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与民族志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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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且公共管理学科较晚传入我国。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存在“西化”倾向、缺乏本土化、缺少人文关怀以及田野实践不足等问题，因此，可以引入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对公共管理所要实现的公共价值方面进行完善。公共管理学的核心是公共政策，将民族志方法引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能够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推动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完善公共管理理论，进一步发展公共管理学。

关键词：民族志方法；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视角

随着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公共管理实践越来越需要一种规范的、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因此，一门年轻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就应运而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具有应用性、政策性等特点。它在研究大量公共事务的同时，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形成了较完善的脉络体系，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亟须解决，如理论联系实际不足、研究方法缺乏实践性以及政策缺乏本土化的研究等。因此，公共管理学可以引入人文学科领域的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方法，来真正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与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切实解决社会利益问题，推动公共管理实践进一步发展。

一、民族志的内涵概述作为“记录的民族学”

［1］，民族志一词原文由两个部分组成———ethno（s）与graphy（法文graphie），它们均来自希腊文。其中，“graphy”源于希腊文的graphein，意思是“记录”（它的意思与汉文方志的“志”字相通，指的是有系统的记录）；“ethnos”则是指“民族”（需指出，因古希腊人并未给予种族与民族清晰的区分，当时用ethnos来指代的，恐为“混杂”之物，可兼指种族、民族及相关的文化。因而，中文对英文ethnography或欧陆ethnographie的译名有“人种志”“民族志”“田野〈文化〉志”）［2］。高丙中认为，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3］。简言之，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调查方法，民族志就是做完田野调查之后撰写的调查报告。在人类学领域，民族志也即田野调查报告的一种学术语言。它遵循着研究者亲自去、一年以上的实地调查时间以及通过分析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来撰写完整的调查报告三大原则，采用参与观察、深描及深度访谈等方法，并以人文关怀、平等对话、互动沟通等为价值取向，全面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坏境，挖掘背后隐藏的人文价值，由此生成珍贵的文本资料。民族志的产生是由一个田野工作调查到文本报告书写的过程，因此，民族志的形成有一个特定的过程。首先，人类学者需要亲自到被研究的个案地，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调查”，他们的方法被称为“田野工作方法”。然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他们的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民族志工作者的个人反省和理论观点的途径［4］。由此，得到的文本资料成为公共决策者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民族志于是便成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桥梁。

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仍面临的困境

公共管理学科很晚才引入我国，由于发展时间短、基础薄弱，我国的公共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挑战。（一）公共管理学研究仍然难以摆脱“西化”的误区。虽然公共管理学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整体而言，我国的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的影响，对西方的理论知识、政策实践处在一定程度的被动、消极的接受阶段。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现如今的学科研究重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偏向于西方的理论研究，这是十分遗憾的。我们应该把研究重点放在我国的实践研究上，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研究适合制定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政策。（二）公共管理学研究缺乏质的突破。1.理论与实践脱节。现当代的一些公共管理理论是由政府智囊团首先提出的。原本是希望能切实运用到实践中，但实际上却严重脱离预想。公共管理者有时仅仅对现有的理论做了“二次解释”，没有认真研究社会的实际问题，也没有认真地分析政策理论以便指导实践，导致理论与实际脱离，无法取得质的发展。2.严谨研究方法缺乏。这是存在的另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的研究方法过于重视理论层上的研究，多是采用诸如重数量而轻质量、重经验分析而轻实地调研、重宏观而轻微观的传统方法。这实际上也是目前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存在的重要问题。以这样的研究方法无法了解到社会的实际需要，不能制定出适宜的公共政策，难以解决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发展。（三）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虽然是从西方引入的，但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可借鉴一些优良成分，而非一味地引入西方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现阶段的公共管理理论由于缺乏中国概念元素，仍然处于萌芽时期。建立和发展属于我国本土化的公共管理理论，最终实现和西方发达国家高水平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是我们现阶段的发展目标，也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根本任务。（四）公共管理学缺乏对人的关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现阶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仅仅关注了理论研究，而缺乏对“人”这一最重要的因素的研究。而公共管理不论任何时候都应将“人”放在首位，因为“公共”二字就决定了其要维护的是公共利益，是有关“人”的利益。而且，按照当下的发展要求，我国公共管理也应该以人为本，将人的发展置于发展之首。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以及公共政策的实施说到底都41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更好地为人服务。众所周知，我国正处于向现代化强国发展的过程中，但对国家治理实践有指导作用的公共管理学科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公共管理知识也不完善。因此，一方面，我们急需引入西方的先进理论，但是在此过程中又要避免“缺乏本土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如果一味地吸收西方的东西，忽略了本国发展的特色历史文化条件，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导致徒劳无功，有时甚至适得其反。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缺失呢？现阶段一个可行的做法就是引入人类学家的工作以及引入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使公共管理知识真正为中国实际服务，真正发展出扎根于本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实现公共管理中国化。

三、民族志方法之于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发展的必要性

综观当下，有一个误区，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专属”研究方法，实则不然。如高丙中教授所言，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学［3］。即在人类学产生之前就有了民族志，且民族志也不是由人类学家发明的，如早期的业余民族志，完全是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多是由中世纪的传教士、殖民官员创作，并且当时的民族志撰写者并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人类学知识学习，大多是以对异邦风土人情的向往或好奇为动机，与人类学知识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不应专属于任何一门学科，而应是政治学、管理学等其他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享研究范畴［5］，并且应鼓励这种田野调查方法的跨学科应用，促进多学科之间的交流。民族志这种实地研究方法与公共管理实践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就有着重要的联系。当下，由于公共政策面临的决策环境和受众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果决策者对于被研究者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没有充分、清晰的了解，就会导致所作出的公共政策不适用特定社会环境，使现实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降低决策者的公信力，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因此，要想制定出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的政策，必须寻找一种观察社会的科学方法，在充分的利益、权力博弈分析下，真实地接触研究对象，真正了解社会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能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政策选择。诚然，从公共管理面临的现状可以看出，若想寻求一种能切实适应特定环境的社会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无疑是与之十分契合的。（一）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民族志方法是人文学科的一种跨学科实地调查方法，就其字面意思可知，它是对异族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描述，通过对异文化的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民族志，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对特定文化的基本概念［6］。换句话说，民族志就是在对特定的异民族、异文化赖以存在的思维模式和人际关系进行研究，并深入调查隐藏在特定圈子背后的利益关系以及权力运作之后，所形成的珍贵的文本资料。而现如今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正是存在着研究方法不严谨的危险，无论公共管理理论或是公共政策理论有多先进，但如果缺乏合适的研究方法作为支撑的决策，这种理论日后必定会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而民族志研究方法所强调的基本规则就是要求研究者必须亲自深入实地，长时间（至少达一年以上）地通过参与调查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并通过深度访谈、问卷统计、个案研究等方法来体悟和感受真实场景和文化内涵，然后如实将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动机等叙述出来［7］。因此，基于田野工作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客观的文化背景和真实的观察感悟，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民族志方法最终的研究结果通常是讲故事，即体现特定环境的现场感和真实感［8］。而就公共政策过程来说，社会问题的反馈是政策过程的开端，也是决策过程的关键一环，因为只有在存在现实社会问题，并且决策者有能力观察到已有问题的情况下，整个政策过程才会开始。此外，决策者发现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社会问题一旦定位错误就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社会问题除了对决策者能力有一定要求外，还要求决策者对当时当地的环境进行完整、细致的了解。否则，如果对环境本质缺乏真实接触，偏差的政策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显然，这也是公共管理实践中理论与实际联系不充分所导致的。而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必须亲自到现场的做长时间的参与研究就能很好地弥补这一点。从本土化政策建构的角度而言，公共管理学若想克服缺乏本土化研究特色的问题，就必须摒弃忙于利用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拿来主义”，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且公共政策制定必须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研究，深入群众，与被研究者同吃同住，以平等的姿态与被研究者互动、交流，了解目标受众最真实的想法，弄清阻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最真实的困难。同时，在深入现场做实地调研时，不应被预设的思维定式和理论假设所束缚，而应记录最真实的事件发展，以使政策更为契合社会环境，且尊重特定文化圈子的行为动机和特定利益。这也正符合中国民族志发展的期许：一是在引入和借鉴西方优秀学术理论的同时，避免全盘吸收，规避西方发展问题污染本国自然与人文环境，如资本主义的泡沫经济、环境恶化和生态污染、动乱和冲突等；二是在学习西方学者如何做民族志研究的同时，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差异，了解本国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特色，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研究，以期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二）民族志方法如何运用于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实践过程实际上是由问题发现、政策制定、实施、评估和终结几个阶段组成的，且这些阶段实质上关注的都是对利益的分配。因此，必须十分注重研究受众的影响因素，体现公共政策实践的人文意义。因其关注的对象是人，人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而采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无法深入研究人性和人的情感世界，也就无法做出科学的决策，达不到公共管理学的任务和目标。因此，必须引入民族志此类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来探究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及意义世界，做出有价值的决策。其实，仔细研究公共政策过程，可发现民族志方法也都适用于其实践过程的各个阶段。1.民族志方法之于发现问题阶段。在此阶段，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深入政策标的田野中去，去体会真实的问题来源和问题关联者对于问题的真实看法。需要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真正起点［9］。政策问题的发现是整个公共政策过程的开端，其中决策者是否具备发现社会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社会运行发展环节必然会出现一些缺位环节，而发现这些社会问题并及时反馈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才能启动新一轮的决策过程。在此阶段，就需要扎实的田野工作实践，通过深入群众生活，从群众整体利益出发，了解群众真正关心而无能力解决的生活问题，及时地将信息反馈到决策过程中，以制定出满足社会大多数人需求的公共政策。2.民族志方法之于制定政策阶段。在此阶段，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保证决策的公正性，这也是走向决策科学化的关键一步。因为，在当今社会，公正性不仅是对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尊重，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要因素。公正性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正的价值取向，即要维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而不应该出现暗箱操作、贪污受贿等行为。应保证公共政策服务于人民大众，而不是服务于某些个人或政府某些机构。另一方面是公正的决策程序，即决策过程要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充分听取社会群众的呼声，必要时还应吸收社会上某些专家团体参与其中，在采用其智慧经验的同时，专家团体的参与也起到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如此，决策过程便与民族志方法所崇尚的人文关怀不谋而合。3.民族志方法之于实施政策阶段。政策实施阶段是公共决策过程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再好的政策如果不严格地执行，也将成为一纸空文，浪费公共资源。因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执行者必须深入到真实的社会环境中，随时感知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群众对政策实施的反馈，及时将政策受众的想法和新的社会问题反馈到决策层，以便对政策进行修正，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而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强调调查者要深入实地，及时地获取第一手资料，这对政策执行、反馈无疑是非常必要的。4.民族志方法之于终结政策阶段。在公共政策中，终结的方式有四种：政策替代、分解、修正以及废止。替代就是不改变政策目标，在旧的政策不能够实现政策目标时，作出新的决策以取代之。分解就是在原有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时，将原来政策分为几部分，然后各部分再单独形成一个小政策。修正就是在原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发现了原政策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对此加以修改、完善，或者是加入一些补充条款以更好地达到政策目标。废止就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发现原政策目标不合时宜了或当经实践证明原政策本身存在错误时，对政策加以废除。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为视角，无论是替代、分解、修正还是废止，其实都是对原公共政策的中断、分裂或解体，体现出一种解构主义的倾向。而民族志方法基于其哲学基础，对世界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解构性和相对主义的观念［10］。在公共政策体系中，政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因此，不存在整个政策的体系化努力，也没有“这是最好的政策模式”之说，只有适合、符合现阶段发展的政策模式和源于实践的、原子式的扎根理论或公共政策。这与民族志方法论所具有的对传统公共决策的解构性观念相契合。

四、结语

随着现代化的进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更需要“接地气”，公共管理学研究要更多接触社会实际，运用民族志中的田野调查方法来获取第一手资料，为公共决策提供珍贵的文本参考资料。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必须顺应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社会的发展，将民族志方法引入公共管理实践中，更好地建构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模式。

作者:刘娜娜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