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汉武帝时期西南夷道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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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巴蜀西南外蛮夷有西南夷，其中较大的部落有夜郎、滇、邛都、嗜雟、昆明、徙、筰都、冉尨和白马，包括了今天云南以及贵州、四川两省西部在内的广大地区。对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交通的课题，学术界虽然有所涉猎，但目前尚无专门的研究。通过对古代西南交通的发展史，特别是汉武帝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对西南夷地区交通经营史的研究，除能弄清有关道路修筑的基本史实外，还对于我们以史为鉴、开阔眼界、拓展思路等具有重大意义。

一、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及存在的不足

关于研究状况，有如下几篇文章值得关注:其一，朱惠荣的《汉承秦制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1］，立意着眼于边疆开发，交通仅是各方面开发措施的一部分，虽对西南夷道的情况有所涉猎，但毕竟角度不同，也只是略微提及。其二，李珍焱的《秦汉时期巴蜀地区通“西南”的道路及其意义》［2］，虽然通篇论述开西南夷道的过程，但是就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言之不详，使人难以了解开道的艰辛以及更深刻地理解开道成功的伟大历史意义。其三，高荣的《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3］，虽对西南夷道路进行了较好叙述，但其主要侧重于边疆地区的经营，即由于道路的开辟给西南夷地区带来的有利的发展条件。其四，李正周的《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4］、黎小龙的《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5］、武宝宁和吴硕的《西汉经营西南地区的政策及其分析》［6］等文均是从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的角度对西南夷道的开发进行评价和总结，并未详细提及其他诸问题。关于汉武帝所修西南夷道路的具体路线，目前仍存在着一些分歧。朱惠荣的《汉承秦制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认为西南夷道由四条路组成:灵关道(旄牛道)由今天的四川峨边县到西昌;夜郎道由今四川宜宾到贵州西;夷道由巴符关到夜郎，东边由夷道县(今湖北宜都附近)西进;博南山道由洱海地区到保山县。李珍焱在《秦汉时期巴蜀地区通“西南”的道路及其意义》一文中则认为西南夷道由南夷道(唐蒙道)和西夷道(零关道和博南山道)组成。高荣的《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认为西南夷道由南夷道(夜郎道)、西夷道(零关道、灵关道)和博南山道组成。笔者认为，朱惠荣所谓的四条道路提到的“夷道”仅仅根据《水经•江水注》所言“汉武帝伐西南夷，道从此路出”，显然缺乏可靠的支撑材料，尚有待进一步考证。而根据汉朝时把滇、黔以及川南称为“南夷”，川西称为“西夷”的说法，把川西的零关道和云南的博南山道合并为西夷道略显牵强。根据古代科技落后的特点，道路修筑大都沿河沿江。笔者经过对比地图、查阅史籍、综合分析后认为，西南夷道由南夷道、西夷道、博南山道组成，即基本赞成高荣的观点。不过，对于西南夷具体的路线经过，高荣叙述得不太详尽。本文拟在高荣观点的基础之上，根据古代生产力限制，陆路交通往往沿河而修的特点，对此作详细的叙述，并且通过图1来对比秦朝的“五尺道”和汉朝“南夷道”路线，更直观地体现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对于高荣略述的灵关道和博南山道进行较为细致的论述，着重揭示其他学者未曾详细研究的在开路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以及解决难题的政策、措施，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显示其在现当代开发西南的借鉴意义。

二、汉武帝以前西南夷道路开发的基本状况

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最早开始于战国晚期。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7］。可见，在战国晚期已经有一条水路可以通往西南夷地区。西南夷地区民族众多，物产丰饶，但是地形复杂，交通阻塞，社会发展不平衡，整个地区内有农耕、半农耕半游牧、游牧等不同的生产方式，可见其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受地形地势条件所限，秦汉以前虽然有商路可通外界，但仅满足于各地互通有无的需求。随着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巩固，这种民间的商业交往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政府支持商路开发是大势所趋。公元前316年，秦国先后灭掉蜀、巴，秦昭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先对青衣江和岷江合流处进行河道疏浚夷险，“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8］，避免继续“破害舟船”。又从成都循岷江而下，辟山修筑通往当时“僰人”［9］聚居地区(今四川宜宾市)的道路，这条道路也称为“僰道”。因“其崖崭峻，不可凿”，李冰采取积薪烧岩的办法，即先火烧山崖，再浇上凉水，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使岩石质地变松，易于开凿。李冰的这些措施为西南夷的开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法。图1五尺道和南夷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派“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0］。常頞将“僰道”延伸，在李冰所筑的由成都至宜宾的“僰道”基础上，开通南广到朱提的道路。此道南经高县、筠连，渡筠连河，西至云南盐津，渡横江，沿横江北岸西行，经豆沙关至大关、彝良，渡洒鱼河南到昭通［11］。由于地势险峻，开凿困难，宽仅五尺，只能过人、畜而不能通车，称“五尺道”。“五尺道”是官方修筑通往西南夷的第一条道路，它的成功开辟，不仅密切了中央王朝和西南夷地区的经济联系，还成就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12］的王朝新局面。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在汉初的60多年里，内则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外则抵御匈奴滋扰。西南夷地区自从秦开“五尺道”后，“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10］。汉为巩固新生政权，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停止了巴蜀与西南夷的往来，“五尺道”废。《华阳国志•蜀志》说:“(汉高祖)虽王有巴蜀，南中(指今滇、黔和川西南地区)不宾也”，“高后六年(前182年)，城僰道，开青衣”［8］，重新建立了内地和西南夷的联系，到汉武帝时，大规模开发西南夷的条件成熟。

三、汉武帝开“西南夷道”的简单经过及有关线路的厘清

公元前141年，刘彻继帝位。这时西汉经过文景之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汉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力，不仅扭转了对北方匈奴的不利局面，同时还注意边疆地区的扩展，“开土列郡，爰建方州……汉武之迹，可谓大业”［13］。在西南夷地区，汉武帝在采取军事手段扩张领土的同时，加强政治上的控制，伴随而来的是内地与西南夷地区的文化相互融合，经济交流不断，使得西南夷地区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建设，特别是道路的修筑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说汉王朝的政治势力进入西南边疆，是随着开发交通同时进行的。汉武帝在秦朝“五尺道”基础上，对西南夷的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和修建。公元前136年，东越王郑攻打南越。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奉汉武帝之命出兵击东越。恢遣时任番阳令的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来自蜀地的枸酱，经过一番调查了解，才知道蜀商“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14］于是上书汉武帝建议开发夜郎道，武帝许之。“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柞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键为郡。”［10］拉开了开发西南夷道的序幕。唐蒙扩建秦的“五尺道”，“南入斩之，凿山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今云南曲靖［11］)，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其堑凿之迹犹存。”［15］道路宽十几尺，离地面三四十尺高。又自僰道指牂牁江。《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古平夷县治在今贵州毕节市东。此道从僰道(今四川宜宾)出发途经南广县(今高县、筠连、云南盐津、大关、彝良、镇雄一带)、平夷县、汉阳县(威宁、水城、六枝特区)，沿符河水(今南广河)、筠连河、羊官水(今横江)到牂牁江(今北盘江)，即“南夷道”(如图1)，也称“唐蒙道”［11］。

继唐蒙之后，汉武帝任命熟悉蜀事的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在西南夷地区，司马相如“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积极奔走斡旋，“略定西夷，邛、筰、冉尨、斯榆之君徼，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筰)”［16］“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10］。至此，打通了成都到邛都(今西昌市)的道路“零关道”。根据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所载古今地名及山河走势，我们认为这条通往邛都的道路的具体路线应是从今四川成都出发经临邛(今邛崃)、青衣(今芦山)、严道(今荥经)、牦牛(今汉源)四县，沿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过甘洛、冕宁经安宁河至西昌［17］，其大体路线如图2。《汉书•食货志下》载:“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但是，面对当时西南夷反、匈奴虎视眈眈的局面，汉武帝接受公孙弘建议，罢西夷，专力事匈奴，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图2零关道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说在大夏看见蜀布、邛竹杖，经过询问当地人得知“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还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史记•西南夷列传》)。汉武帝由此下决心开发西南夷，打通通往身毒的近道。“于是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于公元前109年，开通了博南山道。《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今云南永平、保山之间)，渡兰沧水(今澜沧江)、耆溪，置雟唐(今云南保山)、不韦(今云南施甸)二县。”通过用兵征服南越、且兰，并迫使夜郎、滇国臣服。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形成以“五尺道”为基础包括南夷道、西夷道、博南山道的“西南夷道”。可以说，汉武帝为开发西南夷费尽了人力、物力、财力、心力，终于打通了内地到西南夷的道路，保证了中央王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加强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了西南夷自身的快速发展。但是，伴随着开发的进程，却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四、开西南夷道产生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汉武帝三次开发西南夷地区，都不是纯粹的为了西南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是带有政治军事目的:开南夷道是为了打通可以通往闽粤的南部通道以击南越，开西夷道和博南山道则是为了寻找通往身毒的捷径，联络西域各国，对抗匈奴。另外，西南夷地区本就民族众多，地形地势复杂，社会发展失衡。内外因素种种叠加，不仅增加了开发的难度，同时也为开发进程埋下了隐患。面对重重阻碍，汉武帝积极应对，最终圆满开通西南夷道。西南夷地区地势险峻，气候瘴湿，唐蒙、司马相如全力经营。唐蒙受命开“南夷道”，厚赂西南族，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但是修筑道路仍不可避免的因工程庞大、耗费巨额而阻碍重重。“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18］。为修筑西南夷道，汉武帝因地制宜，采取了就近对口支持的办法。他不仅使“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而且“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19，20］，即在西南地区设置十七郡，除按其原来的风俗治理，不征赋税外，还要求南阳、汉中以南各郡，各自根据地理位置，就近供给新郡官吏士卒的俸禄、粮食、货币、物资，以及驿传所用的车马和被物器具等。同时，征调数郡士卒开凿高山、劈斩顽石、填沟架阁，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修筑此路。在短短的两年间，士兵和民工露宿山林，疲惫不堪，因水土不服、疾病传染而死的不计其数，“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记”［20］。因此，唐蒙在西南夷的开道工程遭到巴蜀人民的强烈反对。汉武帝在斥责唐蒙的同时，命熟悉蜀事的司马相如发表《喻巴蜀檄》，对蜀民进行安慰;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带重金出使蜀地，最终平息了民怨。“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为了解决筑路官员、士兵、民工的粮食问题，从巴蜀地“千里负担馈粮”，而运粮的后勤人员比修路的士卒和民工多几倍，致使“率十余钟致一石”［21］，巴蜀士乡认为“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粮食的短缺无疑加重了巴蜀人民的负担，加剧了当地的社会矛盾，面对巨大的粮食耗费，巴蜀难以为继。为了解决开路士兵、民工的粮食问题，汉武帝实行大规模的徙民屯垦。“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史记•平准书》)，即从内地招募商人、富豪投资西南———屯田，他们所收的谷物供给当地，凭借官府出具的凭证在内地府库领币帛。又“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22］，将内地破产农民、贫困户以及“死罪”、“奔民”、“谪民”、“三辅罪人”［6］迁移到西南夷地区和郡县驻守的郡兵屯田垦殖，参加具体劳动。这项措施，成功地解决了开道粮食困难问题，减轻了当地民众的负担，开发了西南夷地区。西南夷地区民族众多，民族矛盾不可避免。公元前126年，由于北方匈奴肇事，“西南夷又数反”，武帝被迫放弃西南夷事，专事匈奴。公元前112年，为寻身毒道，派四路使者复西南夷事，为雟、昆明诸部阻。及南越、且兰反，为保障“西南夷道”工程的顺利畅通进行，汉武帝选择毅然出兵收复，军需供给亦是就巴蜀取。“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23］，形成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摊军费的制度。汉武帝最终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灵活运用政策和策略迫使夜郎、滇国归附，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七郡:犍为郡、牂柯郡、越雟郡、益州郡、沈犁郡、汶山郡、武都郡［24］，加强了中央对西南夷地区的管理，在政治上为西南夷道的开通提供了保障。伴随着西南夷道的全线开通，西南夷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西南夷自此归属中央，巩固了汉朝的“大一统”局面。汉朝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生产技术传入西南夷地区，对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其文明开化和社会变革，迎来崭新的时代。同时，汉武帝开“西南夷道”及对其的治理为后世开交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示例和典范，也为当代中国开发西南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五、汉武帝开发西南交通的宝贵经验

西南地区历来以其富饶闻名。如何合理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趋利避害，充分调动西南地区的能动作用，便成为开发西南地区的首要问题，我们要以史为鉴，高度重视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大规模开发南地区的成功经验。具体可资借鉴的经验有以下五条。第一，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修路。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客观上加快了西南夷地区的发展。当时的西南夷地区处于闭塞状态中，富庶稀奇的物资无法“走出去”，严重制约了西南夷的发展。汉武帝开“西南夷道”，扩宽扩长了秦“五尺道”，改变了“栈道”的历史，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当今的西南地区开发，要具有长远的眼光，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投入，先行建设特别是加强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只有搞好交通事业，才能更好地为大规模的开发服好务。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汉武帝对于开发西南夷的重视态度。作为中央政府，要为开发西南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给予西南开发充足的保障。不仅要落实好在西南的优惠政策和项目，也要鼓励当地政府、居民积极行动起来，自主发展。第二，因事制宜制定合理的政策。汉武帝在开“西南夷道”时，看到内地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差异，制定“厚赂”“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等政策，前期西南夷民众果然积极配合，开道因此进展顺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花费了巨额财力、损失了大量人力后，开道工程进展却愈加缓慢，到了后期，出现了种种困难。汉武帝结合当地实际，依托巴蜀的富庶和紧邻西南夷地区这样的情势，果断加以利用。尽管曾一度放弃了“事西南夷”，但很快恢复开发，汉武帝表现得进退合宜，意志坚定，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开得“西南夷道”。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地形地势复杂，遇到困难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开发西南时，要进退有度，着眼当前，结合实际，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依托有利的环境，使其良好发展。第三，就近对口支援西南地区交通建设的措施。即“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的对口援助政策。这种就近对口支援的政策，既节约运费，又加强了内地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融洽了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关系。第四，大量吸引“外资”来进行开发。汉武帝曾对西南夷进行移民屯田，从内地迁徙大量的富豪对西南夷进行投资，迁徙大量劳动力屯田，既解决“开西南夷道”的粮食供应问题，又为西南夷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随着劳动力而来的是先进的垦殖技术和农耕工具，变革了当地的生产方式，加快了社会的开化和进步。另外，豪民的引进，使其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先进文化快速地融入当地，有效地配合了政治控制和经济交流，为形成牢固的民族向心力注入了活力。当今，我们开发西南地区，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策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转变观念，积极有效地发展经济。第五，“积薪烧岩”的筑路技术。今人常常低估古人的生产能力，认为古人技术落后，难以完成大的土木工程。李冰继承前人利用水、火的经验，使用积薪烧岩的办法修道，并为汉武帝所继承，充分显示了古人的聪明智慧。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交通不仅有利于“大一统”局面的深入发展，加速民族融合，加强内地与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力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发展，为后世开发西南奠定了基础。另外，在开发“西南夷道”过程中能够顺利解决出现的问题，充分彰显了汉武帝的魄力，同时也为当代建设西南提供了参考和借鉴。