。

[16]马克·普拉特纳，《自由主义与民主：二者缺一不可》，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页。

[17]马克·普拉特纳，《自由主义与民主：二者缺一不可》，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页。

[18]具体的数字图表参见[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2页。

[19][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8-409页。

[20]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1][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22]在1956年《政治学杂志》上，阿尔蒙德发表了《比较政治体系》一文，首次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来界定某一民族和社会对于某一政治系统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其后，这一方法很快成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个主要方法。但对这一概念的应用始终没有超出民族或是国家的范围。国际范围内的政治文化及其研究并未引起注意。

[23]就本人所查的资料来看，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并无任何中文资料可供利用，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对于此概念的科学定义更无从谈起。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刘中民博士以“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为题发表了一篇论文，但是文中“国际政治社会化”所指内容并非政治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而是突出了国际政治“所呈现出的以一定的物质经济关系为枢纽，以共同的利益目标为导向的竞争共处、依存互动的新趋势。”其重点落在社会化，并非本文提出的政治社会化。实际上，在政治学领域里，政治社会化有着特定的含义。它主要指社会主体政治文化的获得过程。参见刘中民：《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第21页。

[24]在这里，我们采取国际经济学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这种以自由市场和民主为主要核心理论新自由主义也有人称之为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或是保守自由主义。

[25]作者在译文中多处用人民代替民族原文作peoples，有时的翻译似有牵强，请参照原文。

[26][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2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28]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当代的文明列举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文明。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2页。

[29]施密特：在未来30年，我们要做六件事，载《中国科技信息》2001年6月号，第14页。

[30][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3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3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3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34]美国学者鲍德温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可替换性是指在一某一事务领域中的能力，可以应用到另一事务领域。”[美]大卫·A·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3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36][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3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38][美]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39][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40][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41][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42]莫纪宏：《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北京·法律出版社，第528页。

[43][美]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