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生活互联网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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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卡斯特认为，社会的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间、组织之间，透过网络沟通而更加频繁地互动起来，从而形成已初具雏形的网络化社会（NetworkSociety）。进而卡斯特用“流动空间（spaceofflows）”这一概念具体阐释了网络社会空间在结构上的变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流动的空间大受青睐，因为重要的活动都在这里展开，CBD、高速公路、机场、电子传播都属于这种空间……”。①

网络社会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网络社会实际上也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人们在“互联网”这一公共空间展开各种行为活动，透过网络沟通而更加频繁地互动起来，深度和广度显著加深扩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互联网的崛起为人类的信息和知识活动形塑了一个新的场域，这是一个以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并存为基本特征的信息和知识场域，正日益广泛而深刻地重塑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权力关系。

1.互联网促进公民自我授权、参与社会实践

（1）互联网改善个体获取和信息的权力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媒介的选择和使用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的扩散现象，更是一种被社会结构、社会实践塑型的结果。②

“（在孩子丢失报警无果的情况下）我想到了网络，我立即找了个网吧，在百度搜索了“拐卖儿童”，立即出现了一个标题——“宝贝回家寻子网”，我立即点击进入了网站”。（彭高峰，寻子日记）在这一事件中，彭在求助派出所无果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网络，他的起意是突破信息受地域的“空间局限”，扩大搜索范围。在多方寻找无果，而媒体的关注焦点由于受特定社会职能左右，不可能对同一事件进行持续性报道的情况下，彭更加坚定了通过博客和论坛自己的寻子历程的决心，此时他突破的则是信息的“时间局限”。他在天涯的帖子点击量超过30万，回复达到3000多条，影响力不亚于一家发行全国且永远报道同一主题的报纸。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信息的扩散主要依赖于大众媒体，人们主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获取信息和知识，而微博、论坛等社会化媒体产品则瓦解了信息的权力，改变了原有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关系。正如网络传播学者闵大洪指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一人一媒体，所有人向所有人传播”的局面得以实现。

（2）互联网作为交流协调工具加速了集体行动的组织和实现

“宝贝回家网站注册人数有1万人，遍布全国各个省市，平日里大家在QQ群上交流，每个省都会有一个QQ群，每个群200到500人。”（宝贝回家网站介绍）在多次的集体行动中，失去孩子的家长们，通过网络交流信息，约定活动内容和时间，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互联网可以被看作扩散过程的间接载体，它的出现加速了扩散的过程，缩短了抗争的周期，从而可能强化冲突的程度③。这主要是因为信息流动是高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传播，而国家对于互联网信息流的控制(与传统媒体相比)相对比较弱，流通周期缩短，流通面增大。

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抗争类的行动，也包括有着共同目标的利他型行动。比如2011年春节期间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就是是网络时代典型的公民行动。在知名学者的带动下，类似彭家寻子的微博被热心网友不断转发，多位明星、多个慈善基金也参与进来，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行动通过微博激荡起一波一波的浪潮。活动开通一个月，就有10000余人关注，300多条乞讨儿童信息其上。

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使用微博等来协调行动，交换信息，公众在参与过程中保护彼此的共同利益，分享一种感受，塑造一个目标，并虚拟出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组织共同体。

2.互联网引发大众媒介权力的结构性变迁

网络社会以其特有的胸怀打破不同群体信息系统的分离状态，超越了原来的地方空间，个体无所谓省份、城市和农村，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覆盖在内。互联网信息技术超越时间和空间，既存在于每个人的个体信息圈，又超越个体，尤其是微博转播、点评等互动模式。特有的关系链，使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听众都是中心，增加了舆论传播的受众，与原有的传播模式有显著不同，深刻地改变着舆论生态环境及社会结构。

（1）互联网技术突破传统媒体议程设置

互联网，尤其是微博这一新的社会化媒体网络的应用，使得人们即使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也能就同一话题发表意见，构成了虚拟的公共表达平台。随着各类型新媒体对信息传播体系的快速拓展，信息传播过程的受控性持续降低，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媒介权力将更多地转移到普通公众，形成更强大的公权力。

彭家在寻子过程中，曾采取过一系列较为激进的方式。例如街头游行、上访等，不断挑战政府的权威，也因此，本地媒体受到政策层面限制，停止了对事件的关注和报道。其中多次事件虽都得到媒体的全程采访，最后却并无任何报道。

在深圳媒体停止报道后，彭家转而求助其家乡湖北媒体，《楚天都市报》进行了连续10天不同侧面的报道。但是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媒体热点都转移到了灾区，对于事件的关注趋于平淡。

传统媒体虽然停止了报道，但基于网络的信息传播则不断推进，彭家在天涯论坛的帖子保持持续热度，而在微博中，网友则根据自己的偏好，不断推动着信息的传播和扩散。特别是微博这种新兴传播形式，因其具备简单、快捷、终端多样化的优势，且主体多元，信息快速流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互联网报道突发事件的生态环境。

（2）传统媒体借力互联网技术，整合和延伸媒介权力

传统媒体主要是一点向多点传播，信息内容被有组织地、集中地加工并向无组织的、分散的受众，这种传统传播方式显然比较集中而易于管理与控制。谁控制了信息发出源，谁就控制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网络的交互性传播则从性质上改变了新闻传播方式和管理方法，凸现出受众或传播者的个人化状态。

《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基于对寻子联盟的调查、采访，写出了《南中国男童贩卖链条》的报道，文中对这一产业链做了全面深入的披露，但通过传统媒体的报道，仍然没能找到小文乐，邓飞寄希望于通过互联网寻找孩子，在微博中，他对彭家寻子事件的描述是：【互联网能再创奇迹吗？请帮彭高峰找到这个孩子】2008年，一男子在深圳抱走了湖北人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令其痛苦多年。深圳、东莞两地近年来共有上千男童被偷被拐，令国家掀起打拐狂飙，已解救5896儿童，移交民政736人，但未找到文乐。”（2010年9月26日，邓飞腾讯微博）当天，邓飞的微博“粉丝”数为960900，同时作为资深媒体人，邓飞的微博迅速得到了腾讯微博官方推荐人”腾讯薇薇”的转播。之后，微博转播人数不断增加，截至2011年2月5日，转播人数达到4500次，根据腾讯微博数据统计显示，平均每个人关注150人计算，此条信息的接触面达到675000人，覆盖了全国30个省市，包括偏远的西藏、新疆地区，也触达了绝大部分省份的地市。

在这个过程中，邓飞既是个体行为主体，更代表着身后的传统媒体：《凤凰周刊》。这无疑增大了事件的可信度，传统媒体的权力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延续和扩展。因此，某种程度上，当前网络社会的关系结构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原有社会关系的延伸，原有社会身份如明星、记者、学术大家、知名企业等等获取了更多的资源，传统社会关系决定了个体在这一公共领域的话语影响力。

3.互联网引发公权力的结构性变迁

（1）互联网弥补公权力的“缺位”

“微博寻子”事件体现出网民参与日常议题和事件的主动性、独立性，公众利用这一平台进行自我授权，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参与主体多元化、群体扩大化。而公权力受限于职责范围、权力规范、人力财力等多个现实因素，导致很多时候并无法及时地解决个人问题，这时，互联网可以在某方面弥补这种“缺位”。

比如，在此事件中，彭家曾强烈质疑深圳警方的行为：“我们不是有DNA数据库吗？比对一下孩子不就可以很快地回家了吗？当时河南警方和深圳的警察联系，说这个孩子是从深圳拐到河南的，但是我们的深圳警察为什么否认了？难道是顾及到深圳和谐城市的面子吗？最后还是我们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帮忙找到了莫金昌的父母。要不孩子也许将永远地呆在河南福利院了。

我们的DNA数据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和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跨地域行动一直是政府行为的难点，而“随手街拍乞讨儿童”则动员了最广大公众的力量，最大地域范围的资源，为相关机构和个人提供了一手的信息。不过，我们还是要看到公民参与自有其边界，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还是要专业机构来做。

在中国，效率最高、最专业的机构就是政府，如“拍照解救儿童”会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成效，但最终还是要依靠公安机关来实施真实的解救。

（2）互联网促进新兴公共领域“去权力化”

现实社会中人们还受制于身份、地位及现实人际关系网，常规的民意表达渠道与自由程度往往不能令人满意，而公共领域在互联网空间中获得了重生，重归其“自由交流”的本意，权力在虚拟空间中不再能扮演权威的角色。

彭家开始主要通过自己的渠道求助公权力机构，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彭家一直在寻求政府的帮助，或者给政府施压，先后前往广东省公安厅、省人大、省政府，但要么没有见到主要负责人，要么就被劝回。在省内未获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他又多次进京上访，希望可以从政府层面引起关注，但都缺乏积极回应。不仅如此，部分持有公权力的机构还通过自己的权力限制了媒体、个体的行动权力，一度要求彭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并多次要求媒体不要报道该新闻事件。

只有在网络中，尤其是论坛和博客这类权力机构监督相对较弱的区域，彭及其他家长才突破了权力结构的固有框架，可以相对自由地抒发情绪和感受。

（3）公权力利用互联网重新建构权力关系

毫无疑问，公权力正不断面对互联网技术的挑战：信息高速流动，可以在短时间内传播到全球范围，而国家对于互联网信息流的控制(与传统媒体相比)相对比较弱，这些特点意味着与社会运动相关的信息的流通周期缩短，流通面增大，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冲击。

政府公权力在“生产—经验—权力”的结构逻辑中，因为网络社会“流动空间”使信息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不得不面对经验与权力结构的改变，对互联网的利用和管理亦是重建权力关系的过程：2009年6月2日公安部邀请宝贝回家的部分打拐志愿者代表座谈，公安部和民间组织宝贝回家在打拐问题上形成了联动；广州市公安局有关方面表示，他们已经关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

尽管公权力在网络中依然有其不可撼动的地位，但却开始以更平等的姿态与普通公民进行对话，中央政府提倡通过网络了解民意，目前流行的微博受到了各地政府机构的关注。

结论

在人们社会行动及其选择的领域中，互联网正是通过其为人们所提供的诸种网络行动成果和方式，造成了一些以前难以达到的行动目标得以达到，或某些过去难以实现的价值规范更易实现，从而对当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尽管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互联网而限制互联网的政治影响，但是，对于实践主体的行动而言，互联网更有可能是作为手段而加以应用，而不是被用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加之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手段对互联网加以控制，更为个体在流动空间这一公共场域内的行动和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类似的草根运动和复杂的社会实践将继续塑造城市，也塑造整个社会。“流动空间的草根化”（thegrassrootingofthespaceofflows），也就是以互联网作为社会动员与应对社会挑战的网络，流动空间以其独有的对时空关系的重塑，对信息的生产和获取方式，对权力关系的生产和改变，重新组织和建构着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