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公司治理结构多样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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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司的治理结构，内生于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为企业活动基础的产权分配和行使的国家框架所左右，不同的约束就会有不同的最大化选择，因此治理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就是在既定的约束的条件下对公司治理的各种可能做出选择，从而明确一些基本而关键的问题。既然是选择，结果就不必是唯一，也不可能唯一，而重要的则是在这一重复性的选择过程中，因地制宜，把握好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多样性

从交易费用论的观点看，企业是要素所有者相互交易产权的方式，从而也是交易过程中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联结体①。这些契约治理着公司发生的交易，使得交易费用低于由于市场组织这些交易时发生的交易费用。而公司的治理安排，就是以契约的方式，规范公司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治理它们之间的交易，来实现公司节约交易费用的优势。

契约是否有效，关键就在于确定在出现未预期的情况时谁有权作决策，这就是所谓的“剩余控制权”②。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就是在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配置剩余控制权，进而在此基础上决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通过选择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使之对企业所有权进行配置，形成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称，从而通过对产权关系的治理降低内生交易费用③，确保企业决策效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明确产权关系的契约。

产权制度作为分配、行使有限资源管理权的结构，是经济组织和决策的重要因素。产权制度决定了分配的动力机制、分配的决策权和决定了商业交易费用的标准，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就确立了经济活动的结构。一般而言，产权以相互关联的两个基本的方法，形成公司的治理结构。第一，产权在给定的环境下，决定生成企业的形态。和其他组织一样，企业也是在对应固有制度框架和交易费用形态下产生的。产权在经济体制下创造费用和收益的生产函数，形成企业，并决定其参与者。比如，在产权不确实的环境下，由于确立必要的管理结构费用过高，就培育不出股东分散的大规模的公共企业。第二，公司治理结构受所有权制度的制约，换言之，治理技术和形式只能在产权制度所授予的管理结构的“资产组合”中选择。比如，如果法律规定禁止金融机构持有公司股份时，银行对企业的监督就不会那么积极。根据不同的产权规则会产生差异性的公司治理结构，即产权制度是各国公司治理结构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所以说，产权制度不仅决定了谁是游戏的参与者，还决定了游戏规则（诺斯1990）。可以看到，欧洲大陆和日本的公司是内部治理体系，其特点是非上市公司为主，少数大股东（如大银行）直接行使控制权（经营权由经理掌握，负责日常决策），不存在公司控制权市场，其他相关利益者在公司有代表权。而英美的公司是外部治理体系，其突出的特点是以分散的个人投资为主体的英美公司通过间接的市场手段建立治理机制，具体包括外部接管的潜在威胁、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股东大会动议、董事会直接指导，而银行只在企业破产重组时才暂时拥有公司的资产。

既然公司的治理结构只是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局部最优，那么从本质就没有什么优劣、先进和落后之分。特别是在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各种治理结构会沿着一定的路径演进和变化，体现一定的产权结构和法律精神，延续一定的历史，遵循一定的传统。上面提到的两种治理结构的形成均是与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环境相联系的，两者的竞争优势从本质上看源于制度与环境的契合，很难说一种治理结构优于另一种治理结构。在某种约束条件下，一种治理结构中的优势可能意味着另一种治理结构中的劣势，但环境的变化却会使这种比较优势随时成为比较劣势。

当然，全球化浪潮试图改变着这一切。于是我们看到，市场的全球化与系统之间的竞争对治理结构施以收敛化的压力，公司的治理结构在竞争中趋同：比如在美国，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资基金、退休基金等，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已日益重要，其持股比重已高达44%。这些专业投资者作为公司股东，有效地解决了信息成本高昂和信息不对称矛盾，进一步加强了所有者对管理者的监控;同时，美国公司为建立长期战略联盟，加强经营协调目的而进行的关系型投资也正在增加，日本和德国流行的长期关系型投资战略正在被美国吸收。日本的公司治理调整主要体现在对公司财务和投资者之间相关信息的公开性要求上。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使日本公司由依靠银行系统转向证券市场，股权融资在整个资本中的百分比从1980年的12%上升到目前的30-40%，表明日本正在向市场化转变;同时，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市场对管理者的监控压力正在增大，内部人控制问题正有所弱化，终身雇佣制也正面临挑战。德国的调整有些类似于日本。德国的公司日益倾向于在证券市场上融资，许多著名公司已成为全球上市公司，如一家公司常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地同时上市。为此，这些公司还按照国际惯例调整其治理结构，并增强其信息的透明度。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融合式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法律和产权制度改革在政治上的困难程度成为收敛的强力制约，影响着最优选择的拓扑结构，并从质上决定了治理必然呈现多样性。既然，以上两种治理模式的产生是由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的，同时也受到主观偏好的影响，那么在其进一步的发展则有一个自我强化(self-fulfilling)的过程，即制度变迁过程论中所讲的“路径依赖”。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在初始点确定后，制度在演化过程中其外部环境和自身状况会出现一种正反馈现象并导致初始制度的强化和变化空间的缩小，从而形成“锁定”的结果。比如，德、日的组织治理结构模式，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随着其发展组织资源愈来愈丰富、完善、有效，市场资源的发展、被利用度则受到制约，反之，英美的市场治理结构的发展则会越来越重视对于金融市场的依赖。即使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会互相的模仿，甚至是有趋同的趋势。但是，如果仔细的分析，那更多的是组织机构上的上的模仿和管理方法的借鉴，而治理结构模式的本质，即究竟是“股东优先论”，还是保护“利益相关者理论”，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并仍然内生于其赖以生存产权制度和法律体系中。例如，在日德，正是那些同银行有特殊关系的公司才更有可能以较快的步伐进入证券市场融资，所以说证券市场并不排斥关系性融资，或者是内部治理体系。治理结构的多样性的依然存在，而且多种模式将长期共存，并在共生的过程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

二、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性和弊端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发生的，因此必须结合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进行分析，反之离开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她的制度与习俗的历史，特别是撇开转轨时期的具体历史背景，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国的现实是：相对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制度从业主制(Proprietorship)到合伙制(Partnership)再到公司制(Corporation)的生长过程相比，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司化进程和法人治理是结构是“逆向生长”的，这就是说，在已经存在的国有企业的基础上，由传统的工厂制度向公司制转变，从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到进而建立起政企分开、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以人为设计和干预为主导的制度创新和突变的过程。

传统的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组织，也有自身的治理结构，也存在着产权主体和与此相应的监督、激励与约束机制。其最明显的产权特征就在于产权归属上的唯一性；产权结构的统一性；产权受益的单一性，这种产权特征进一步决定了其治理结构中的治理机制也是单一的。改革以来，因“路径依赖”的影响，传统工厂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影响了公司化过程中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过程，即这种单一性在改革的过程中继续存在。

于是我们看到，改革以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借鉴和模仿为出发点，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定位于在不变资本控制下的单边治理结构，即股权基础上的单边治理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司治理结构中虽然增加了劳动的要素，但劳动要素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始终处于附属地位。同时受传统法学理论的束缚，公司各类债权人更无权参与公司治理。

然而，公司是属于以资本为基础的多元利益系统，以资本(包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为中心来确立公司的治理结构无疑是正确的，但公司资本，尤其是不变资本处于独霸天下的地位已不符合时展的需要。我们片面地强调了公司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价值，而忽视了与公司利益相关的公司职工、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经营活动的关注以及参与公司治理的愿望，这些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漏洞”与“空挡”,必然出现相应的经济后果。于是这就成了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的转轨过程中发生“内部人控制”(InsiderControl)、经营者腐败等治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尽管有证据表明，并非所有“内部人控制”的企业都效益不佳，但是由于“内部人控制”而诱发的各种紧急扭曲行为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企业改革的深入进行危害深远。

国有企业发生内部人控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所有者缺位”，或者是说很难找到最终的委托人完成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从产权上讲国有企业是国家(包括各级政府)所有，这在法律上讲应该是明确的。问题表现在:(1)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安排来体现这个所有权。(2)这个所有权的分割、流动在法律、政策上和实践中都有较大的障碍。在目前这种格局下，国有企业难以建立起一个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其结果必然导致“内部人控制”。因此在不顾这样的一种先天缺陷，而盲目的摹仿和照搬西方的经验就无异于“邯郸学步”，其结果也就显而易见。近年来，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企业竟相上市的现象就反衬出我国国有资本结构以及资本市场在解决经营者选择和激励问题还存在诸多“漏洞”。但正是观察到的这些问题和弊病，开阔了我们的思路，从这里对我们搞活国有企业也会产生有益的思索。

正如我们知道的，在西方，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一些保障所有者利益、减少投资者由于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而蒙受损失的治理机制。中国作为后发展的国家，并没有足够时间让这个过程慢慢地发展。为减少转型成本，政府必须自觉地去发展公司治理机制。虽然哪一种治理结构最有效主要取决于相对应的组织资源与市场资源的状况及其可利用度，但所有拥有比较成功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国家都有一个共通点，即拥有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比较完善的法制系统。因此，对政府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寻找一套固定的治理模式去模仿，而是开始建立和完善一套基本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其中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发展金融市场和健全法律制度。

长期以来在思想方法上有一个误区，希望找到一种治理模式能集合现存不同选择的长处和优势，摈弃它们的缺陷和不足，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既然，治理结构内生于其赖以存在的经营环境，那么任何一种现有的公司内部治理模式都不能无条件地应用于所有的公司经营环境中。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而在市场机制发育程度上、资金水平上存在差别，则各自具有适宜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而且，即使在一个国家内，每个企业也会因产权结构的差异或是经营目标的迥异而有所不同，因此，公司内部治理模式和具体的监督机制是多样的、特殊的，而且处于不断的创新之中。此时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是竞争的市场环境，而这才永远是两权分离下形成有效的企业制度的前提条件。

通过上面的比较制度研究，我们知道，美国、日本、德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优势主要源于市场化和网络化。这些制度优势影响他们的竞争行为，从而形成竞争优势。在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不同公司治理结构又相互吸取优点，从而导致治理结构上的趋同，使制度创新与环境变动在动态上相适应。所以，正确的思想方法是利弊权衡基础上的选择，以确保所得大于所失，更为重要的是能寻求和建立一种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机制，可以根据外界和自身的变化对利弊得失不断地进行判定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如前文所述，既然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明确产权关系的契约。那解决治理结构问题的关键就首先根据所有权结构进行选择，找到选择的标准和规则，确定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从市场、所有者和企业内部等多个维度去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控，改善国有企业的绩效。

三、未来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选择方向的多样性

优化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治理结构，离不开产权制度的改革。在中国企业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为解决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不对称问题，国有企业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基本发展逻辑都是从单一的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向多元混合产权结构转化，并通过市场的方式逐步加以实现。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机构投资者的成长和大型国有企业自身状况的改善，会有更多的大型国有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并实现产权机构的多元化。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事，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决不仅仅是产权的改革。因为，产权变换的真正含义在治理机制的变化。如果不同产权下的治理机制都是类同的并趋于完善，那么，变换产权，它们的治理机制和效益都不会改变多少。虽然通过产权变换给企业带来发展基金和发展机遇，但产权变换不等于治理机制一定会改善，而实际上竞争也是保证治理改善的先决条件。主权变换不会给企业带来生与死的抉择，竞争才带来生与死的抉择，在这种择别下，企业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改善治理机制，生存下去，另一种是被市场竞争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