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企业发展方向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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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背景和方法；基本结果；分析与结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双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在我们进行比较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两种模式基本已经得到理论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有足够详细（按所有制划分）和足够时间段、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江苏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中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进行的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实现了长期的快速成长，但最近三年来尽管政府采取了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仍然乏力。虽然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但农民的收入却存在下降趋势（长虹针对农村的市场策略的失败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曾经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对经济成长起最重要推动作用的乡镇企业也存在着潜在的危机，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本文想从实证的角度，通过比较乡镇企业的两种发展模式，探讨乡镇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相关政策问题。

一、背景和方法

1980年以前的乡镇企业（1984年前叫乡村企业）多数是1958年工业化冲动失败后的遗产和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衍生物。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使乡镇企业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原则和“国民经济补充”地位的桎梏。虽然政策上的突破在1992年之后才真正实现，但政策上对乡镇企业的许多限制在80年代中期就不起作用（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乡镇企业最辉煌的时代正是80年代，因为那时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不到3％上升到超过30％，而在发达地区则接近或超过50％。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江苏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温州模式”。因为两种模式本身具有历史渊源、典型性和先进性，在当时是乡镇企业成功的代表，同时又受到两地政府和理论界的大力推崇，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指乡镇企业以集体（乡、村一级）企业为主、以中型企业（相对而言）为主、以工业为主、依托大中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则是一种以非集体（个体、私营或联户）企业为主、多元化发展、专业化市场分工与专业化市场导向为特征的一种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已有众多学者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优势、劣势进行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在此不再赘述。由于缺乏合适的样本和必要的数据，很难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本文以江苏和浙江省1987－1998年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来代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双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比邻上海，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双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基本一致。

2．在我们进行比较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1987年，江苏人口是6438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971亿元，工业产值占80．7％，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6．6％，人均工业产值2505元。同年浙江的人口是4121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078亿元，工业产值占78．9％，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3．2％，人均工业产值2064元。从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来看，两省都比较接近，仅浙江略逊一筹。

3．在1987年以后，两种模式基本已经得到理论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而且有足够的文字资料证明江苏省政府更倾向于肯定和推进“苏南模式”，而浙江省政府更积极推动“温州模式”。

4．有足够详细（按所有制划分）和足够时间段（1987－1998）的可比资料。

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可能差异，比较时我们只采用《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并尽量只进行横向比较，需要纵向比较的数据也经过处理，以消除价格、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二、基本结果

通过对1987年至1998年12年间的两省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我们可以从表1看出：1987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产值，还是雇佣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浙江，企业人均创产值也略高于浙江。而到了1998年后，除了雇佣人数略占优外，其他几方面都落后于浙江。反映了江苏乡镇企业经过12年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面落后于浙江乡镇企业。

2．整体上，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快于江苏非集体企业的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非集体企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个别年份（1991）之外，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江苏情况则不同，在1991－1994年这一阶段，集体企业的发展明显快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直到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南模式”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最快，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超过集体企业，非集体企业逐步由经济舞台上配角演变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1991年宏观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巨大，而非集体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这也是导致两省非集体企业在1991年相对萎缩的重要原因。另外，1998年江苏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突破增加主要是由于集体企业改制为非集体企业所致，而不是非集体自我发展的结果。

3．在企业规模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价格变化较快，以产值和收入为指标难以反映企业规模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以企业雇佣人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到：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江苏变化不显著，浙江则呈下降趋势。江苏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变化不大，浙江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则呈扩大趋势。但整体来看，1994年之后集体企业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若将1998年许多小的集体企业转制因素考虑过去，这一趋势就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集体企业在1994年后就逐步失去活力。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浙江，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同时两地的非集体企业规模呈明显扩大的趋势，说明非集体企业更具成长动力和潜力。而浙江的非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江苏，因此当集体企业逐步失去活力而非集体企业成为主角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就有比江苏更坚实的基础。

4．从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情况（表4）来看，江苏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浙江则在1988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但在1994年后处于稳定状态。由于企业个数增加，浙江乡镇企业的规模在缩小。这说明当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存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会趋于饱和甚至还会释放部分劳动力。浙江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虽呈增长趋势，但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减少，劳动力的吸收主要依靠非集体企业。但现有非集体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也非常有限，而主要依靠新增企业来吸收劳动力，这从1996年后非集体企业规模有缩小趋势可见一斑。同时，无论在江苏还是在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显著存在，各大中城市的众多温州发廊和裁缝店可资为证。

5．从乡镇企业人均创产值（表5）来看，1987年，江苏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创产值比江苏高13％。说明江苏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落后于浙江。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1997年后，也就是在集体企业失去活力之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南模式”的负面影响。若从不同性质企业的情况来看，不同模式的影响就更显著。1987－1998年间江苏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一直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说明江苏集体企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相对优势，但优势不明显，也没有扩大的趋势。而浙江非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明显高于江苏，而且差距在扩大。同时浙江的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超过集体企业，1998年仍然维持这种差距。说明“温州模式”不仅导致非集体总产值超过了集体企业，也导致非集体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总体上看，两省非集体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集体企业，说明非集体企业更有活力。

三、分析与结论

1．从上述比较结果来看，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并且江苏的集体企业仍然显著地优于浙江，但“苏南模式”在1994年之后就已经明显地失去了活力，这是导致江苏乡镇企业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委托一关系问题之外，“苏南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抑制非集体企业的发展，这在1992－1994年间乡镇企业大发展时非常明显：集体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机会、政府支持等），另一方面，增加了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因此，尽管1996年后江苏有大量的集体企业转制为非集体企业。但并没有改变江苏乡镇企业相对于浙江的颓势。浙江乡镇企业的成功在于集体企业减少时有大量的新的非集体企业产生，而江苏则没有，这是“苏南模式”的弱点。

2．“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纵向分工产生了内部专业市场和各种专业村、专业镇，这种模式在初期，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重复建厂、相互模仿、过度竞争、追求短期利润、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等特征。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纵向分工导致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很低，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厂，同时也容易逐渐发展出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企业。内部激烈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从而更有效地占领外部市场。从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集体企业和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江苏非集体企业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

3．许多地方政府喜欢上规模。但就上述比较来看，乡镇企业在较低规模水平上时，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超过40人以上后，规模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没有显著关系，甚至是负相关关系。例如1991－1994年间，江苏的集体企业规模在缩小，而浙江的集体企业规模在显著扩大，但这一阶段江苏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显著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因此规模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1997年后，浙江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于集体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企业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其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另一大特点。

4．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回流情况。江苏和浙江都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江苏自1988年从业人员数达到最高之后，十年间从业人数减少140多万，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即使在这样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没有解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仍在大量无限地流出，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尽管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宁沪杭地区）已经呈现典型的城市化趋势，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扩张、低进入障碍）已不复存在。农业由于相对过剩，导致与其它部门的交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缺乏有效积累的现实条件，因此期望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越来越趋于不现实。农村问题只有靠农业本身来解决。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约了与农村进行贸易的产业（如电视机等家电）的发展。

5．如果回顾农村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1984年前主要是农业的发展，在1984－1994年间，乡镇企业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主要推动作用。就江苏和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来看，1994年之后主要是非集体企业的发展在起推动作用。这些变化中的共同点在于：在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中，体制外的力量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计划体制下，农业几乎处于体制之外；在农村改革完成之后，乡镇企业则处于体制之外，因此在1989年开始的治理整顿中受到冲击最大；1994年之后，私营企业则是体制之外的新生力量。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激发体制外的潜在力量。就农村问题而言，未来的出路可能不在于如何发展乡镇企业，而在于如何使农民获得土地产权，使农民成为有产阶级，既防止农民无限度地流入城市，又可以使农业真正地产业化，吸引更多的投资，使资源的配置优化。

6．从上述各个方面的结果来看，作为乡镇企业主体的集体企业（乡村企业）目前已不再具有活力，并正处在改制过程中，而非集体企业的主体是个体企业。从长期来看，尽管个体企业现在具有活力，但并不意味将来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个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必然要进一步改制为现代企业。因此乡镇企业作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乡镇企业无论是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农村），还是作为一个所有制或经营者概念，都不再具有特殊性，因此乡镇企业的概念将逐步消失，而代之为一般的企业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