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人调节难题产生机理探析基于企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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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司治理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最早是由青木昌彦在《corporategovernanceintransitionaleconomies》一文中提出的，随着转型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入和理论的发展，对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产生机理不断有新的认识，本文首先对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概念作了规范的界定，然后运用企业理论中的委托理论、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外部经营环境理论和内部人控制财务理论等五个方面对内部人控制的产生机理做了全面的探究和阐发。

【关键词】内部人控制委托产权人力资本

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国有企业实现公司制改造的过程中，内部人控制企业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由此导致的“内部人控制”失控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一、内部人和内部人控制——概念的规范化

（一）、内部人概念的外延

内部人的概念最早体现在关于内部人控制的定义中，内部人控制是指从前的国有企业（SOE）的经理或工人在企业公司化的过程中获得相当大一部分控制权的现象（青木昌彦，1994）。因此这里的内部人主要指的是经理（管理人员或经营者）和工人。但是，这种沿着所有权与经营者相分离或最终控制权和实际控制权相分离的思路是有其局限性的。它不利于正确而全面的理解内部人控制的作用及其效果。随着内部人控制问题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的日益彰显，以及对内部人控制问题研究的深入，更加宽泛的内部人概念得以提出，内部人是指直接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以及具体的生产经营决策的各个行为主体（席酉民，2001）。但是，内部人概念的外延一直没有得到规范的分析确认，本文将从公司的治理的一般架构中定义内部人的外延。如下图，阴影部分即为可能出现的内部人。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经历过或正处于转轨经济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这种现象。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内部人主要是通过股权认购证私有化在法律上获得了企业的控制权。南斯拉夫和波兰在企业控制上唱主角的是工人，俄国的企业则主要由经理人员所控制，而捷克和匈牙利等国的许多企业的控制权则为经理人员和工人合谋而获取。而我国情况与以上国家迥然不同，在国企改革的不同阶段，曾经出现不同内部人主体，内部人呈多元化态势。

（二）、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多角度分析阐释

青木昌彦（1994）认为，在私有化的场合，多数或相当大量的股权为内部人持有，在企业仍为国有的场合，在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内部人的利益得到有力的强调。而费方域（1996）则是根据剩余控制权或剩余索取权的标准界定内部控制。他对古典管家理论到哈特的成本理论的分析中，发现内部人控制在转轨经济和发达市场经济中有类似的地方。席酉民（2001）定义的内部人控制是指在企业的运作过程中，内部人的地位和作用占据主导的一种现象。这一定义虽然具有很强的覆盖性，但是仍过于抽象而难以有直观的把握。

内部人控制问题最早是从对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问题中引发出来的，虽然目前对公司治理问题仍没有标准的解释，但是对下面的观点是存在共识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旨在对公司内部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和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以实现公司经营目标的制衡机制。公司治理的核心是一种制衡关系，当这种制衡关系偏向于内部人而使这种制衡关系被打破时，内部人控制问题就随之产生了。

另外从企业的利益特征来看，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多个利益主体组成的利益组合，该企业或控制其现金流量的利益主体就总是有可能通过剥夺一个或多个利益主体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谋取私利，即使在利益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也存在人为地改变利益分配结构的潜在可能。当这种人为地控制来自于内部人时，内部人控制问题将不可避免。

二、内部人控制的产生机理

（一）、基于委托理论的根本因素分析

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国有企业在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资产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特定的委托—关系。在这一前提下，由于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等，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产生。产生于西方经济社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揭示了内部人控制之所以成为一种内生现象的本质原因，也说明了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内部人控制都会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因素而存在。

委托

国有企业特有的委托链

1、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不一致。所有者即国家的目标是单一的，即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而经营者的目标是多元的，既追求收入，也追求在职消费、经理王国的权利等，因此，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并不一致。当两者利益不一致时，经营者就有可能会放弃所有者的利益转而追求自己的利益。从多层委托广西中的权力中心——国家而言，它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是努力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合约所引起的交易成本，实现社会总产值的最大化；而是通过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执政者的垄断租金最大化。而与初始委托人和国家不同的是，对具体行使国有产权的自然人——政府官员而言，他们的效用函数可能包含了新税、津贴、声望、权力、庇护、机构的产出、边各级管理机构的便利性等（杨瑞龙，1997）。由于政府官员使国有公司的直接控制者，因而他们的长菜单般的效用函数必将影响国有公司的治理和运作。

2、所有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称。国家作为所有者是“外部人”，由于不参与实际经营，除非付出高昂的成本，否则，无法获得企业经营过程的真实信息。而经营者拥有关于企业经营过程中收入和费用的全部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也使得经营者有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损害所有者的权益。由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经理人员的工作性质，从而赋予经理人随即处置权，以及权力主体与经理人员相互之间不利于强者的依赖关系，是作为者的经理人取代作为权力主体的所有者成为企业经营实践中的权力主宰。

3、所有者和经营者对企业经营结果所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对等的。中央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一般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各级主管部门）来进行的。中间人相对于上一级来说是人，相对于下一级或企业来说又是委托人，这样就形成了一条委托－链。但是，在这个委托链中，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都不对称。首先中央政府代表全国人民享有绝大部分的剩余索取权，但它却并不直接承担监控国有企业的任务。中间人则相反，他们享有的剩余索取权远远不能和其拥有的决策权相匹配。由于现存的制度未能对中间人构成强有力的约束，所以中间人会千方百计地为地区和部门利益瓜分企业的剩余，同时还涌现出了大量的“政治创租”和“抽租”现象（McChesney，1988）。而对于企业内部人来说，他们享受的是近乎固定的报酬，企业剩余的多寡和他们自身利益关系甚微，这种激励机制显然不能调动其经营积极性。但他们认为可以把企业的利益转化为更多的自身利益时，内部人便会利用自己手中的决策权和信息优势，再辅以对政府官员寻租，不遗余力地谋求对企业的控制。

（二）、基于产权理论的制度因素分析

1、国有企业的初始委托人是全体人民，但实际上全体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无具体行为能力，特别是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初始委托人不相干，以致他们缺乏监督的动力。这就是国有产权“人人都有、人人都没有”的现象。结果，谁也不愿意用自己富裕的时间、额外的精力为国有资产操心，谁也没有动力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和监督，从而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

2、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尽管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行使国有产权，但国家也是不明确的概念，最终又要依赖各级政府，结果是地方和部门都有权管企业，但不同的部门（财政、国有资产管理、企业主管和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管企业，其结果造成了国有企业事实上的“产权主体缺位”。虽然说话管事的人不少，但真正承担责任的人没有。就是说，到底谁最终代表国家并对国有产权负责仍不清楚。

3、政府代表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由于政府本身也无具体行为能力，只能由官员代表政府管理国有企业。官员以政府的名义按照法律授予的权力管理与控制国有企业，可国有资产并非为这些人所有，而且为人民利益工作只是官员价值取向的一部分，除此以外，官员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欲望。这样，他们就会利用某种消费的增加补偿另一种消费的降低，官员效用函数中金钱与权力的转换就产生了大家都知道的“廉价投票权”现象。从理论上说，只要得到的收益大于预期的损失，就有可能诱使官员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

4、独特的企业权力结构。国有企业的权力结构比较特殊，表现在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政府对企业的人事任免拥有绝对的权威，其它投资机构拥有的权力十分有限。但是，政府对经理人员的任免、奖惩标准不仅仅是企业经济绩效，还包含政治和其它因素，这必然使得经理人员的行为目标函数偏离企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前面提到过，政府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没有能力监管好众多的国有企业，因此经理人员的行为偏差很难得到及时、有效地校正。随着企业内部决策权的不断增加，内部人对企业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

（三）、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人为因素分析

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一个特殊合约。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与所有者的货币资本本质上处于同等地位。长期以来，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历来应有的剩余索取权，人力资本所有者却未被明确赋予这一权利，也即人力资本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内部人控制问题实际上是人力资本贡献的一种“回报机制”。我国公司国有股独大、产权主体缺位的历史背景更是为这种回报机制提供了实现的环境。

我国国有企业在向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虽然初步改变了原有单一的所有格局但国有股权仍然占很大的比重，其他所有者所占的比重大低，且比较分散。据统计，深沪交易所1104家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高达45%，而第二大股东平均持股仅有8%。很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80-90%以上。即使是国有企业中的上市股份公司，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股票流动性差，削弱了“用脚投票”对经营者实施“退出”威胁的能力（2000年底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占到总股本的63%）。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仍处于低级阶段，难以形成对职业经理人的有效约束。同时也尚未形成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国有公司不能象民营公司那样采用各种激励政策对经理进行奖励，使经理人的剩余控制权与其剩余索取权匹配。经理人作为人力资本价值的所有者。其人力资本收益率和增值率还不完全取决于公司资产的营运状况。因而也难以形成对经理个人实行自我约束机制。

（四）、基于外部经营环境理论的外因分析

1、外部市场机制不完善。公司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以充分竞争的市场作为运行基础的。市场评判是监督和约束经营者行为的主要依据，市场机制则为这种监督和约束的实现创造了前提条件。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形成一种平均利润或平均成平，与这种平均利润或平均成本进行比较，即可以使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得到充分反映。所有者只要通过企业的利润率就足以对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价和监督。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形成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员市场。这两个市场的作用是，依据企业的经营绩效对经营者进行奖惩，因而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变成相容的。对照我国的国有企业，传统体制下由于没有市场和竞争，国家作为所有者不可能通过利润率获得关于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为了防止经营者利用信息不对称而侵权，相应的治理结构就是剥夺企业一切经营自主权，由国家直接掌握企业经营的全过程。改革后国有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和独立的经济利益，但由于仍然承担一系列传统发展战略和体制遗留下来的政策性和社会性负担，缺乏与其他类型的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

2、国有企业的非经济义务过多。国企承担一系列政策性、社会性负担，缺乏与其他类型的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即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是清晰的，国有产权有人负责和监督，国家作为所有者恐怕也是很难对经营者进行有效考核和监督的。而且，由于代表国家充当国有产权主体的政府及其官员本身也需要考核和监督，在国企经营绩效难以考核和评价的情况下，他们不但缺乏足够的动力（压力）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有效考核和监督，反而很可能会与企业经营者妥协甚至合谋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

3、预算约束软化。预算软约束是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亚诺什科尔奈）。但预算约束软化时，企业的经理、雇员和其他人往往将资源运用于钻预算约束的空子，而不是用来去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例如，当对债权人的保护很薄弱时，公司只要简单的陶废银行债务就能获得利益，而这时银行债务也就成了为一种事实上的隐性政府补贴，因为应行的损失早晚要从政府预算得到补偿。当一些企业发现在股票市场上剥夺小股东比废逃银行债务更容易时，企业上市就会起到软化而不是硬化预算约束的作用。

（五）、基于内部人控制财务理论的外显因素分析

从对西方分权化企业制度演进与财会制度和审计制度演进的历史轨迹考察发现，现代公司制度（特别是股份公司）作为典型的分权化企业组织形式是与现代财会制度、审计制度相伴而生、互相促进而发展起来的。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尽管在逐步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企业改革需要的财会制度，但是，一方面，财务制度的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于已建立起来的财务制度执行不力。财务制度不健全尤其是执行不力，使得财务活动未能对企业经理人员真正起到应有的监督约束作用。财务软约束，使得经理人员可以任意地操纵企业账目。在这种财务制度下，必然产生“内部人控制”失控现象。

我国企业财务能够被操纵主要是由于财务活动本身缺乏独立性和规范性造成的。财会人员受制于经理人员，势必形成经理人员操纵控制财务以致扰乱财务秩序的现象。因而，在公司制度发达的国家，由注册会计师职业团体规范成员的会计活动，并为会计成员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形成了对各企业经理人员的抗衡机制。独立的财务活动、公正不受干扰的审计活动是分权化企业财务活动有序进行的必要条件。企业经理人员干预财务或与财务人员合谋做假账，必定造成所有者权益的损失。例如近期的美国安然、安迪生、惠普、微软这些世界知名大公司均由于财务操纵，官司缠身。国内沸沸扬扬的郑百文、银广厦也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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